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黨決策，以黨代政

    長期以來，國民黨是台灣惟一的執政黨，是治理台灣大政方針的制定者和推動者。國民黨的章程規定：“本黨黨政關係，依主義制訂政策，以政策決定人事，以組織管理從政黨員，黨之決策，應責成從政黨員貫徹實施。”從國民黨的權力運作看， 無論是政策的制定、 組織的動員及人事的任免，其權力都集中在國民黨一黨身上。國民黨每年舉行一次“中央全會”，每週舉行一次“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對重大問題都先由國民黨全會和中央常委會決策，其地位高踞于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和軍警憲特單位之上。國民黨制定的決策和方針，以黨的“決議”和“總裁”（主席）指示的方式，通過各級黨務系統交付各行政部門實施執行。在貫徹行政過程中，黨務系統還要進行組織動員，以保證決策和大政方針的執行。至於人事任免大權，控制了黨政各級主要官員的任免。如“行政院長”的選定， 先由國民黨 “總裁”（主席）以“總統”名義咨請“立法院”請求同意：“立法院”同意後，再由“總統”發佈“行政院長”人事命令。而“行政院”副院長、各部、委主管及政務委員人選也由國民黨內部進行審議後，報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後，由新任“行政院長”簽報“總統”發佈任命令後，完成“行政院”的“組閣”工作。

    （二） 黨政軍權，個人獨攬

    國民黨的權力結構中黨、 政、 軍三大系統，實行的是“總裁製”（後改為主席制）、“總統制”和“統帥制”。黨、政、軍的“總裁”、“總統”、“統帥”長期以來是由一人專任， 這“一人”既是國民黨的“領袖”， 又是“政府”的“首腦”和軍隊的“統帥”，而這“一人”，即是蔣氏父子。同時，在國民黨最高權力組織上實行的這一“個人專權”，還在法律上予以“法制化”和“終身化”。　50～60年代後修訂公佈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不僅確立了“總統”以種種非常特權，如“總統”可根據台灣形勢需要，“隨時宣佈台灣情勢緊急”，進入“非常時期”；有權設置“動員戡亂時期之機構”及調整國民黨政權“中央政府”組織機構和人事安排等。此外，國民黨還以黨的名義頒布了“國民黨員行動綱領”，規定“蔣（介石）總統為中心領導”，全體國民必須服從這一中心領導；並在軍隊中把“效忠領袖”列為軍人“五大信念”之一。

    （三） 長期操縱、包辦公職人員選舉

    國民黨初到台灣時，為了緩和各種矛盾，爭取人心，在地方選舉制度上雖先後公佈了“輔選提名制”、“預選提名制”、“候選人登記、中央核準確性制”等形式，對地方公職人員包括省議員、縣議員、縣市長、鄉鎮縣轄村里長等，實行“人民直接選舉産生”。但事實情況是，這些選舉實際上是國民黨假借“人民”之名義，由國民黨一黨操縱。1950年4月，台灣當局頒布了 《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選舉綱要》，但國民黨又制定“選舉人資格”和“候選人資格”條例，對確定的候選人人選和選舉人，均由國民黨各級組織按“資格”條例來審定；同時，“候選人”人選又只取在具有國民黨籍人員內挑選，對確定的“候選人”，由國民黨組織力量，通過“暗中支援，間接選舉”方式進行投票選舉，並規定凡國民黨籍的“選舉人”的選票必須投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同時，還規定監票、開票人員由國民黨指定人選擔任。

    （四） 排斥在野黨、嚴禁新黨成立

    1949年隨蔣介石去臺的在野黨“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長期來是“合法”存在的兩個政黨。而他們去臺後，一直有名無實，有黨無權，只能依附於國民黨，每月領取國民黨給他們一定數目的 “反共宣傳費”， 寄人籬下，黨格全無，在政制上完全聽命于國民黨。兩黨僅在“總統府資政”和 “中央民意機構”中佔有可憐的幾席， 聊充“政治花瓶”。其組織和活動受到國民黨特務機關嚴密的監視和控制，不但無法發展，而且不斷被滲透、分化，以至於長期以來內訌、分裂頻繁，青年黨和民社黨也不斷分裂。國民黨在對在野黨採取壓制政策的同時，對要求組黨的勢力則予以嚴禁查辦。1959年，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自由中國》 雜誌社長雷震在美國勢力幕後支援下， 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抨擊國民黨“一黨獨霸”的統治，呼籲結束軍事統治，開放黨禁，還政於民，人民有組織“反對黨”的權利。1960年，他聯絡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 試圖打破國民黨一黨獨裁的黨天下。 結果，組黨消息一齣，國民黨即以“涉嫌叛亂”罪逮捕了雷震等人，並由國民黨軍事法庭判處徒刑多年，“中國民主黨”就此胎死腹中。

    總之，國民黨在臺長期以來推行的是“一人專權，以黨代政”為核心的“一黨專制”政策，具有濃厚的中國封建專制君主制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