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驅逐出聯合國

    1971年10月，26屆聯大“257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1972年2月， 尼克松訪華， 發表《上海公報》；同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1979年1月，中美建交，台灣當局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和困挫。

    （二）政治上出現新的分化和權力之爭

    經過20餘年的發展，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統治體制受到挑戰，黨內分化加劇，出現了這樣幾個集團和派別：

    1.官邸元老派

    由蔣家主要成員和長期追隨蔣家而得到重用的親信、重臣，以及一些資深“中評委”、“資深民意代表”組成。其代表人物有宋美齡、蔣經國、俞國華、沈昌煥、李煥、倪文亞、嚴家淦、谷正綱、黃少谷、陳立夫等。他們十分注意國民黨 “法統”地位和蔣家的既得利益。 他們的形象比較保守，因而成為黨內“革新”勢力和黨外反對派抨擊的主要對象。 他們大多是從大陸來的一批國民黨元老， 主張一個中國。雖然在權力鬥爭中，他們的影響在消弱，地位在下降，然而他們畢竟有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和深厚的權力基礎，加上他們其他派系的代表人物有著複雜的舊關係，因而他們對台灣政局的影響仍不可低估。

    2.地方實力派

    主要是由台灣上層官僚和從政的地方財團頭面人物組成。在“革新保臺”方針下，國民黨推行“本土化”政策，重用了一批台灣籍出身的官僚。他們的代表人物有謝東閔、林洋港、邱創煥、辜振甫、李登輝等人。他們與官邸派有著深厚的關係，又與地方政團、財團有千絲萬縷關係，在未來的政治舞臺上將發揮重要作用。

    3.中生代精英派

    這是國民黨第三代接班群體，由一批年輕有為的精英分子組成。他們有大陸籍的，也有台灣籍的，而以後者居多。在“本土化”政策下，他們脫穎而出，在政治舞臺上鋒芒畢露。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宋楚瑜、 連戰、陳履安、錢復、施啟揚、徐立德、許水德、馬英九、趙少康、黃昆輝、吳伯雄、關中、李慶華、章孝嚴、王建煊、肖萬長、郭婉容等等。

    這些人的特點是：首先，他們有深厚的血統淵源。從家庭出身看， 這些青年政要一般都有顯赫的家世， 父輩的遺澤，也就是出身名門。 其次，他們學歷較高， 大多是赴美國、日本的留學生，很多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是某一學科方面的專家，有的還一面從政，一面兼大學、研究所教授。其三有不凡的才幹，突出的政績，他們都是學者、技術型的官員，是“學者風範、政客手腕”兼備的人物，他們有新思想，敢於創新，注意務實，講究效率，因此為官一方，大多有較好的“政績”。這批中生代精英分子，是台灣黨政第三代人物，他們對台灣政局和兩岸關係會産生深刻的影響。

    4.軍事實力派

    軍方長期以來是蔣介石絕對權威控制下國民黨軍事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後期，在推行“革新保臺”方針下，軍方頭面人物開始步入政界，他們要利用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力量， 而在各派系鬥爭上， 有些人也需要利用軍方的支援，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軍方實力派人物在蔣介石後期至蔣經國時期，也成為政壇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縱觀國民黨上層矛盾及其發展，派系之間存在著如下一些特徵：第一，派系陣線盤根錯節。由於各派政治勢力沒有統一的政見和嚴密的組織結構，內部呈鬆散、不穩定狀況，成員的分化、組合大多基於政治利益上的互相利用和見風使舵的權衡取捨。第二，各派勢力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利用。第三，各種矛盾相互交織，既有各派之間的摩擦較量，又有派系內部的互相轉換。

    （三）“政治革新”政策的推行

    黨內出現分化的同時，黨外勢力也開始活躍于政壇。70年代中期後，黨外勢力進一步發展，他們提出“廢除戒嚴令”、 “開放黨禁、報禁”， 實行“政黨政治”等主張。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面對台灣社會矛盾日益發展，為了“應變求存”，開始推行“革新保臺”的一系列措施，以求“在臺生根”。這些措施有：

    第一，調整權力結構，擴大國民黨政治基礎，推行“本土化”、“年輕化”政策。“本土化”政策是蔣介石在台灣統治後期推行，由蔣經國具休執行的一個政策。隨著60年代經濟的發展，台灣地方財團勢力膨脹，中産階級迅速崛起和壯大，他們的代表人物強烈要求國民黨重新分配政治資源。同時，長期以來，國民黨在“革新保臺”方針下，推行“本土化”政策。將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台灣籍人士參政取得了幾項突破：“行政院”的各“部委”中，到1972年由過去的4.5%，上升到22%；“行政院副院長”、台灣“省主席”首次由臺籍人士擔任； 國民黨中常委中， 臺籍人士由60年代的不滿10%增加到22.7%。隨著國民黨上層權力結構的調整，台灣地方財團同國民黨官僚資本進一步結合在一起，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大支柱，國民黨政權開始由大陸籍官僚資産階級為主轉為同台灣大資産階級的聯合專政。

    第二，經濟上開始由發展輕紡工業向發展重工業轉變，並重視高新技術的開發。蔣經國上臺後，開始在經濟上採取新戰略措施，把重點轉到重化工業和高新技術方面上來，相繼提出“十項建設”和 “十三項建設”計劃， 對石油、鋼鐵、造船、電力、交通、電子等加重投資，力圖改變工業結構。

    第三，開展“務實外交”，力求在國際夾縫中求生存。蔣介石集團被驅逐出聯合國，國際上日益孤立後，在對外關係上變換手法， 開始推行“務實外交”， 即在非官方名義下，通過經貿、文化、體育等各種渠道，和已與台灣“斷”的國家建立“務實關係”，並以民間機構名義向外派駐各種官方機構。

    第四，從1972年起台灣當局開始定期舉辦“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以滿足一些臺籍人士參政的願望，並試圖緩和業已出現的“法統”危機。與此同時，蔣經國在黨政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完成了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替。

    50年代蔣經國已出任 “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進入“改造和員會”， “七全” 後被選為中央委員會的常務委員。 60年代後地位日益上升， 先後出任“救國團”主任、“退輔委員會”主任、“經濟合作委員會”副主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職。1965年陳誠去世後，又出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國防會議秘書長”等職。1972年起出任“行政院長”。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後，他以“行政院長”出任民黨中央主席，後“總統”嚴家淦又推舉蔣經國為“副總統”，讓其自然出任“總統”，從而逐步完成了權力轉移和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