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台灣化”的加速

    

    李登輝主政以來,推行政黨政治,丟棄孫中山思想,改變國民黨屬性,並借“民主改革”之機,加速推進國民黨本土化,使臺籍人士壟斷黨政主要職務。在意識形態方面,極力宣揚“台灣人意識”和“台灣生命共同體”等觀念,並在政策行為上以台灣為中心調整和實行其內外政策。經過國民黨的“十四全”,國民黨已經完成了台灣化,變成了台灣國民黨。

    (一) 丟棄“國父思想”, 繼續政黨政治,改變國民黨屬性

    蔣氏父子在台灣一直標榜按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理論建立“五權體制”,宣稱奉行“三民主義”。李登輝主政後大力推動國民黨台灣化,台灣政權本土化,“國父思想”成了其實現這一目標的障礙。在1990年李登輝召開的“國是會議”上,“國父思想”成了“朝野改革派代表共同質疑的思想體系”。李的一名“智囊”甚至公開發表聲明稱,“三民主義基本上具有法西斯的色彩”。於是“國父思想”成了“政治革新”的對象。國民黨通過“憲政改革”實質上否定了“五權體制”,同時公開拋棄這一思想,用“李登輝主義”而代之。所謂“李登輝主義”,紐約《世界日報》稱,就是“台灣主義”,是“國民黨現階段的內政外交的理論與實際”。

    在李登輝“台灣主義”思想體系下所進行的“憲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革新”, 使國民黨逐漸改變了其屬性。 首先,改變了國民黨的階級基礎,由官僚資本家與以大陸籍為主的資本家變成了以臺籍資本家為主要代表的台灣資産階級政黨。經過40餘年的經濟方針、政策的不斷調整,台灣經濟在得到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本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這就是由原來大陸資本佔優勢的情況變為臺籍資本所佔比重超過了大陸籍資本。資料表明:當前在台灣10大富豪中本省人士佔8 家,大陸籍只有2家;在100個大企業中本省人享有76,外省人只佔12家,合資12家;至於1000家大企業與70余萬家中小企業更是本省人士的天下。這些表明,國民黨的階級基礎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而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國民黨已成了主要代表台灣資産階級的政黨。其次,在走向政黨政治時,發跡了原來壟斷、支配的性質,成了與其他政黨競爭的黨。李登輝表示:民主政治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就是要落實平民政治,開始政黨公平競爭。“十四全”時國民黨已將自己定為“具有革命精神的民主政黨”,按李登輝的解釋,“就是要敢於重修這個百年老店,使它煥然一新,完成民主政治的目標”。幾年來,國民黨的體質改造與實踐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國民黨不但按“人團法”規定,向有關部門登記,而且還完成了“法人登記”手續,形式上將自己和其他政黨一樣置於平等地位, 並取得了所謂對臺統治的“合法性”。 第三, 進一步結合地方派系, 加強加深與台灣基層社會的關係。雖然過去國民黨也重視地方派系,把它看做維持對臺統治的依靠力量,但對地方派系活動僅僅限制在地方上,而不容許他們進入“中央政權”。李主政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地方派系不僅大舉進軍“中央”, 而且成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尤其是民進黨逐漸形成了對國民黨的統治威脅。為此,為了與民進黨競爭,保住執政地位,國民黨加強了與地方派系的聯繫,地方派系的代表人物也大量涌入“中央”,成了國民黨統治必須依靠的社會基礎。國民黨的統治根植于台灣基層。 目前,台灣籍黨員已佔黨員總數的85%,而真正從大陸去的國民黨黨員只有3%。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已發生巨大變化。

    (二) 大力推進國民黨本土化,臺籍人士壟斷黨政主要職務

    國民黨去臺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大陸籍人士控制著黨政主要部門。1952年國民黨“七大”時選出中委32人,臺籍僅1人,佔總數的3.1%; 中常委11人全為大陸人所佔有。蔣經國去世前召開最後一次中央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臺籍中委在150名的總數中佔有30名,為20%;中常委14名,佔總數31名的45.2%。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 李登輝首次以臺籍人士身份繼任臺“總統”,並出任國民黨代主席職務,一舉登上台灣最高領導寶座。7月召開“十三全”, 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主席,中委增加到180人,本省人佔了其中的38.3%,為69人;中常委為16人,佔總額31的51.6%,首次超過外省人。 此後經過“十四全”、“行政院”的幾度改組,國民黨權力結構中的省籍比例,在短短的數年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大批臺籍人士迅速進入黨政權力核心,佔據主導地位,黨主席和秘書長、組工會主任均由臺籍人士擔任,並打破了蔣經國時代省籍平衡的慣例,臺籍人士壟斷黨政最高職務。具體情況如下:

    1. 黨務系統。 國民黨現約有200多萬名黨員,其中約85%是臺籍人。 經由“十三全” 及 “十四全”,國民黨權力構成的省籍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黨主席由臺籍人士擔任,4位副主席中,臺籍人佔50%; 31名中常委中, 臺籍有18人,比上屆增加2人,外省籍只剩13人;在210名中央委員中,本省籍勢力由上屆只佔38.3%,增至55.2%,首次超過了外省人。在地方上,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黨部主委由臺籍人擔任,21個市、縣黨部主委絕大多數由臺籍人擔任,至於國民黨基層領導人,則完全是臺籍人士的天下。

    2. 行政系統。李登輝上臺後,在短短的5年內4度改組“內閣”,3次更換“閣揆”, 1993年讓連戰出任“行政院長”。這是國民黨去臺40餘年來首次由臺籍人出任“行政院長”,在連“內閣”成員中,以往“大陸籍人士為主軸,臺籍人士為輔”的權力分配結構,變為“臺籍人為主軸,大陸籍為輔”的新政權結構模式。在“五院”中“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四院均為台灣籍人,只有“監察院”為大陸籍人。這樣,國民黨政權構成黨主席、秘書長及“總統”和“五院”均為臺籍人士掌控的局面,它標誌著臺籍本土勢力全面執掌台灣政權的新時代業已開始。

    3. 國會。國民黨在實施台灣地區增額“民意代表”選舉後,臺籍人士進入“中央民意機構”人數有所增加,但所佔比例仍相當小。 1988年,在935名“國大代表”中,臺籍人僅有101人, 給佔總數的10.7%; 在312名 “立法委員”中,臺籍人士有78名, 約佔總數的25%,即使是經過1989年“增額立委”改選,臺籍“立委”也僅佔“立委”總人數的30%。 經“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全面改選後組成的第二“國大”、 二屆“立法院” 的組成,其省籍結構改過去以大陸籍人士為主體變成以臺籍人士為主體。 在403名二屆“國代”中, 臺籍324人,佔總數的80.69%,外省籍79人,僅佔19.31%;161名二屆“立委”中,臺籍136人,佔總數的84.4%,外省籍25人,僅佔總數的15.6%,總計在新一屆“國會”564名代表中,臺籍人士佔總數的81.2%。這樣,“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已演變成“台灣國民大會”,“中華民國立法院”蛻變成“台灣立法院”,“中華民國國會”基本上實現了台灣化。

    (三) 推行以“台灣為中心”的意識形態、 內外政策

    國民黨推行台灣化表現在理念方面, 是確立所謂 “台灣優先”、“台灣為中心”及“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新理念,即“凡事以維護2100萬人利益及福祉為出發點”。這一思想源於國、民兩黨共同鼓吹的“建立台灣生命共同體”(民進黨稱“命運共同體”)。 因此在1993年的台灣縣、 市長選舉中,朝野各黨派當選人在競選中提出的政見與思想化身明顯突出台灣優先的公共政策, 國民黨的競選口號是 “愛國家(臺)、愛鄉土,為臺2000萬民眾服務”。新當選的縣、市長也均強調“認同台灣”、“利益優先”。

    台灣化之後的國民黨,其決策者李登輝等人,均以“台灣為利益優先” 為原則制訂台灣當局的內外政策。 在“對外”關係上, 以“首腦外交”、 “經濟外交”,“度假外交”、“校友外交”等多種形式推行“務實外交”,並拼命擠入一些國際組織,在參與聯合國問題上也不惜一切代價,以凸顯台灣的所謂“國際人格”、“主權獨立”地位。內政上, 將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來規劃, 在“修憲”時即規定,“總統”由臺、澎、金、馬地區公民直接選舉産生;在軍事上採守勢防禦戰略,以保衛“台灣安全”為目標。大陸政策上,從“國統綱領”的頒布,“階段性兩個中國”論的出籠,到1994年7月5日發表《臺海兩岸關係説明書》,強調兩岸“分裂分治”, 拋售“一個中國, 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把“一個中國”定義為“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宣稱“中共代表大陸,我們代表我們”,大陸與台灣“各自享有統治權”,在國際社會是“並存之國際法人”。

    國民黨的台灣化是與島社會經濟的變遷,政治權力重組及“憲政改革”等緊密相連的,其結果是使原來的中國國民黨變成台灣國民黨。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在國民黨召開“十四全”後説:“李登輝就任總統四年來的最大功能是瓦解了舊國民黨那個巨無霸”。李登輝也多次聲稱,國民黨已“老店新開”,“國民黨早就是台灣國民黨了。這樣很好啊!”此後,李登輝在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談話時更露骨的宣稱,國民黨是一個“外來政權”,“要成為台灣人的國民黨”,並妄稱要建立“台灣人的國家”,這顯然是與兩岸人民追求祖國統一的願望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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