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信介,本名金龍,祖籍福建安溪,1928年8月20日生於台北市大龍峒(今大同區)。黃1940年夏小學畢業,在鐵工廠學徒,後來應徵到日本,在印刷廠當徒工,半工半讀于上野中學。1946年回到台灣,在台灣銀行印刷廠做印製鈔票的工人,工餘學習漢語,勤力自修,1948年夏考取北京大學,但因解放戰爭日熾而未能入學。1949年秋考入台灣行政專科學校(中興法商學院、中興大學前身),1951年母校升格後,回校補修學分,畢業于中興大學行政學系。
黃信介在兄弟5人中居次,兄金標,1949年4月到祖國大陸入浙江大學農學院,1957年畢業于該校醫學院,當過“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浙江省政協常委。二弟黃天福,曾是台灣“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由國民黨員到“黨外”新一代佼佼者
黃信介的舅父連文卿,是台灣著名的老一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父親又是國民黨員,受親友熏陶和台灣政治氣候的影響,他“對政治很有興趣”,所以一入專科學校就加入了國民黨,成為學生黨部負責人之一。1950年冬,黃信介按照國民黨的指示,為“黨外”人士吳三連助選台北市長,1954年7月,為國民黨候選人王民寧助選第二屆台北市市長,1957年,第三屆台北市市長選舉時,黃信介向無黨籍的高玉樹毛遂自薦,為其助選,是高玉樹“五虎將”之一,但高沒有連任成功,1959年1月台北市舉行第四屆市議員選舉,黃信介擔任“黨外”人士李福春競選總幹事。
1960年,雷震主導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時,較多的材料説黃信介“積極參與”了“籌組活動”,也有人説他“沒有實際參與組黨工作,只在週邊關心”。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對組織反對黨很有興趣,併為此被國民黨除名。1961年1月,黃信介以最高票當選第五屆台北市議員,從此正式步入政壇,名字由金龍改為信介。1963年2月,台灣舉行第三屆省議員選舉,黃信介為“黨外”人士聯合競選辦事處總幹事,1964年1月順利連任台北市市議員,1969年12月,國民黨搞所謂“立法委員增補選”,他以“黨外”人士當選終身職務的“立法委員”,成為“黨外”新一代的佼佼者。同時,黃已進入實業界,任啟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鑫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等職務。
由“黨外”運動的龍頭老大到“美麗島事件首犯”
黃信介作為“立法院”新興政治反對力量的代表,雖然勢孤力弱,但他“儘量發揮以一當百的作用”。1975年他和“增額立委”康寧祥創辦《台灣政論》,領導層是清一色台灣人,黃任發行人,康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台灣政論》是在“國際形勢逐漸對台灣不利”;台灣經濟起飛、新興中産階級強烈要求進行“溫和漸進的政治改革”,以實現分享政治權利的大背景下創刊的,它是這個階級及其代表新興黨外勢力的“喉舌”、旗幟。
1977年11月,台灣舉行5項地方公職選舉,他與康寧祥組織“黨外後援會”,為“黨外”人士助選;1978年秋,台灣搞“增額國代、立法委員”選舉,黃信介又組織“黨外人士全省巡迴助選團”,主導提出“黨外候選十二項共同政見”,使這股勢力和國民黨的競爭,有了組織化的雛形。
1978年12月,中美發表《建交公報》,震撼台灣全島,5項地方公職選舉取消。黃信介為了避免人才四散,“指示”姚嘉文、施明德等成立“五人小組”,以“研究黨外的政治活動”。從此,台灣發生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1979年2月,“黨外”人士在高雄橋頭舉行聲勢浩大的要求釋放余登發的集會遊行,這是繼“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反對勢力首次向國民黨戒嚴體制提出的挑戰;1979年4月,美國總統卡特簽署《與台灣關係法》,“黨外”人士就此發表《“國是聲明”》,鼓吹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1979年5月康寧祥、司馬文武創刊《80年代》;1979年6月,“黨外民意代表”辦事處成立,黃信介被推為總召集人。
1979年8月,黃信介創辦《美麗島》雜誌,自任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施明德為總經理,張俊宏為總編輯。它的91個委員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黨外”精英;它“站在本土的立場、民主的立場,對國民黨各種不民主、反本土的政策、做法,作一針見血的批評”。《美麗島》雜誌社實際上已經形成一了個強大的“美麗島政團”,成為“有實無名的反對黨”,黃信介成了“黨外”勢力激進派的龍頭老大,氣勢、影響均大大超過“溫和派”的康寧祥。
1979年12月10日,發生“美麗島事件”,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等人以“涉嫌叛亂”罪名被捕,1980年3月“台灣警備總部軍事法庭”首先“公開審理”黃信介,4月18日,黃信介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
國民黨政權的階下囚坐上民進黨第一把交椅
黃信介在獄中度過7年多的囚徒生活,1987年5月,和張俊宏一起被假釋。這時民進黨在“新潮流係”和“康寧祥係”控制之下,“美麗島係”被邊緣化。黃、張為了“重振美麗島雄風”,以“貫徹國會全面普選委員會”為陣地,一面週游全島,集結舊部,團結新人,聯合各地公職人員和地方實力派;一面製造輿論,以溫和、務實的姿態,就當時台灣面臨的重大問題發表看法、提出主張。例如説“台灣實際上已經獨立”、提出:“國會全面改選”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這些都收到預期的效果,1987年“美麗島係”在民進黨“二大”上奪得了幾乎半數的中執委、中常委席位,實力、影響大增,1988年3月黃、張加入民進黨,4月二人參加民進黨二全一次臨時會,被聘為黨務顧問。又經過一年的慘澹經營,到1988年10月的民進黨“三大”上,黃信介當選黨主席,1989年10月在民進黨四大上,黃信介獲得連任。
黃信介作為民進黨務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任內做了兩件所謂“大事”。
一是通過了“台獨黨綱”,使民進黨成了“台獨黨”。
黃信介開始強調“台獨只可以做,不可以説”,主張台灣“實質獨立”,但隨著當時國際大環境和島內小氣候的變化,他的思想行為也不斷調整。1990年10月在民進黨四屆二次全代會上,黃信介主導通過“台灣事實主權案”,鼓吹:“本黨重申黨綱自決原則及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417決議文,現進一步確認:我國事實主權不及于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台灣時報》對此評稱:“民進黨‘住民自決’的綱領已正式化為‘台灣獨立’訴求,民進黨實質上已脫去外殼,蛻變成了台獨黨。”1991年8月,民進黨在主導召開了“人民制憲會議”,通過被冠上“台灣共和國”名號的“台灣憲法草案”之後,緊接著又于10月中旬在黃信介主持下,召開第五屆全黨代表大會,把“台獨條款”納入了“黨綱”,鼓吹:“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之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選舉決定。”至此,民進黨的“台獨”主張達到顛峰。黃信介坦承:“台獨黨綱是黨的理想與信仰。”
二是支援李登輝主導的“國是會議”,就“憲政改革”達成若干“共識”,為台灣走向“法理獨立”準備條件。
黃信介被認為有“濃厚的李登輝情結”,他作為反對黨主席,除了明確表示“總統在推動民主改革”、“贊同李登輝的基本路線”之外,還大呼“總統英明”,“民進黨忠心支援李登輝”。1990年6月底7月初,黃信介、張俊宏等人不顧黨內外的反對意見,與李登輝密切配合,壓制、打擊國民黨非主流“反動勢力”,強行召開“國是會議”,就“修改憲法”、“總統民選”、“國會全面改選”、“資深中央民代加速退職”和“省市長民選”等問題,達成“共識”。這些“共識”均通過“憲政改革”成了台灣“憲法增修條文”的核心內容,從而使台灣向著“法理獨立”邁出了重要一步。民進黨在一個名為《我們已作好準備》的宣言中就稱:“在言論忌禁與大中國思想荼毒的年代,民主進步黨扮演台灣獨立的催生者,在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相繼完成,確立國民主權原則之後,民主進步黨就成為台灣獨立的保衛者。”
卸下民進黨主席之後的黃信介
黃信介在台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民進黨“台獨”主張演變的關鍵時期,是該黨的領袖,故被一些人稱為“台灣民主之父”、“民進黨的永遠大老”、“永遠的歐吉桑”、“信介仙”。儘管如此,政治還是政治,黃信介在卸下黨主席之後,雖仍心氣十足,想在政治舞臺上大展身手,但卻沒有一件大事能夠如願。
當台灣“首屆民選總統”的願望落了空。在1991年黃信介卸下黨主席職務之後,被該黨聘為“首席顧問”。但他“志在總統”,聲稱“選總統,當仁不讓”。為此,黃1991年設籍台中縣,當選第二屆“國大代表”,曾任民進黨“國大黨團總召集人”;1992年4月19日,擔任民進黨發動的“419大遊行”總指揮,要求“總統直接民選”;同年底,他又接受黨的徵召,進行“元帥東征”,到民進黨的“沙漠地區”花蓮,競選“區域立委”,從而三度進入“立法院”。但是卻被殘酷無情的“世代交替”所淘汰,不能圓“總統夢”。
1997年國、民兩黨勾聯“修憲”完成,黃信介很受鼓舞,決心和李登輝合作“幹一票大的”,於是在是年秋突然宣佈“我心已決”,要接受李登輝1996年10月的聘請,擔任“國統會副主委”。黃説這和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並不“衝突”,因為“國統會是李登輝騙中共的障眼法”,李堅持的“政治要民主,經濟要自由,社會要均富,台灣要有國際空間”,使兩岸不可能統一。但是目前需要遏制“國統會”中“喊統一的那群人”,要“幫李登輝講一些不好講的話”,以便在該會中“形成符合李登輝期望的主流意識。”
然而黃信介的決定遭到了民進黨上層大多數人士的堅決反對,他只好無奈地作罷。
這些人中最賣勁兒的就是他熱心提攜、直呼其“我的老爸”的陳水扁。
1999年初,許信良和陳水扁為當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發生“許陳之爭”,黃信介出來協調,又“吃了大癟”,因為陳水扁不買他的賬,當時黃信介指出:“陳水扁是‘比較有問題的一方’”。
1996年5月起,黃信介被李登輝聘為“總統府資政”,1999年11月30日,因為心肌梗塞引發心臟衰竭而亡。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