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昌，山東單縣人，1963年8月出生。1986－1993年在日本國立鹿兒島大學學習，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並從事日本學術振興會博士後研究。現任中國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系主任、教授、博導。主持國家攻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10多項研究課題，主（參）編著作5部，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曾獲北京市優秀教授、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中國青年科技獎、霍英東青年教師獎、山東省科技進步三等獎。

    走進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國農大校園，頓覺清雅而幽靜。稍一留神就會注意到掩映在綠樹叢中的農學樓，它靜靜地立在那兒，不張揚，不自詡。筆者就是在這裡見到從鹿兒島回來的基因博士———劉慶昌教授的。劉教授和顏悅色，臉上挂著燦燦的笑容，給人深刻而友好的印象。

    1986年，劉慶昌還是原北京農業大學在讀研究生，聰明好學的他在眾師兄師弟中脫穎而出，被導師陸漱韻教授推薦到日本國立鹿兒島大學深造。留學期間，他克服了語言不通、環境不適應等困難，借助日本先進的實驗設備、良好的實驗空間從事甘薯細胞和基因工程研究。基因工程的威力在於讓科學家創造出具有超出想像的生物。據預測，基因工程食物將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生命線。

    説起那段長達7年的留學生活，劉教授感慨萬千地説：“在國外，我不能幹自己想幹的事，還是回來的好。”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後，從1992年開始，他又在日本學術振興會做特別研究員（即博士後研究）。1993年，劉慶昌謝絕了日本一家大型生物工程公司和美國一知名大學的聘請，毅然回到了國內任教于農業大學。用他的話説：“國外確實有比較誘人的物質待遇，可從思想精神上來講，我畢竟是一個中國人，我想幹自己想幹的事情。”

    眾所週知，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知識結構和農業結構不平衡，非常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新一代科技領頭人，以期科教興農、科教興國。劉慶昌的歸來，無疑適應了諸多方面的需要，他終於可以幹自己想幹的事了。

    甘薯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第六大食物，它可以在惡劣的條件下生長。據了解，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有9000萬畝是用來種植甘薯的，除了新疆、西藏兩地沒有外，其他地方都有。黃淮流域、四川盆地是甘薯的主産區，佔總種植面積的60％以上。

    為提高甘薯的技術含量和抗旱性能等等，劉教授需要做大量的實驗，可是他當時面臨的情形又是什麼樣子呢？據劉教授介紹，他回國的時候，所在的研究室沒有從事基因研究方面的實驗室，更別提儀器設備和個人住房了。回國後的第二天，他就不顧車船勞頓開始為這事操心了。他説：“艱苦我不怕，只要幹得踏實。想到所有的事都會蒸蒸日上，心情就不一樣了，很痛快！”現在他所在的研究室有4間設備齊全的實驗室，艱苦的日子只能作為回憶了。

    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大量的實驗，劉教授在基因工程領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將甘薯近緣野生種導入甘薯，已獲得一批高澱粉含量、高胡蘿蔔素含量、抗旱等優良育種新材料，並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甘薯及其近緣野生種的有效植株再生係、體細胞雜交技術體系和甘薯細胞水準輻射技術體系。這些成功為甘薯體細胞雜交、細胞誘變、基因工程提供了理想的材料和手段，併為克服甘薯組存在的種間、種內雜交不親和性提供了一種有效方法。他用甘薯胚性懸浮細胞作為受體，建立了甘薯農桿菌介導法，並獲得表達GUS、OCI、CpTI等基因的轉基因植株，為用基因工程解決甘薯病毒病、蟻象、線蟲病奠定了基礎。

    劉教授不僅是我國甘薯遺傳育種界的青年學術帶頭人，還是中國農業大學的青年學術骨幹。儘管校園生活相對來説有些枯燥，但他仍選擇了當一名教師。幾年前，曾有一家日本食品公司再三邀請他做公司在北京的總代理，劉教授不為高薪所誘惑，婉言拒絕了對方。在從事基因科研的同時，他研製的《遺傳學試題庫》通過了教育部主持的成果鑒定，經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反應良好。他主講碩士生專業英語、遺傳學、植物細胞組織培養等課程，採用啟髮式教學方法，特別注意學生技能的培養，講授、實驗、錄影、幻燈、投影合理配合，獲得領導和學生的一致好評。劉教授指導的本科生、碩士、博士生中，多人多次獲得杜邦獎學金、毛振中獎學金等，並在國內外學術刊物或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

    談到以後的打算，劉教授滿懷深情地説：“我不會走的，我會在國家需要的條件下幹到最後。”在國外呆了7年，他還是選擇了回來；在極其不容易的條件下，他也沒有離開。是的，他是不會走的，這裡畢竟是他的家啊！他説他要在今後培養更優秀的人才，在基因工程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儘早解決甘薯病毒、蟻象和線蟲病等，為中國的農業、農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