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結束後,許被陳儀內定為台灣大學校長。可是國府教育部以許為魯訊好友,為魯迅思想的宣傳者,而拒絕任用。當時的教育部長是C.C(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巨子陳立夫,因此,或是説這是必然收場。許壽裳不得已,只有擔任陳儀設置的台灣省立編譯館館長,並兼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但于1948年2月18日夜晚,在台灣大學宿舍被暗殺。此舉被指為政治整肅的恐怖行動的一環,大受國內外的挾擊。
提起《浙江潮》的同仁就會想起沈仲九的名字。沈與陳儀有親戚關係(沈為陳妻之堂弟,陳之第一任夫人為中國人),于日本留學後,再到德國留學,據説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居於領導地位的會員。以智囊地位參與陳儀的福建施政,在同一期間主持行政幹部訓練訓練班,另一方面他又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徵求同好。沈仲九在陳儀的保護下,戰略上,局外人不易窺知其基本想法,但在戰術方面,則可看出其有立志求興國民富與中國共産黨不同的“第三路線”的濃厚形跡。沈把台灣看成理想的實驗場地,而早在重慶就策定三項“基本施政方針”。即:(1)樹立適合台灣實情的行政制度。(2)實施統一接收。(3)保持幣制的安定。
其中(1)是要樹立承認日本在總督府體制形式的長官公署體制,謀求如同日本的台灣總督,掌握行政與軍政的一元性權力,陳儀於是兼任台灣省行政長官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2)是要完全掌握“日産”——日本有關機關及其人員所留下的財産,預先阻止針對接收的權益而介入的大陸各勢力,以便確保治臺財政基礎理論。(3)是要隔絕大陸通貨膨脹的狂潮,意圖禁止大陸的浙江財閥係銀行和C.C.掌握的農民銀行等向台灣發展。
沈仲九在表面上高唱“實踐三民主義”和“建設台灣為模範省”,實質上則大舉留用日本人,致力於建立體制。接收專賣局,繼續實施專賣制度,為謀求獨佔進出口與移出入而創設貿易局,為建立計劃經濟而事務統計等等。
陳儀來臺時有疏求好,他要求部隊遵守紀律,為此曾將一違紀的馬姓少將當眾槍殺示眾。對於台灣民政、財政、金融、治安、警備、糧食、工礦等問題,他也試圖深入了解。他身體好,生活軍事化,拿盒飯上班,以辦公室為家,曾經使他的幕僚們受不了。
然而遺憾的是,他身為台灣最高行政首長,未能深入了解台灣民性民情,而若干高級幹部粉飾太平,未能掌握政局現狀,終於釀成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陳儀也因此去職,最後竟走上斷頭臺。
國民黨的腐敗決定了陳儀註定要失敗的。
陳、沈的政策結果與其期望相去甚遠。
國民黨的大陸上那一套貪污腐化、橫徵暴斂、黑暗兇殘的專制統治,變本加厲地搬到台灣。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擅開公庫,篡改賬簿,盜竊公款,私賣物資,化公為私。他們甚至不擇手段,將工廠的機器,將機場的收音機都拆毀拍賣,以飽麼囊。有的為了消臟來跡,竟放火燒燬工廠、機關辦公室,倉庫也頻頻突燃“怪火”,給群眾生命財産帶來巨大損失。日本殖民者留下的20萬戶住宅,也成了軍政官員的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