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信介，本名金龍，祖籍福建安溪，1928年8月20日生於台北市大龍峒（今大同區）。黃1940年夏小學畢業，在鐵工廠學徒，後來應徵到日本，在印刷廠當徒工，半工半讀于上野中學。1946年回到台灣，在台灣銀行印刷廠做印製鈔票的工人，工餘學習漢語，勤力自修，1948年夏考取北京大學，但因解放戰爭日熾而未能入學。1949年秋考入台灣行政專科學校（中興法商學院、中興大學前身），1951年母校升格後，回校補修學分，畢業于中興大學行政學系。

黃信介在兄弟5人中居次，兄金標，1949年4月到祖國大陸入浙江大學農學院，1957年畢業于該校醫學院，當過“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浙江省政協常委。二弟黃天福，曾是台灣“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由國民黨員到“黨外”新一代佼佼者

黃信介的舅父連文卿，是台灣著名的老一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父親又是國民黨員，受親友熏陶和台灣政治氣候的影響，他“對政治很有興趣”，所以一入專科學校就加入了國民黨，成為學生黨部負責人之一。1950年冬，黃信介按照國民黨的指示，為“黨外”人士吳三連助選台北市長，1954年7月，為國民黨候選人王民寧助選第二屆台北市市長，1957年，第三屆台北市市長選舉時，黃信介向無黨籍的高玉樹毛遂自薦，為其助選，是高玉樹“五虎將”之一，但高沒有連任成功，1959年1月台北市舉行第四屆市議員選舉，黃信介擔任“黨外”人士李福春競選總幹事。

1960年，雷震主導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時，較多的材料説黃信介“積極參與”了“籌組活動”，也有人説他“沒有實際參與組黨工作，只在週邊關心”。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對組織反對黨很有興趣，併為此被國民黨除名。1961年1月，黃信介以最高票當選第五屆台北市議員，從此正式步入政壇，名字由金龍改為信介。1963年2月，台灣舉行第三屆省議員選舉，黃信介為“黨外”人士聯合競選辦事處總幹事，1964年1月順利連任台北市市議員，1969年12月，國民黨搞所謂“立法委員增補選”，他以“黨外”人士當選終身職務的“立法委員”，成為“黨外”新一代的佼佼者。同時，黃已進入實業界，任啟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鑫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等職務。

由“黨外”運動的龍頭老大到“美麗島事件首犯”

黃信介作為“立法院”新興政治反對力量的代表，雖然勢孤力弱，但他“儘量發揮以一當百的作用”。1975年他和“增額立委”康寧祥創辦《台灣政論》，領導層是清一色台灣人，黃任發行人，康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台灣政論》是在“國際形勢逐漸對台灣不利”；台灣經濟起飛、新興中産階級強烈要求進行“溫和漸進的政治改革”，以實現分享政治權利的大背景下創刊的，它是這個階級及其代表新興黨外勢力的“喉舌”、旗幟。

1977年11月，台灣舉行5項地方公職選舉，他與康寧祥組織“黨外後援會”，為“黨外”人士助選；1978年秋，台灣搞“增額國代、立法委員”選舉，黃信介又組織“黨外人士全省巡迴助選團”，主導提出“黨外候選十二項共同政見”，使這股勢力和國民黨的競爭，有了組織化的雛形。

1978年12月，中美發表《建交公報》，震撼台灣全島，5項地方公職選舉取消。黃信介為了避免人才四散，“指示”姚嘉文、施明德等成立“五人小組”，以“研究黨外的政治活動”。從此，台灣發生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1979年2月，“黨外”人士在高雄橋頭舉行聲勢浩大的要求釋放余登發的集會遊行，這是繼“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反對勢力首次向國民黨戒嚴體制提出的挑戰；1979年4月，美國總統卡特簽署《與台灣關係法》，“黨外”人士就此發表《“國是聲明”》，鼓吹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1979年5月康寧祥、司馬文武創刊《80年代》；1979年6月，“黨外民意代表”辦事處成立，黃信介被推為總召集人。

1979年8月，黃信介創辦《美麗島》雜誌，自任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施明德為總經理，張俊宏為總編輯。它的91個委員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黨外”精英；它“站在本土的立場、民主的立場，對國民黨各種不民主、反本土的政策、做法，作一針見血的批評”。《美麗島》雜誌社實際上已經形成一了個強大的“美麗島政團”，成為“有實無名的反對黨”，黃信介成了“黨外”勢力激進派的龍頭老大，氣勢、影響均大大超過“溫和派”的康寧祥。

1979年12月10日，發生“美麗島事件”，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等人以“涉嫌叛亂”罪名被捕，1980年3月“台灣警備總部軍事法庭”首先“公開審理”黃信介，4月18日，黃信介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

國民黨政權的階下囚坐上民進黨第一把交椅

黃信介在獄中度過7年多的囚徒生活，1987年5月，和張俊宏一起被假釋。這時民進黨在“新潮流係”和“康寧祥係”控制之下，“美麗島係”被邊緣化。黃、張為了“重振美麗島雄風”，以“貫徹國會全面普選委員會”為陣地，一面週游全島，集結舊部，團結新人，聯合各地公職人員和地方實力派；一面製造輿論，以溫和、務實的姿態，就當時台灣面臨的重大問題發表看法、提出主張。例如説“台灣實際上已經獨立”、提出：“國會全面改選”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這些都收到預期的效果，1987年“美麗島係”在民進黨“二大”上奪得了幾乎半數的中執委、中常委席位，實力、影響大增，1988年3月黃、張加入民進黨，4月二人參加民進黨二全一次臨時會，被聘為黨務顧問。又經過一年的慘澹經營，到1988年10月的民進黨“三大”上，黃信介當選黨主席，1989年10月在民進黨四大上，黃信介獲得連任。

黃信介作為民進黨務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任內做了兩件所謂“大事”。

一是通過了“台獨黨綱”，使民進黨成了“台獨黨”。

黃信介開始強調“台獨只可以做，不可以説”，主張台灣“實質獨立”，但隨著當時國際大環境和島內小氣候的變化，他的思想行為也不斷調整。1990年10月在民進黨四屆二次全代會上，黃信介主導通過“台灣事實主權案”，鼓吹：“本黨重申黨綱自決原則及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417決議文，現進一步確認：我國事實主權不及于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台灣時報》對此評稱：“民進黨‘住民自決’的綱領已正式化為‘台灣獨立’訴求，民進黨實質上已脫去外殼，蛻變成了台獨黨。”1991年8月，民進黨在主導召開了“人民制憲會議”，通過被冠上“台灣共和國”名號的“台灣憲法草案”之後，緊接著又于10月中旬在黃信介主持下，召開第五屆全黨代表大會，把“台獨條款”納入了“黨綱”，鼓吹：“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之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選舉決定。”至此，民進黨的“台獨”主張達到顛峰。黃信介坦承：“台獨黨綱是黨的理想與信仰。”

二是支援李登輝主導的“國是會議”，就“憲政改革”達成若干“共識”,為台灣走向“法理獨立”準備條件。

黃信介被認為有“濃厚的李登輝情結”，他作為反對黨主席，除了明確表示“總統在推動民主改革”、“贊同李登輝的基本路線”之外，還大呼“總統英明”，“民進黨忠心支援李登輝”。1990年6月底7月初，黃信介、張俊宏等人不顧黨內外的反對意見，與李登輝密切配合，壓制、打擊國民黨非主流“反動勢力”，強行召開“國是會議”，就“修改憲法”、“總統民選”、“國會全面改選”、“資深中央民代加速退職”和“省市長民選”等問題，達成“共識”。這些“共識”均通過“憲政改革”成了台灣“憲法增修條文”的核心內容，從而使台灣向著“法理獨立”邁出了重要一步。民進黨在一個名為《我們已作好準備》的宣言中就稱：“在言論忌禁與大中國思想荼毒的年代，民主進步黨扮演台灣獨立的催生者，在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相繼完成，確立國民主權原則之後，民主進步黨就成為台灣獨立的保衛者。”

卸下民進黨主席之後的黃信介

黃信介在台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民進黨“台獨”主張演變的關鍵時期，是該黨的領袖，故被一些人稱為“台灣民主之父”、“民進黨的永遠大老”、“永遠的歐吉桑”、“信介仙”。儘管如此，政治還是政治，黃信介在卸下黨主席之後，雖仍心氣十足，想在政治舞臺上大展身手，但卻沒有一件大事能夠如願。

當台灣“首屆民選總統”的願望落了空。在1991年黃信介卸下黨主席職務之後，被該黨聘為“首席顧問”。但他“志在總統”，聲稱“選總統，當仁不讓”。為此，黃1991年設籍台中縣，當選第二屆“國大代表”，曾任民進黨“國大黨團總召集人”；1992年4月19日，擔任民進黨發動的“419大遊行”總指揮，要求“總統直接民選”；同年底，他又接受黨的徵召，進行“元帥東征”，到民進黨的“沙漠地區”花蓮，競選“區域立委”，從而三度進入“立法院”。但是卻被殘酷無情的“世代交替”所淘汰，不能圓“總統夢”。

1997年國、民兩黨勾聯“修憲”完成，黃信介很受鼓舞，決心和李登輝合作“幹一票大的”，於是在是年秋突然宣佈“我心已決”，要接受李登輝1996年10月的聘請，擔任“國統會副主委”。黃説這和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並不“衝突”，因為“國統會是李登輝騙中共的障眼法”，李堅持的“政治要民主，經濟要自由，社會要均富，台灣要有國際空間”，使兩岸不可能統一。但是目前需要遏制“國統會”中“喊統一的那群人”，要“幫李登輝講一些不好講的話”，以便在該會中“形成符合李登輝期望的主流意識。”

然而黃信介的決定遭到了民進黨上層大多數人士的堅決反對，他只好無奈地作罷。

這些人中最賣勁兒的就是他熱心提攜、直呼其“我的老爸”的陳水扁。

1999年初，許信良和陳水扁為當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發生“許陳之爭”，黃信介出來協調，又“吃了大癟”，因為陳水扁不買他的賬，當時黃信介指出：“陳水扁是‘比較有問題的一方’”。

1996年5月起，黃信介被李登輝聘為“總統府資政”，1999年11月30日，因為心肌梗塞引發心臟衰竭而亡。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