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西方學者統計，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５年按每人平均所獲得的美援總數，台灣佔世界第五位，而且比世界１２０個國家同期所獲得的每人外援平均數幾乎高出６倍。台灣所接受的“軍事援助”，主要用於建立和發展軍事工業和軍事設施。除此之外，美國等國家還向台灣提供了中長期貸款、私人直接貸款和軍事貸款。而在經濟援助方面，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美國的“經濟援助”屬於“贈予性援助”，目的在於解救台灣方面的燃眉之急，安定和整頓台灣內部混亂的經濟和政局。朝鮮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案”，包括三項內容：軍事協作援助、防衛援助和技術合作。依此決定向台灣提供大量援助。鋻於當時台灣當局尚不具備償還能力， 美援於是就基本屬於 “贈與”性質。正如台灣早期經濟決策人之一尹仲容所説的，“美援的適時到達，正如給垂危的病人注射強心劑。如無美援支應，則不但若干經濟建設無法進行，即使台幣內外值也無法穩定。”

    應該看到，台灣比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甚至個別發達國家（如義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經濟恢復的過程，同時也比任何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較早地渡過了初期的進口替代階段，而快速地轉向出口擴張的階段。這其中自然有“美援”的刺激和誘導作用。另外一個結果是，台灣被帶動加入了國際分工體系。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 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出訪台灣。 訪問期間，雙方正式商討了締結“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隨後，美國總統特使和國防部長先後４次訪問台北，同蔣介石進行了會談。 雙方主要就“反攻大陸”問題進行了磋商， 美國方面提出了前提條件，要求台灣方面在採取針對大陸的重大軍事行動之前徵得美國政府的同意，放棄美國所認為的不必要的進攻大陸的行動。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在華盛頓，台灣當局和美國政府簽定了“美臺共同防禦條約”。１９５５年３月，雙方又在台北交換了批准書，條約開始生效。針對這一條約的簽定，中國政府表示了明確的反對。１２月，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美蔣‘共同防禦條約’根本是非法的,無效的”,“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自己祖國的完全統一”。人民日報社論指出，美臺兩家的絲毫不影響台灣的法律地位。中國人民決不因此而放棄解放台灣的努力。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便以一舉解放浙江沿海一江山島的堅定行動，強有力地扼制美臺的挑釁行動。當時，毛澤東要試一試這個條約的真正效力如何，他認為，有這個條約，解放軍還是要打就打。

    適應于冷戰時期的美國國家戰略，美援和“美臺共同防禦條約”一起成為穩固和加強美國政府與台灣當局政治戰略和軍事安全關係的兩個關鍵環節。 它們共同導致美臺雙方結成了 “盟國式”的關係。台灣當局也因此成為美國和西方正式的安全夥伴和經貿夥伴。

    為了以武力阻止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美國政府全面發展了同台灣當局的各種關係，在政治上對台灣當局長期給予官方承認，支援其在國際社會的“合法地位”。１９５０年６月前，美國在台北僅派駐一名領事級代表，７月，美國政府任命藍欽為駐臺代辦級使節，１９５１年將駐台北“總領事館”升格為“大使館”，重新確定了國民黨政權遷臺後美臺雙方之間的正式官方關係。美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提供的援助，進一步把美臺軍事政治合作關係提高到“同盟化”的階段。１９５３年以後，艾森豪威爾政府宣佈，解除“台灣中立化”，任命極端反華反共的政治家杜靳斯為國務卿。杜靳斯大力推進對臺關係，１９５３年２月正式任命藍欽為駐台灣當局的“大使”。其對臺政策的新內容是要“加強台灣對於大陸的吸引力”，擴大台灣的政治影響，強化美臺關係。其中一個重要的做法就是加速對臺美援，另一個重要做法是公開建立美臺之間的“防禦同盟”關係。

    在５０年代兩次台灣海峽危機中，美國再次扮演了干涉中國內政、插手台灣問題的不光彩角色。

    ５０年代後期和６０年代，美國政府開始採取“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政策。艾森豪威爾政府主要是在金門和馬祖的地位上，同蔣介石和台灣當局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美國的戰略意圖是將它們與台灣、澎湖之間劃分開來，強調“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只適用於後者，而不適用於前者，並且希望台灣當局放棄對於前者的追求。 這樣， 就自然使台灣海峽有了一道明顯的分界線，為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戰略圖謀創造條件。這一設計遭到蔣介石和台灣當局的直接抵制，他們認為這會使其“追求一個中國”和“反攻大陸”的立場遭到削弱，同時這也是其“法統”所不能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