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刺蔣（經國）案”主兇

    1970年1月，黃文雄康大畢業前夕，參與“台灣獨立聯盟”成立之後策劃實施的第一起恐怖暴力活動——“四二四刺蔣（經國）案”。“刺蔣案”充分暴露了“獨盟”及黃文雄等人“暴力台獨派”本性。當時蔣經國的隨行記者在《蔣經國在美國遇刺目擊記》一文中，這樣記述兇手行兇時的殘暴行經：

    在蔣經國下榻的布拉薩旅社面對廣場，“正面是歌德式建築，門前是八級寬廣的石階，這天鋪了紅色地毯，兩側一式各有四根高粗的大理石柱，十分氣派。經國先生座車隨警車停在石階下，爾後即拾級而上，步向旋轉式的正門。美國國務院兩名保鏢左右保護，紐約市的兩名便衣警探隨後，溫哈熊緊隨其側，周書楷、俞國斌走在警探之後。

    “正當經國先生走畢石階邁向正門之際，突然有兩名‘台獨’分子由正門兩側的石柱後閃出奔向經國先生，左側一人舉著手槍準備發射。此時，國務院保鏢已引導經國先生進入旋轉門，而隨後的紐約市便衣警探亨利蘇尼茲跟並行的溫哈熊竄前，將業已衝到門前的左側不法分子（後知是黃文雄）從後領抓住，在旁的另一便衣警探詹姆士沙德也到了近前，蘇尼茲因見黃文雄手中有槍，遂及時警告沙德：“小心，這傢夥手上有槍！”而就在此時，黃舉槍瞄向正在旋轉門內的經國先生，並圖掙脫蘇尼茲抓住的衣領，搶步跟進門內。此刻間不容發，沙德以擒拿手法襲向黃文雄右腕，使之上舉，結果槍聲響處，子彈遂偏高由門之上方玻璃射去，因距離甚近，子彈竟穿透玻璃嵌入正廳咖啡座的一堵木壁中。所幸此刻經國先生已由溫哈熊背護身，入門右轉，走向樓梯。“黃文雄如瘋狂一般，半身已跨入旋轉門，但身壯力大的蘇尼茲用腳將門頂死，竟使黃文雄夾在門摺處動彈不得，而後沙德與另兩名警察合力繳去槍械，將之反銬擒服。黃文雄的妹夫鄭自才由右側石柱閃出，兇器只是一把彈簧刀，但未及撲到門前，就已被兩名紐約市警察擒牢，按倒在地。鄭自才拳打腳踢仍圖反抗，警察毫不留情的用警棍猛擊其頭，致血流如注，一副近視眼鏡也被打碎落地。”

    黃文雄、鄭自才被擒之後，分別以10萬美元和9萬美元交保候審，其間，二人逃逸。1971年7月6日,黃、鄭二人被美國相關法院缺席判以重刑。鄭自才此前已在6月初離開美國，跑到瑞士，又轉往瑞典，最後被引渡回美國服刑，黃文雄則一直像幽靈一樣在世界到處遊蕩，逃避應有的法律制裁。

    恐怖幽靈變成“人權會”會長

    1996年4月，黃文雄感覺島內氣候已變，遂以“翻墻方式”入境台灣，5月6日公開顯身併發表聲明，誣稱台灣正面臨中共吞併的危險。這個持槍殺人的恐怖分子還恬不知恥地説：“因應之道”是“努力把民主化推廣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尤其要“建立東方社會市民自我組織”，並表示“將投身台灣的社會運動”。1998年1月，黃文雄當選為“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人權會”是盡人皆知的“台獨基本教義派”組織。黃文雄為了“一顯身手”，為了從事“另類台獨”，大做了幾篇文章：

    （一）宣揚用人權牌加強台灣的“國際地位”。黃提出：“台灣單有主權還不夠，主權之外，還要有人權”。因為，“當前台灣傳統‘外交’被孤立，而要在國際上打‘民主牌’，那麼‘人權’這個普世價值有很多門路可以進行”，“人權能協助加強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正當性地位”。他還宣傳“經貿實力、民主與人權是台灣在國際安全上的三大資産”。

    （二）鼓吹在台灣“建立一套人權政策”。黃文雄認為：台灣解嚴以來，表面上“憲法層次”的人權規定雖然解凍，但在實際推行上卻僅限于“政治開放之後，所需要的公民政治權利而已”。民進黨過去在街頭上抗爭，“總標舉著民權民主的理念”，現在它“臺面上的政治人物再怎麼講都是談過去”，“只字不提台灣人權發展現狀及將來展望”。黃稱，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台灣沒有‘人權政策’”。

    黃文雄提出，這套“政策”主要包括：第一、要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他説，構成“國際人權法典”的《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李登輝時期，已經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另外兩個台灣目前“加入較難”，但是可以用“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的方式來處理，“透過國內立法把國際人權標準帶進台灣”。第二、設立“聯合國一直在鼓勵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使其成為落實人權措施的機制。該“委員會”不僅藉由各種活動“來提升台灣民眾的人權意識，從事人權教育的工作，同時，也要構思人權政策，幫助政府架構起人權政策體系。”第三、要跟外國人權團體、機構“匯流”，加強彼此的“交流合作”。

    （三）提出“台灣人權促進會”必須重新“定位”。黃文雄説，台灣人權促進會曾經轟轟烈烈一陣子，但是它成立時存在的問題諸如黑名單、政治犯的問題，都已經逐漸解決，加上後來的反對運動跟社會運動脫鉤，有些人雖然不以人權為名，實際上從事關於人權的事情，使得“人權會失去方向與焦點”。現在它“需要新的定位”：除了繼續做傳統的人權工作，還要對台灣的人權標準做監測和干預，不僅藉由各種活動來提升台灣民眾的人權意識，從事人權教育的工作，同時也要構思人權政策，幫助政府架構起人權政策體系。

    由“人權會長”到御用“人權軍師”

    從台灣媒體的報道看，黃文雄在台灣顯身時，民進黨高層人士對黃最熱心、最推重的，當屬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陳水扁。陳稱讚黃文雄刺殺蔣經國的恐怖暴力活動是：“勇於做一個台灣人應做的事，是相當有意義的，是台灣人的良心”。他希望黃文雄能成為台北市市民，如設籍台北市，“市府一定服務到家”。陳水扁還對黃文雄過去的“流亡生涯”表示“辛苦了”，期許他今後“再為台灣的民主運動拼鬥32年”。

    在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過程中，黃文雄抓住機會，“大顯身手”。他聯合人權、律師、“司法改革”和“社會運動”等團體，在1999年12月9日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聯盟。這些人要讓“人權議題搭上‘總統’選舉的便車”，他們一面“搶佔媒體版面”廣作宣傳，一面向候選人陣營寄出“人權説帖”，進行遊説。

    當選舉揭曉，陳水扁以微弱多數出線之後，黃寫了一個“説明清晰的人權政策説帖”——“新‘總統’就職演説有關人權部分的建議”，將他對“人權的追求”“層次分明地條列出來”。明眼人一看就十分清楚，陳水扁“520就職演説”中所講人權部分之內容，就是黃文雄經常宣揚的“建立台灣人權政策”的那些東西。台灣《新新聞》有一篇文章説：許多關心人權議題的“社運工作者”，一聽到陳水扁“520就職演説”有關人權的部分，幾乎立即脫口而出：“這不是和黃文雄的文章一模一樣嗎？！”一位“就職演説”主筆人毫不諱言地表示，陳水扁就職演説稿的這一部分，就是把黃文雄的“人權説帖”“帖進去”。《新新聞》還披露：陳水扁政權“外交部長”田弘茂，剛剛上臺時提出的“人權外交是台灣未來外交工作重點”之説，也來自黃文雄。對此，黃躊躇滿志地説：“有人想聽烏鴉講話，就講給他們聽聽”。

    因為黃文雄有利用價值，所以陳水扁一封官賜爵，他就當上了“總統府國策顧問”，後來又被封為“外交部無所任大使”、“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正式成了陳水扁耍弄人權牌的御用軍師。陳水扁上臺兩年多來，不斷買弄他從黃文雄那裏躉來的貨色，口中不時唸唸有詞，説什麼“21世紀人權保障已經成為普世公認的價值、社會主流的議題”；説什麼台灣要“人權立國”，要將《國際人權法典》台灣化，要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要加強和國際人權運動與組織的交流與合作，等等。黃文雄與其密切配合，宣傳他自己“推崇陳總統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位提出人權政策，並設立人權事務專責機構的國家元首”。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陳水扁尊重2300萬台灣同胞的人權嗎？否！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連任,以繼續控制台灣政權，搞“台獨”。只要數一數在他治下，台灣發生了多少損害百姓權益的弊案，只要看一看陳水扁上臺以來，台灣發生了多少起上萬、幾萬乃至十幾萬民眾一起上街遊行自保事件，聽一聽他們高呼“台灣之子執政，台灣頭家失業”、“要工作、要三餐”；聽一聽他們哀嘆“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老不起、病不起”、“沒畢業、就失業”；聽一聽他們指責陳水扁政權“禍國殃民”，就可以清楚陳水扁的所謂“人權”，是什麼貨色。他連台灣人民的“生存權”都不能保障，不想保障，還有什麼資格侈談人權！至於黃文雄這樣的人談論人權，本就是對這個神聖字眼的褻瀆，再看看他去年對陳水扁説的這段話：“‘總統’強調以民意為治國之道，甚至有意讓‘民意’來領導總統，既然如此順從民意，當然就應該表現在支援、推動‘公投法’，或運用‘創制、復決’兩權，以牽制立法院的坐大”，人們看了就知道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的黃文雄，一天喊的“民主”、“人權”，都是騙人的鬼話，他這號人心裏裝的，只有禍害台灣的“台獨”。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3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