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際昌

    人們評議中國與外國交往歷史時，往往列舉的是通往歐洲的陸地“絲綢之路”，或通往亞非的海上“絲瓷之路”，研究成果甚豐；而對我國與美洲（尤其是北美）之間交往歷史的關注，似乎略遜於前者。在中、美、加等國都強調21世紀要加強合作的大趨勢面前，我們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華人越洋造大船

    《澳門日報》于1999年8月11日發表一篇專文，指出：15、16世紀，澳門在海上環球貿易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此黃金時期，以大陸為腹地以澳門為轉机站，開拓了三大航線，即澳門→印度果阿→裏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並指出：從1574年至18世紀末的200多年間，從澳門經馬尼拉到墨西哥的商品，中國絲織品和棉織品居首位，在墨西哥的進口總值中，中國絲綢佔了六成多。回流中，大量銀元流回澳門，故可稱之為“絲銀之路”。

    今天，我們有條件對紛繁的歷史進行梳理，提出一些探索思路：

    ——15、16世紀，澳門開通“三條航線”，其一是由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試問，僅止于墨西哥嗎？是否由墨西哥還向南美其他地方和北美延伸？

    ——除了上述“三條航線”之外，是否有過“第四條航線”，比如從廣州→澳門→溫哥華（水陸兼程通向北美內陸及其東海岸城市、海港）？

    據我多年研究澳門、香港的歷史（也涉及閩、粵移民歷史）來看，中國人與北美人的交往源遠流長。我試提幾條歷史線索：

    第一條線索：1788年，英國船長約翰米爾斯，從澳門雇用中國鐵匠、木工、舵工、水手共70多人，移往溫哥華島，在今加拿大西海岸建起造船廠，隨後，又從澳門招去大批工人造船，在該島的奴加生港，曾製造成“北美第一艘”40噸的大船“西北美洲號”（以上資料來自《澳門日報》）。

    筆者認為，“西北美洲號”究竟是不是北美第一艘大船，可以再考證，但至少説明，這一批從澳門去的華人抵北美時間是18世紀（而不是19世紀）。他們到北美首先從事造船業，比以後華人投入“淘金熱”還早70年！我也深信，當時由澳門去的工匠們有能力承擔建廠造船的重任。澳門居民的閩籍人士佔相當數額（今日佔1／4），而福建的泉州曾經是國際聞名大港（刺桐港），義大利的馬可波羅驚嘆此港與當時的亞歷山大港齊名於世。我在泉州見過從近海打撈的一艘宋代沉船，結構精良，做工甚佳，載重量達200噸以上。時過幾百年，到1788年（清乾隆年間）他們的後代去溫哥華造出40噸的船隻，當然能勝任。更何況，那時的澳門的外來管治者葡萄牙，早已是個航海先行國，擅長于製造遠航輪。如果這一條歷史線索得以證實，就可以説明華人到北美參與造船業為打通中美航線“先著一鞭”。

    第二條歷史線索：從《澳門大事記》中查出，清乾隆四十九年（即西元1784年），有一艘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到達澳門，大事記作者認為“這是中美通商的開始，也是第一艘到達中國的美國商船。”我追考這艘美國的“中國皇后號”船隻的來龍去脈，得知1784年（即美國宣佈獨立的第二年）是由紐約商人集資派出的大帆船“中國皇后號”到廣州進行貿易，此行之後，才有美國船隻跟進與華通商，並且雇用華人上船工作。眾所週知，廣州是當年清政府允許與外國通商的大口岸，而澳門又是外船過往、停泊之地。“中國皇后號”到過澳門和到過廣州的説法並不矛盾。兩證並一：美國在獨立的第二年就派“中國皇后號”首訪中國了。耐人尋味的是此船何以命名為“中國皇后號”？美國為何主動來華通商？當地華僑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還是率先開航？

    華盛頓鍾情于中國絲瓷

    有一個歷史細節不可忽略：

    那艘“中國皇后號”于1784年首航中國，採購許多精美瓷器、紡織品返回美國。曾以美國軍官協會屬下的一個分會的名義，向華盛頓（後來擔任美國總統）贈送隨船帶回的一件最精美的中國瓷器，聲稱是在中國專門為他訂制的。華盛頓如獲至寶，予以珍藏。當這艘大船第二次開赴中國，啟錨前收到華盛頓總統開來的一份訂單，要求該船到中國為他採購“白色大瓷盤、白色小瓷碗，和好看的薄棉布”，並聲稱是他的“夫人想要的”。一紙訂單透露這位美國總統和第一夫人對中國的瓷品紡織品情有獨鍾。據説，這艘“中國皇后號”一次來回，可以獲利3萬美元，利潤高達1500％。這樣的喜訊也著實令美國官方和民間喜出望外。華盛頓宣誓就任總統不久，就親自頒布政策，對華通航通商予以優惠和保護。如果説，此前“中國皇后號”的首航中國，是屬於民間商團的自發行為，那麼總統頒布優惠法令，就屬政府行為了。從民間到高層都表現出這樣的歷史主動性，難道是偶然的？

    今天，我們回溯中外通航通商歷史，是否能從當年“中國皇后號”在太平洋西劃出的第一道“水線”發掘更深層的話題？太平洋上，也早有條大通道———絲瓷之路通向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國家？

    為此，我想引出一個佐證。前清海關官員李圭于光緒二年（西元1876年）運送珍品到美國費城參加萬國博覽會參展，寫成《美會紀略》一文中敘述其經歷見聞：中國赴會之物，計720箱，值銀約20萬兩。運去的貨品，與其他參展國相比，中國“以絲、茶、瓷器、綢貨、雕花器、景泰器，在各國中推第一”。展出不久，“會內瓷器早經售罄。古玩，綢緞以素值昂，購者較鮮。而西人多有寄信中國托購者。茶葉一項人皆嗜之。”這段記述明晰地指出，當年中國參展的絲、瓷、茶均為暢銷品，北美人爭購不得便向中國大陸托購。李圭運去720箱，投石探路成功了。他返回國內即向清政府獻策：費城的展珍會的意義重在“擴充貿易”，“唯我華人能思此會之意，而亟亟焉圖之，上可以裕國，下可以利民”（見李圭《東行日記》）。李圭在此表示一種明顯的意向：籲請清政府以絲、瓷、茶開路繼續與美國擴大貿易。展珍會既是“萬國”參與的擴大貿易，當然不限于美國一國。

    紛繁歷史，千頭萬緒，寫到此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大洋兩岸，從民間到官方都有通航、通商的主動性。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尋覓“第四航線”的來龍去脈，大概不是“空穴來風”了吧？

    有終必有始，兩點成一線

    梁啟超于1903年訪問北美，留下一段文字：自太平洋鐵路公司開鐵路橫截（北美）大陸以通紐約鑿歐洲交通東方之孔道，又開“中國皇后”、“印度皇后”、“日本皇后”三船往來于日本及中國……皆以溫市（指溫哥華市）為“終點”。

    梁文又一次讓“中國皇后”的船影浮出，而且與其他船隻擔起“往來于日本及中國”，溝通“東方之孔道”的歷史使命。大凡一線必有兩端，既已確認其“終點”，返而求諸中國，必可獲知“始”。

    而費城，則是進一步理清“第四航線”絲、瓷、茶、銀之路的關鍵所在。因為費城是遐邇聞名的歷史名都，1776年，在那裏通過《獨立宣言》，建立美利堅合眾國，它一度成為美國首都。美國在《獨立宣言》發表百週年之際，舉辦“萬國博覽會”，選定費城為會址，其用意不言而喻。也的確給中國一個展示國粹珍品的機會，和溝通東西方商貿、文化的條件。在那“萬國會”的中國館裏，留下一副漢字對聯：上聯是“集十八省大觀，天工可奪”；下聯是“慶百年盛會，友誼斯敦”。試問“十八省”包括哪些省？我們已知展出中國珍品的確切地址———美國費城，那麼參展的珍品出産地———“十八省”也可以查明。當時中國有能力生産絲、瓷、茶等特産的沿海諸省都可能有參展的見證或記錄留下來。

    綜上所述，“第四航線”的猜想，確有許多蛛絲馬跡可尋。説難猜也並不太難，充其量不過是二百來年（從1788年造“西北美洲號”算起）發生的事情。大洋兩岸的專家、學者和更多的熱心人士，如能攜手合作，此懸疑將大白于天下。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