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十大傑出青年”變成“台獨”分子

    彭明敏，1923年9月生於台中縣大甲鎮鄉。1948年夏天在台灣大學法學院政治係畢業後，留校在法學院當助教。在院長薩孟武、校長錢思亮的支援下，在胡適的直接資助下，先後取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國際航空法研究院”碩士、巴黎大學博士學位。高度專門性學術論文，在國際航空法領域“評價很高”，回臺大任教後，34歲破格越級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正教授，1961年8月起出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彭明敏作為國際太空法權威，在國民黨當局刻意栽培下，很快成為少數“臺籍精英”之一，不但代表當局出席很多重要國際會議、獲聘為以胡適為主席的“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國家講座”教授、參加了“陽明山會議”，還在1961年9月，被任命為台灣“駐聯合國代表團法律顧問”，成為代表團中唯一的臺籍人士，1963年當選為台灣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1960年和1962年，先後獲蔣介石兩度接見。成為被看好的台灣“明日之星”。

    但是因受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的影響，加上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彭明敏對國民黨並不認同。他不僅拒絕參加國民黨，還公開挑戰國民黨“一個中國”政策，鼓吹：“現代國家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語言，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還鼓吹“台灣的法律地位並未確定”、“台灣住民對於自己前途應該有發言權”。到1964年9月他終於和謝聰敏、魏廷朝一起炮製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這個後來被“台獨”分子稱為“獨立宣言”的東西，其“目標”是：“確認‘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團結全島人民，不論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新的政府；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具有實效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而能力。”“宣言”還提出：“必須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十幾年來，台灣實際是已經成為一個國家”；“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産生國家元首”。就在彭明敏等準備將它向全島分發時，這幾個中華民族的敗類，在1964年中秋節的晚上同時被捕。

    由台灣階下囚變成美國座上客

    1965年4月2日，彭明敏、魏廷朝被判刑8年，謝聰敏10年。同年11月彭明敏獲“特赦”，被軟禁于自宅。彭明敏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這樣描述他被軟禁的情況：“在理論上，我可隨意外出，也可以在島內旅行，但不斷受著監視，如果我搭乘計程車外出，便有一輛吉普車尾隨。如果我到飯店吃飯，安全人員便坐在不遠的桌子邊，也在那裏用餐。如果我乘火車南下到高雄探望母親，便衣人員也隨行左右。”彭明敏的案子從“警備總部”轉到“調查局”之後，直到他潛逃之前，監視並未放鬆，彭明敏説：“監視我的特務們，整天分成三班輪流，我的妻子被跟蹤的更緊迫了……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在這樣孤獨絕望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在此期間，彭明敏的一些朋友、同黨被捕，和他接觸的外國人，也被跟蹤，甚至取消台灣的入境簽證。

    這個被日夜嚴密監視著的彭明敏，在美國等國家一手策劃下，竟在1970年元月初潛逃離臺，到了瑞典，直到3個多星期之後，彭明敏打電報給家人，電報局將這個情況告知國民黨當局，他們才向全島發出緊急警報，搜捕彭明敏。一個月後，瑞典政府正式批准給予彭明敏政治庇護，並任命其為人類博物館正式研究員。1970年9月29日，彭明敏作為“政治亡命者”，持瑞典政府發的“無國籍者證件”，獲得美國簽證，成為美國的座上客，以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身份，做美國所需要的事。

    由“台獨聯盟”到“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彭明敏一到美國便積極進行“台獨”活動。他系統、瘋狂地鼓吹“一中一台”、“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論”和“住民自決論”等謬論。提出：1985年以前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幾乎只是名義上的，而且關係動蕩不已，台灣不斷試圖脫離中國的控制”，1895年以後的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蜂起反抗中國統治”；“從國際法的觀點看，自從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條約和其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台灣重新劃給中國……也就是説，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未曾確定”；“中國人必須接受一個原則，即一群住民，在某種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構成一獨立政治實體，不管他們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的背景如何。”；“台灣人應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彭明敏的學術地位和《宣言》帶來的巨大影響，早被“台獨聯盟”看中。到美國之後的分裂行徑，不僅擴大了他本人的影響，也為“台獨”勢力起了造勢、輸血的作用，當時有人稱彭為“海外反對運動的救世主”。故1971年9月被“台獨聯盟”安排為“福爾摩薩研究所”所長，1972又當了“獨盟”總本部第二屆主席。但“獨盟”這幫人只想利用他發展自己，並不想真擁他當盟主，加上彭本人是“思考型知識分子”，十分缺乏行政、組織能力，且性格清高孤傲、自信執著，又不懂政治謀略，實不能勝任此職，1973年被張燦鍙取代後，又創辦“臺美協會”等小團體。

    1982年2月彭明敏參與拼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1985年當選它的第三屆主席，1987連任。據王桂榮説，這是因為“彭明敏走馬上任後，憑著他個人的威望與中立的行事風格，FAPA的會務及財務都擴張不少，會員人數增加250%，分會總數也增加200%”。但到1989年，大形勢發生了有利於“獨盟派”的變化，故在該年3月FAPA第3屆中常委改選時，“獨盟派”一舉囊括了8席常委名額，彭明敏所提人選全部敗落，彭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遂辭去FAPA會長職務。1990年2月，彭明敏又與其親信魏瑞明、葉加興、洪耀東、楊黃美幸、謝聰敏等，拼湊了“亞太民主協會”。

    由海外“通緝犯”到“總統候選人”

    彭明敏潛逃之後，台灣當局將其列為台灣15大政治事件的“通緝犯”，為此彭明敏從1989年7月就聘請律師團,交涉返臺事宜。”，而一直不能得逞。1990年春，李登輝力邀彭明敏等“台獨”分子回臺參加“國是會議”，“共商國是”，國民黨非主流派也以彭是“通緝犯”為由予以反對，使彭未能入境。在台灣“憲政體制改革”開始之後，1991年6月，台灣“高檢署”撤銷對彭的通緝，1992年台灣當局又修訂“刑法100條”，使暴力手段之外的“台獨”活動合法化。彭明敏遂在美國一些人的支援，得以“有尊嚴”地于1992年11月回到台灣。

    彭明敏回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當台灣第一任“民選總統”。早在1991年他就放風説：“老實説，競選總統的問題我並非沒有想過，但是細節現在還沒辦法説出來”。所以他從到台灣的當天開始，就按事先的設計製造“彭明敏旋風”，為日後選舉鋪路。出於同一目的，彭明敏于1994年5月，成立了“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1995年2月突擊加入民進黨，同年3月正式宣佈參選“總統”。彭明敏在民進黨內部初選中以一萬餘票敗給許信良，但在1995年7—9月的第二階段選民投票中，卻領先了3萬餘票，按照民進黨有關規定，他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從台獨務實派到基本教義派彭明敏在海外“台獨”勢力中，一直屬於溫和派。在擔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之後，與“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的許信良一起，共同扛著“盟外”“溫和派”大旗，和以“獨盟”為首的“盟裏”激進勢力進行爭鬥。他們強調在體制內通過“民族自決”，實現“台灣獨立”。1987年彭明敏曾明確表示：“我認為只要台灣實行國會全民改選，什幺國號、國旗根本無關宏旨。我完全不在意這個問題。”早在1989年他就推動李登輝訪美，以促進台灣“重返國際社會”，就此《民眾日報》指出“李登輝彭明敏貌離神合”。回到台灣之後，他仍堅持“溫和派”政策主張。他認為：台灣已走上民主化軌道，國民黨成了競爭性政黨，台灣真正的政黨政治已經開始；今後台灣的首要任務是實現徹底的民主化；民進黨有能力執政，但是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為反對而反對，必須培養穩健、負責的精神，讓民眾放心將權力交給它。在“台灣前途”問題上，彭明敏提出，“台灣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就已經獨立了”；民進黨現在主張“台獨”，這是它作為在野黨的一種理想，如果它取得了台灣政權，其“台獨”主張有可能改變，以爭取多數民眾的認同。就是他1996年以“激進派”面目競選“總統”時，其主要政策主張也未脫出原來的一套。例如他説：“我當選總統後，將會尊重現行體制，但會讓社會和媒體公開就國號、國旗、國歌等問題進行討論，等到社會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共識，在適當時機，進行公民投票，讓全民來決定國號、國旗、國歌。”

    “總統”選舉過後，彭明敏于1996年4月成立了“建國會”，發表“台灣要建國宣言”。彭明敏另起爐灶的原因，一是在“總統”選舉期間與民進黨結下了矛盾；二是彭明敏對民進黨為了執政，不斷對台獨表述進行調整不滿；三是為自己尋找未來出路。“建國會”核心成員大多是後來“建國黨”的領導人，如林山田、謝聰敏、李永熾、鄭欽仁等。這些人拖著彭明敏走進“台獨基本教義派”的行列,參與策劃或積極支援它分裂祖國的活動。例如1997年8月15日參與發起“台灣共和國運動”，妄圖“以推動台灣正名、廢除中華民國國號、推動一中一台政策及使用台灣共和國國號加入聯合國地具體行動，逐漸推動台灣共和國的建立”；1998年6月，“建國會”和二十多個“基本教義派”團體一起，舉行“關切柯江會談，決志保臺建國”大遊行，叫囂“台灣獨立萬歲”、“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保臺建國”。1999年4月，“建國會”就一夥人搞的“絕食公投入憲活動”發表聲明，要求“立法院無條件通過公民投票法”。2001年“台灣團結聯盟”一成立，彭明敏就表示“認同臺聯的四大政策”，並與李登輝同臺，為它的“立法委員”候選人助選。

    由在野“大老”到“當朝國師”

    彭明敏在“台獨”勢力中的輩分，單是一個“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就無人能出其右，所以他被吹捧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先知先覺”、“台灣今之耶穌”、“台獨教父”。

    2000年陳水扁上臺後，彭明敏不但連續3次被陳水扁聘為“總統府資政”，是少數幾個在“總統府”內有專設辦公室的人，而且唐飛“內閣”、張俊雄“內閣”上臺，都是彭明敏擔任“監交人”，2002年新任“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也是在彭明敏監交下完成的新舊任秘書長交接儀式。就此彭明敏受寵若驚地説：“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天”。由此，有人稱彭明敏為“國師”。陳水扁之所以把彭明敏抬得這麼高，固然和這倆人早就聲氣相投，沆瀣一氣有關，例如，1996年彭明敏另起爐灶成立“建國會”時，陳水扁是民進黨內有分量的人之中，唯一明確支援彭明敏的人。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彭明敏又出來支援陳水扁，聲稱：“在總統候選人中，陳水扁是唯一能夠堅守李登輝特殊兩國論路線，維護台灣主權與利益的人”。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新台灣新聞週刊》所披露的那樣：陳水扁這樣安排，“除了肯定彭明敏對台灣民主運動‘先知者’的地位外，另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即獨立建國尚未成功，這個最後的理想，還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