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結束後，許被陳儀內定為台灣大學校長。可是國府教育部以許為魯訊好友，為魯迅思想的宣傳者，而拒絕任用。當時的教育部長是C.C（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巨子陳立夫，因此，或是説這是必然收場。許壽裳不得已，只有擔任陳儀設置的台灣省立編譯館館長，並兼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但于1948年2月18日夜晚，在台灣大學宿舍被暗殺。此舉被指為政治整肅的恐怖行動的一環，大受國內外的挾擊。

    提起《浙江潮》的同仁就會想起沈仲九的名字。沈與陳儀有親戚關係（沈為陳妻之堂弟，陳之第一任夫人為中國人），于日本留學後，再到德國留學，據説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居於領導地位的會員。以智囊地位參與陳儀的福建施政，在同一期間主持行政幹部訓練訓練班，另一方面他又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徵求同好。沈仲九在陳儀的保護下，戰略上，局外人不易窺知其基本想法，但在戰術方面，則可看出其有立志求興國民富與中國共産黨不同的“第三路線”的濃厚形跡。沈把台灣看成理想的實驗場地，而早在重慶就策定三項“基本施政方針”。即：（1）樹立適合台灣實情的行政制度。（2）實施統一接收。（3）保持幣制的安定。

    其中（1）是要樹立承認日本在總督府體制形式的長官公署體制，謀求如同日本的台灣總督，掌握行政與軍政的一元性權力，陳儀於是兼任台灣省行政長官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2）是要完全掌握“日産”——日本有關機關及其人員所留下的財産，預先阻止針對接收的權益而介入的大陸各勢力，以便確保治臺財政基礎理論。（3）是要隔絕大陸通貨膨脹的狂潮，意圖禁止大陸的浙江財閥係銀行和C.C.掌握的農民銀行等向台灣發展。

    沈仲九在表面上高唱“實踐三民主義”和“建設台灣為模範省”，實質上則大舉留用日本人，致力於建立體制。接收專賣局，繼續實施專賣制度，為謀求獨佔進出口與移出入而創設貿易局，為建立計劃經濟而事務統計等等。

    陳儀來臺時有疏求好，他要求部隊遵守紀律，為此曾將一違紀的馬姓少將當眾槍殺示眾。對於台灣民政、財政、金融、治安、警備、糧食、工礦等問題，他也試圖深入了解。他身體好，生活軍事化，拿盒飯上班，以辦公室為家，曾經使他的幕僚們受不了。

    然而遺憾的是，他身為台灣最高行政首長，未能深入了解台灣民性民情，而若干高級幹部粉飾太平，未能掌握政局現狀，終於釀成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陳儀也因此去職，最後竟走上斷頭臺。

    國民黨的腐敗決定了陳儀註定要失敗的。

    陳、沈的政策結果與其期望相去甚遠。

    國民黨的大陸上那一套貪污腐化、橫徵暴斂、黑暗兇殘的專制統治，變本加厲地搬到台灣。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擅開公庫，篡改賬簿，盜竊公款，私賣物資，化公為私。他們甚至不擇手段，將工廠的機器，將機場的收音機都拆毀拍賣，以飽麼囊。有的為了消臟來跡，竟放火燒燬工廠、機關辦公室，倉庫也頻頻突燃“怪火”，給群眾生命財産帶來巨大損失。日本殖民者留下的20萬戶住宅，也成了軍政官員的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