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東京港區麻布臺的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最近訪客忽然增加了不少。原因是日本外務省５月２９日公佈了一批３０年以上的外交文獻，其中包括前首相佐藤榮作和前外務政務次官毛利松平“訪問”台灣、前首相吉田茂訪問歐美、前外相椎名悅三郎訪問蘇聯及歐洲、對印尼和平條約及戰後賠償協定談判等的秘密檔案，總數達４０萬頁以上。

    佐藤榮作兩次與蔣介石會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１９６７年９月當時的首相佐藤榮作“訪問”台灣的會談記錄。同年１１月，日美開始正式會談有關沖繩歸還日本的問題，日本似乎為了給擔心中國大陸威脅的台灣吃定心丸，提前向台灣交代了與美國談判的基本方針。根據文獻記錄，佐藤與蔣介石的談判從９月８日開始，共進行兩次，在第二次會談觸及沖繩問題。佐藤對蔣介石説：“沖繩問題必須解決。”佐藤一方面向蔣介石通報沖繩即將回歸日本，另一方面透露“日本不希望美國削弱遠東的防禦體系”。對此，蔣介石回應説：“合理解決沖繩問題的日子早晚會到來， 沖繩和小笠原諸島問題應該是比較容易解決的。”“日本國民是否操之過急？美國並不是不講道理的國家。”顯示蔣認為日本根本不必急於收回沖繩。

    此外，在與佐藤舉行的第一次會談中，蔣介石還談及中國大陸的核軍備問題：“亞洲各國正為此感到不安呢。”他認為（當時）中共黨內及政府、軍方呈現混亂，有人可能反叛毛澤東，因而是反攻大陸的好時機，稱“作為內戰，最好不讓美蘇插手，這兩三年是反攻大陸的最佳機遇，要是錯過就沒有機會了。”蔣還請日本向美國轉達他的意見，但是佐藤以“日本憲法禁止軍事介入他國事務，我應該遵守憲法、自衛隊法”為由而加以拒絕，示意蔣應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台灣、大陸均堅持“一個中國”

    外交檔案還披露日本對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種種考慮。日本當時主張只有以 “兩個中國” 方式才能確保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認為若要維持台灣的席位就不妨讓中國大陸加入，不料兩岸都不肯承認“兩個中國”，最後只得以台灣退出、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收場。檔案指出，１９６１年７月，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對前首相岸信介解釋説，“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時在聯合國擁有議席的説法將可贏得最多數的支援”。 岸信介無可奈何地表示：“結論是只有兩個中國才能解決兩岸問題。”另外，１９６２年２月，到巴基斯坦訪問的日本特使川島次郎曾表示，“事實上中國有兩個，但是台灣和中國大陸均主張一個中國而各不相讓，實在為難”。１９６８年７月，日本外相三木武夫和英國外相會談，英方表示“將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隔絕是有害的”，三木也承認“長期而言，讓中國大陸加入是有意義的”，但是反對將台灣趕出聯合國的立場不變。１９６４年池田內閣推出“政經分離”政策促進和中國大陸經濟交往的同時，台灣以召回大使為威脅並表示抗議。為安撫台灣，日本派遣前首相吉田茂于同年２月攜帶池田親筆信以特使身份秘密到臺，表示支援反攻大陸，這便是日本對兩岸作雙重外交的開端。吉田茂巧妙地運用“事實上的首相特使”和“私人立場”兩種身份完成了使命。

    實際上，早在１９５４年，吉田擔任首相期間訪英時，就勸説英國促使中國大陸開放市場。到１９６２年，吉田以私人身份訪問英國時，又向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提出在不承認中國大陸政權的前提條件下，以救濟中國饑荒為由打開中國市場，但由於美國的強硬反對沒有實現，直到池田內閣上臺後，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才拉開序幕。

    吉田與蔣介石的共識

    在１９６４年的４月和５月,吉田向台灣分別送交兩份信函, 被稱為第二次吉田書簡。在４月書簡中，吉田再次確認了與蔣介石會談時達成一致的“反共”、“反兩個中國”立場，而在５月給“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的書簡中，吉田指出“年內不準許向中國大陸出口維尼侖（尼龍）生産設施”，給第二年的政策留出餘地。１９７２年日本與北京建交而與台灣斷交時，日本政府表示“５月書簡不代表日本立場”，對所謂的４月書簡則表示一概不知。

    據東京大學副教授陳肇斌的最新研究，早在簽訂舊金山和約的１９５１年，吉田已經預見中國與蘇聯早晚會分道揚鑣，而希望與中國維持關係，卻遭到美國特使杜勒斯的反對，並令其答應不與中國建交。但僅在４天后，吉田就向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史迪威遞交了未署名的書簡，稱“日本作為獨立國家，必須有獨立的對中國政策”，為日後的對華雙重外交埋下伏筆。據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衛藤沈吉回憶，吉田去世前不久曾在家中與其談及第二次吉田書簡，説他一方面明言“兩個中國”，另一方面又表示“這話不能明説，處理每個問題都要隨機應變”。

    搞“兩個中國”心照不宣

    在日本１９９８年公佈的外交檔案中，已有池田向歐美提議“兩個中國”的記載，因而日本的外交分析家認為，這些都證明“兩個中國”不是吉田的個人意志，而是日本外交領導層心照不宣的共識。外務省這次雖未公佈吉田訪台有關文件，但是公開了在吉田與蔣介石會談後，日本外務省政務次官毛利松平３月份以政府人士身份到臺的記錄。其中蔣介石與毛利會談後,特別提到: “你回國後向吉田先生轉達，希望一切依會談所達成協定的原則來進行”。

    １９９９年，日本築波大學文部技官清水麗在台灣的公文檔案館發現了台灣當局向其駐美大使轉達已和日本訂立“中日共同反共五項綱要”的電文，清水認為：“對於台灣海峽兩岸的分裂狀態，日本外交並非毫無過失。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後，日本僅重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過分低估與雙方建立平衡關係，６０年代日本外交的嘗試對今天的日美中臺外交仍有參考價值。”

    據知情人士透露，雖然外務省的內部規定是“事隔３０年的檔案即可公佈”，但實際上這條規定不具備約束力，還有不少已經到期的檔案因“有關國家安全”而未被公開，此次公佈的檔案仍是精挑細選的。用官場上的流行語説就是：“秘密要一直帶到墳墓裏。”還有多少有關日本在臺海兩岸推行雙重外交的秘密石沉大海，不得而知。（夏冰，選自《海外星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