有一定的工業基礎

    從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在臺經營了半個世紀。５０年來，日本為了掠奪海島財富，在壓榨、盤剝人民的基礎上也修建了一些工業基礎設施。到日本投降前夕，台灣已形成了較好的交通網路，電力工業、食品加工業、港口建設、農田水利建設和普及教育等方面也有了相當基礎。

    當時，台灣的交通亦較發達。１９４５年台灣光復時，全島鐵路總長１２０４７公里，其中公營鐵路９０１３公里、私營鐵路２９６１公里；公路總長５５９９.９公里， 其中公營幹線７６９.２公里、民營專線４８３０.７公里。航運方面，台灣有基隆、高雄、花蓮、蘇澳等港口，新建的台中港到１９４４年已完成６０％。 早在１９３９年， 基隆港貨物吞吐量已達４５０萬噸、乘客３０萬人次； １９４５年， 高雄港月吞吐量達２０萬噸。較為發達的交通運輸是工業能夠發展的條件之一。

    １９４５年台灣光復後， 國民黨將日本在臺的公、 私營企業、銀行悉數沒收。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共接收工礦企業４９６家。

    除此以外，國民黨還接收了擁有３８７５萬元的煤礦、３５５６０枚紗綻的紡織業、年産５２００噸的鋼鐵業及制糖業。農業方面，當時台灣的農業較大陸頗為發達，農民普遍使用化肥。台灣的耕地， 有６６.６％被日本殖民主義者掠奪為“公地”；在３３.４％的“私地”中又有３３.４％的土地被日本殖民當局配給日本移民。 台灣光復後， 國民黨將日人所侵佔的“公”、“私”地全部沒收，使佔全島耕地總面積７０％的農田掌握在國民黨手中,這是國民黨能夠順利進行土改的一個重要原因。總之, 日本５０年的經營使台灣工業有了一定的基礎，而國民黨悉數接收了日本在臺所有工礦企業，就為台灣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還派員赴日本，拆除一批工業設備運回台灣。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還將庫存黃金、 白銀、 外匯全部運臺，且將一些企業也遷往台灣，還帶走了一大批技術人員。這等於把全國的財力投入到一個省的建設，使之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遠遠超過大陸的一般水準。

    “美援”——台灣經濟恢復與初步發展的“支柱”

    從５０年代初到６０年代中期，“美援”對台灣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美國對台灣的援助分為“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

    “經濟援助”。從１９５０年下半年起，美國恢復了對台灣當局的援助。１９５１—１９６５年，台灣接受美援總數達１４８２００萬美元。１９６５年６月３０日美援基本停止後，美國還向台灣提供了一批農業剩餘産品。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美國國會通過的美臺《雙邊安全撥款法案》提出，對臺援助的目的是“使台灣除了國防事務之外，以經濟方面都能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因此，台灣初期建設階段，凡需鉅額投資項目，均有美國貸款援助。 例如， 從１９５２到１９６０年， 電力總投資中，“美援”佔６７.７％，台資佔３２.３％；在製造業中，“美援”佔２４％，台資佔４７.２％；交通運輸中，“美援”佔２８.１％，台資佔１７.８％。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６３年間，“美援”佔台灣基建投資總額的７５％。５０年代台灣經濟以農業為主，出口商品大多是傳統農産品，同時要大批進口日用消費必須品和工業原料、機器設備，從而造成１９５３—１９６０年長達８年的貿易逆差。“美援”則是這個逆差的主要填補者。此外，“美援”還彌補了台灣龐大軍費開支所造成的財政赤字。台灣當局的經濟決策人尹仲容承認：“自１９５１至１９６１年間，平均每年逆差達１０５００萬美元，由美援彌補者平均每年為９０００萬美元”，“將台灣的情形與任何國家比較，不要忘記了我們每年接受了約１億美元的美援。假如沒有這筆美援，僅憑我們自己的經濟力量，還不能達到目前的水準。換句話説，我們的成長率不是全憑我們經濟內部的成長力量所産生的”。

    技術“援助”。１９６５年以前，美國對臺以“經濟援助”為方，也有部分“技術援助”。其範圍包括工農業生産、土地改革、文化交流、教育衛生、鄉村改進等。援助方式多為選聘技術專家到臺工作，或在臺選派人員赴美培訓。從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６１年，臺共送赴美及其他國家訓練人員達２１２９人，費用約６００萬美元。在全部“美援”中，用於技術合作費用達１４４３８萬美元，佔美援總額的９.７４％。 １９６４年，台灣成立“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獲得“中美基金會”１億美元的財政援助， 建立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工程、 科學５個研究中心。１９６９年，臺美又簽訂了《中美科學及技術合作協定》。《協定》規定，臺美雙方在所有被承認的科學及技術部門進行廣泛的合作。通過人員交流、舉辦學術會議、交流資料等方式，台灣得到了大量科技發展資訊及技術資料。在美國幫助下，台灣還著手進行原子能、電子科學等方面的基礎研究。應當指出的是，當時，美國對臺採取非限制性的技術轉讓，導致台灣技術方面一直依賴美國。既促進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又造成台灣技術力量的嚴重不足。

    最後，越南戰爭期間，台灣是美軍大量軍需品的轉運基地，且有１０００多種美軍需品在臺加工直接供應在越美軍。使台灣從中獲取利潤、學到不少技術。

    有利的國際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及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和地區為求經濟的發展， 加強了國際間的合作。 國際間貨物、勞務與資金交流的限制不斷減輕。在美國的財力等各方面支援下， 台灣也加入到這種合作之中。 國際間經濟合作是台灣經濟得以走向世界的前提。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日等國，由於技術進步和工資的提高，逐步轉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一些落後國家和地區有大量廉價勞動力， 加上輕工業所需資本少、週轉快，於是一些先進國家原有的輕工業生産和技術很快轉向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這就是台灣“出口加工業”崛起的大背景。 在這一轉變中，日本對台灣的影響尤為顯著。二次大戰後, 日本工業結構即轉向技術資料密集工業。原來的出口産品如紡織品、三夾板、腳踏車等輕工産品逐漸為高級産品所取代，輕次産品的國際市場逐漸自動或被迫讓出，為台灣、香港及後來的南朝鮮所取代。 同時， 已實現工業轉型的工業國家仍需大量的農、副、輕工次級産品，而台灣的食品加工、農副産品歷來是傳統出口産品，加上美臺之間的“政治關係”，美國便成了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市場向台灣全方位開放，為台灣經濟發展又提供了一個機會。最後,６０年代，世界上發現並開採了許多新油田, 能源供應充裕、價格低廉，這對嚴重缺乏能源的台灣來説，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適應形勢的決策

    國際大環境為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時機。但是，能否利用這個機會、並創造利用此機會的條件主要取決於主觀因素。可以説，台灣當局及其決策人物較好地處理了這種關係。

    首先，制訂、採取了一系列適應台灣實際和國際經濟形勢的政策。台灣在光復前已有相當的工業基礎，農田水利建設亦有一定規模。可是，台灣仍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當局為擺脫島內混亂，首先抓住農業，推行“土地改革”，從而穩住了整個社會的大頭，逐步解決了島內第一件大事——吃飯問題。台灣的土改僅僅是一種改良，極不徹底，但另一方面卻減少了大的社會震動。土改過程中，又有意識地將一部分地價轉向工業，促進了工業的恢復和發展。 １９５２年， 台灣經濟基本恢復進入初步發展階段。台灣當局在“以農養工、進口替代”思想指導下，著力發展農業，以求為工業發展提供更堅實的基礎。當局還利用交通、海運較為便利的條件，進口工業所需的産品，限制農産品進口，有目的的保護農業。 農業的發展 ，有力地促進了工業的“進口替代”。第三期四年計劃完成後,台灣當局鋻於島內工業發展順利, 看到國際經濟轉型的大機遇，立刻在第四期四年計劃中提出“出口擴張”的設想，並在計劃中作了具體規定，使台灣經濟在第四期計劃完成後順利地適應國際機遇、利用島內廉價勞動力，轉為“加工出口”。之後，台灣當局不止一次地調整有關政策（包括外匯管理、所得稅、投資條例、工廠法等），以適應經濟形勢的不斷發展。當然，台灣當局在進行上述工作的同時，由於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政策方面也有很大的片面性,這將在下面專門介紹。

    教育促經濟

    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已經證明，教育與經濟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口的增長只能增加勞動力，教育則能改變勞動力素質和勞動手段從而提高勞動生産率。

    台灣教育在日據時期已有所發展。不過，當時完全是殖民教育。 台灣光復後， 國民黨全部接收了台灣的教育機構（包括各類學校和教育機關）。對日據時代的教育內容有區別地予以“改造”：政治部分，廢除奴化教育代之以“黨化”教育；智育部分則基本保留延續下來。１９４９年國民黨退臺後，隨著台灣形勢的日漸穩定和經濟發展,台灣的教育也有了一定發展,到１９８６年，台灣各類學校６５００所，在校生５００４６人。台灣的教育制度按“官民並舉”、“公私共舉”的辦法，實行學前教育和９年制“國民義務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有一定法規，形成了“義務制教育”、“中等職業教育和中等普通教育相結合”、“高等教育”系列。１９８６年，全島共有大學１０９所、職業中學１０１所。台灣的教育經費分“中央”、省、縣三級制。１９８０年， 省級教育經費佔全省財政支出的２５％； 縣級佔４６％(日據時期，“省”級教育經費佔財政支出的６.４２％；縣級佔２.７％)。並且，教育經費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從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２年,台灣“國民生産總值”增長了２６.４３倍、教育投資增長了９０倍。教育的發展，提高了勞動力素質。６０年代以前，台灣的勞動力中還有不少文盲，自從推行“９年義務教育制”後,到１９８０年,台灣勞動力的知識水準已發展為以大專程度為主。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直接導致生産率增長。１９８１年比１９７６年的勞動生産率提高５６７％，而就業人數僅增長１７.８％。可見，教育的發展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又一推動力。

    台灣培養了大批人才,但外流很多。１９５１—１９８１年, 台灣出“國”人員達１６８００多人，回來只有８８６３人，外流量達８５％。此外，台灣的教育只注重智育而忽略德育，政治教育只是那些僵化的“反共”為主的“黨化”教條，成為８０年代後期島內出現思想混亂和嚴重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後，自從國民黨退臺之後，在全島實行嚴密的政治控制和軍事高壓，島內沒有政治罷工、沒有軍事政變、很少發生社會動亂。從５０年代末期起，外部環境比較安定，尤其是６０年代中期之後，海峽兩岸關係處於“冷戰”時期。較為安定的內部環境為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儘管國民黨當局所採取的政治高壓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但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蔣經國逝世後，台灣當局推行所謂“民主化”，社會日益動亂，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兩相對比，問題就顯得更清楚。

    從以上諸方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台灣經濟能夠較快發展, 原因異常複雜。有客觀的機遇，也有人為的指導。這兩者之間相互聯繫，互為作用。因此，過分的誇大任何一面都是不客觀的，台灣當局肆意誇大台灣經濟發展的人為因素， 並作為“台灣經驗”四處推廣。客觀地説，４０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某個階段或某個方面確有一些成功之處，可供發展中國家參考，但這些成功之處並不貫穿于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何況，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台灣本身固有的弱點，在台灣當局大肆吹噓“台灣經驗”的同時，台灣經濟愈來愈暴露出其潛在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