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昌,山東單縣人,1963年8月出生。1986-1993年在日本國立鹿兒島大學學習,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並從事日本學術振興會博士後研究。現任中國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系主任、教授、博導。主持國家攻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10多項研究課題,主(參)編著作5部,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曾獲北京市優秀教授、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中國青年科技獎、霍英東青年教師獎、山東省科技進步三等獎。
走進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國農大校園,頓覺清雅而幽靜。稍一留神就會注意到掩映在綠樹叢中的農學樓,它靜靜地立在那兒,不張揚,不自詡。筆者就是在這裡見到從鹿兒島回來的基因博士———劉慶昌教授的。劉教授和顏悅色,臉上挂著燦燦的笑容,給人深刻而友好的印象。
1986年,劉慶昌還是原北京農業大學在讀研究生,聰明好學的他在眾師兄師弟中脫穎而出,被導師陸漱韻教授推薦到日本國立鹿兒島大學深造。留學期間,他克服了語言不通、環境不適應等困難,借助日本先進的實驗設備、良好的實驗空間從事甘薯細胞和基因工程研究。基因工程的威力在於讓科學家創造出具有超出想像的生物。據預測,基因工程食物將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生命線。
説起那段長達7年的留學生活,劉教授感慨萬千地説:“在國外,我不能幹自己想幹的事,還是回來的好。”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後,從1992年開始,他又在日本學術振興會做特別研究員(即博士後研究)。1993年,劉慶昌謝絕了日本一家大型生物工程公司和美國一知名大學的聘請,毅然回到了國內任教于農業大學。用他的話説:“國外確實有比較誘人的物質待遇,可從思想精神上來講,我畢竟是一個中國人,我想幹自己想幹的事情。”
眾所週知,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知識結構和農業結構不平衡,非常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新一代科技領頭人,以期科教興農、科教興國。劉慶昌的歸來,無疑適應了諸多方面的需要,他終於可以幹自己想幹的事了。
甘薯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第六大食物,它可以在惡劣的條件下生長。據了解,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有9000萬畝是用來種植甘薯的,除了新疆、西藏兩地沒有外,其他地方都有。黃淮流域、四川盆地是甘薯的主産區,佔總種植面積的60%以上。
為提高甘薯的技術含量和抗旱性能等等,劉教授需要做大量的實驗,可是他當時面臨的情形又是什麼樣子呢?據劉教授介紹,他回國的時候,所在的研究室沒有從事基因研究方面的實驗室,更別提儀器設備和個人住房了。回國後的第二天,他就不顧車船勞頓開始為這事操心了。他説:“艱苦我不怕,只要幹得踏實。想到所有的事都會蒸蒸日上,心情就不一樣了,很痛快!”現在他所在的研究室有4間設備齊全的實驗室,艱苦的日子只能作為回憶了。
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大量的實驗,劉教授在基因工程領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將甘薯近緣野生種導入甘薯,已獲得一批高澱粉含量、高胡蘿蔔素含量、抗旱等優良育種新材料,並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甘薯及其近緣野生種的有效植株再生係、體細胞雜交技術體系和甘薯細胞水準輻射技術體系。這些成功為甘薯體細胞雜交、細胞誘變、基因工程提供了理想的材料和手段,併為克服甘薯組存在的種間、種內雜交不親和性提供了一種有效方法。他用甘薯胚性懸浮細胞作為受體,建立了甘薯農桿菌介導法,並獲得表達GUS、OCI、CpTI等基因的轉基因植株,為用基因工程解決甘薯病毒病、蟻象、線蟲病奠定了基礎。
劉教授不僅是我國甘薯遺傳育種界的青年學術帶頭人,還是中國農業大學的青年學術骨幹。儘管校園生活相對來説有些枯燥,但他仍選擇了當一名教師。幾年前,曾有一家日本食品公司再三邀請他做公司在北京的總代理,劉教授不為高薪所誘惑,婉言拒絕了對方。在從事基因科研的同時,他研製的《遺傳學試題庫》通過了教育部主持的成果鑒定,經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反應良好。他主講碩士生專業英語、遺傳學、植物細胞組織培養等課程,採用啟髮式教學方法,特別注意學生技能的培養,講授、實驗、錄影、幻燈、投影合理配合,獲得領導和學生的一致好評。劉教授指導的本科生、碩士、博士生中,多人多次獲得杜邦獎學金、毛振中獎學金等,並在國內外學術刊物或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
談到以後的打算,劉教授滿懷深情地説:“我不會走的,我會在國家需要的條件下幹到最後。”在國外呆了7年,他還是選擇了回來;在極其不容易的條件下,他也沒有離開。是的,他是不會走的,這裡畢竟是他的家啊!他説他要在今後培養更優秀的人才,在基因工程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儘早解決甘薯病毒、蟻象和線蟲病等,為中國的農業、農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