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昭堂，“台灣青年會”委員長，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
參與創建“台灣青年社”
化名黃有仁，1932年生於台灣台南縣，台灣大學經濟係學士，服兵役時為中尉，1958年赴日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國際學碩士、社會科學博士。曾擔任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史教授，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
1960年2月，他和王育德等人在日本糾集一些台灣留學生，組織“台灣青年社”，王育德為委員長，1963年5月，“台灣青年社”改組為“台灣青年會”，黃昭堂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65年5月，“台灣青年會”改稱“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簡稱“臺青聯”），其委員長地位被辜寬敏代替。1970年，“台灣獨立聯盟”成立時，黃昭堂任該盟總本部中央委員，1979年任日本本部委員長，1980年擔任總本部副主席，自1995以來一直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民間“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2000年陳水扁上臺以來，被陳封為第一、二、三屆有給職“國策顧問”。
注重獨撰“台灣不屬於中國”的謬論
在黃昭堂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反覆強調：“要追求獨立建國的理論”，理論“可以將獨立建國合理化，讓更多的人能接受，也能凝集獨立運動的力量”。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幾十年來，他大肆鼓吹形形色色的“台獨”謬論，尤其在“台獨”的要害問題——“台灣主權問題”上，不遺餘力。他除了和和彭明敏等合寫《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民族及民族問題》等書和文章外，自己還不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並經常參加各種形式的會議，反覆宣揚他的歪理邪説。其主要論點有：
台灣歷史上只被荷蘭、西班牙、鄭王國、清王朝、日本統治過，它和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瓜葛，由於清王朝被中國視為“韃虜”，所以“清國並不是中國”，台灣和中國都是被異民族“清國吞併支配的”。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資格擁有台灣主權。
清王朝依《馬關條約》將臺澎湖割讓給日本，雖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規定使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但是這兩個文件是“和平預備條約”，在“對日和約”簽定之後，依據後訂條約優先的原則，兩者的存續已無意義。
1951年的“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臺澎，“並沒有規定要割讓給何國”；1952年的“日華和約”“也沒有規定日本割讓台灣給中華民國”。因此，在國際法上台灣的地位是一個“歸屬未定的地域”。“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外來佔領政權”。
“台灣人可引用”《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文件，“主張台灣的領土主權屬於台灣人，至少應該由台灣人來決定”。
自“中華民國”轉移到台北以後，“台灣的地位不過是‘被以金馬為領土的獨立國家中華民國統治的地域’而已”，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自9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自由化、民主化與台灣化改革，將中央政府權力基礎徹底台灣化，並對外宣稱放棄代表中國，轉而爭取並維護台灣代表權，逐漸創造一有別於中國、屬於台灣自己的國際人格，這個過程是台灣人民共同實踐其國際法上自決權的具體表現。
世界上不少國家是由外來佔領政權本土化而成立的，台灣如果“採取繼承中華民國的方式而獨立”，那不論怎麼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不管是“獨立的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都是由中國分裂出來的分裂國家”，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有反對、阻止、對抗、平定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的權利。要想盡辦法，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任何對台灣領土權的根據”。“因此，台灣的獨立不應循修憲之方式，而應走制憲之路。”
堅持台獨激進路線
黃昭堂及其領導下的“台獨聯盟”，堅持激進路線，反對民進黨在轉型過程中，對“台獨”主張作的策略性調整，屬於“台獨基本教義派”。其主要主張如：
例一，1994年8月，黃昭堂參加一個座談會，説：“台灣如何回國際社會，我認為不成立獨立國家台灣是無法回去的。因此，可以説台灣明確宣佈獨立是最好的方法。制定新憲法，或改國名是比較溫和的做法。”“我們不必怕刺激中共”。
例二，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黃昭堂認為，這種説法“對台獨運動不好”，“為了實現台灣獨立，台獨運動者必須時時刻刻宣揚台灣獨立的必要性”。
例三，1997年島內“台獨基本教義派”發起“台灣共和國運動”，黃昭堂是該活動的召集人之一。該“運動”宣稱，它以“推動台灣正名、廢除中華民國國號、推動一台一中政策和用台灣共和國國號為具體行動”，以“推動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為最終目標”。
例四，1999年3月，黃昭堂説，台灣“明明是一個國家，今時今日卻非得叫中華民國不可，因此我主張為了擺脫台灣這個矛盾的問題，應宣佈獨立，再重新建立一個新國家。”
例五，2002年5月11日，由“台獨基本教義派”糾合而成、由黃昭堂為共同召集人的
“台灣正名運動聯盟”，在台北舉行“5 11台灣正名遊行”。“台獨”分子們狂叫“找回台灣本名”、“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台獨建國”。
還提出所謂“七項訴求”：台灣人的國家名稱不是中國，要求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不要以‘中國人’來稱呼台灣人；要求“教育部”重新制訂以台灣為主體的教科書來教育下一代；要求企業、台灣境內設立的社團、台灣駐外單位的名稱，不要用“中國／中華／China”，而一律用“Taiwan”，“並以此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要求推動制訂新憲法，將國號改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正名聯盟”把2002年視為“台灣正名宣傳年”，2003年是“台灣正名行動年”，夢想“2004年前，陳水扁能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並制定台灣新憲法。”
為李登輝、陳水扁大唱讚歌
黃昭堂對死硬“台獨”分子李登輝看作是“自己人”，經常用肉麻的語言吹捧他。黃昭堂毫不隱晦地説：“我一向很崇拜李登輝”，“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沒有一個領導人超過李登輝。”在這個問題上“李登輝是居功厥偉的”，“儘管李登輝從未清楚説過任何支援台獨的話，但從他上任後，在提升本土意識上的作為，卻讓台獨人士將他歸為‘自己人’；尤其當他拋出兩國論後，台獨人士情緒為之大振，更能對他的‘不喊台獨’有更大的包容和體諒。”甚至説：“李登輝是台灣人當中，50年來或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偉大政治家”。2001年李登輝跳出來拼湊“台灣團結聯盟”，攪動台灣政局，黃昭堂認為其辯解：“因為李登輝對目前國家定位的走向，和台獨人士一樣感到不安，覺得目前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聲浪，似有日益後退的趨勢，一方面是因為陳水扁力量不夠，一方面則是因為連戰偏離李登輝‘兩國論’的路線，所以才會促成他再度崛起”。
至於陳水扁，黃昭堂從一開始就支援他競選“總統”，陳一上臺，“台獨聯盟”便作成專門決議：“對於新政府，台灣人民應全力支援”。吹捧“扁唐體制的施政不錯”，“扁張體制其實也可算是不錯的方式”。希望他“四年之後繼續執政”。
同時，稱讚陳水扁的“漸進式台獨”。説：“我承認民進黨執政後，對台灣獨立是有所妥協，但這是有所必要，總是有慢慢來，而就目前來看，整個大方向並無漸行漸遠，實際上還是在慢慢推動，只是速度太慢，應該要加快。”由於堅定的台獨立場、又為陳水扁捧場，所以得到陳水扁的賞識，連續三次被陳水扁聘為有給職“國策顧問”。
與日本關係不同尋常
2001年第751期《新新聞週刊》指出，黃昭堂“與李登輝同樣跟日本有深厚的淵源”。這話點中了黃昭堂的要害。黃昭堂從1958年留學起，在日本學習、教書、從事台獨活動幾十年，與日本的關係很不一般。
首先，他與日本那些夢幻“日臺一體”的政客，為了分裂中國而狼狽為奸。例一，黃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對台獨聯盟成員從未有壓迫動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灣早日獨立，因為如此比較合乎兩國利益”。例二，黃昭堂是“台獨”分子中最得日本信賴的人，這集中反映在1969年美、日合謀，要把因搞“台獨”而被嚴密監視的彭明敏弄出台灣時，將這個“天機不可泄漏”的計劃，背著大漢奸辜顯榮的兒子、時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的辜寬敏，而讓黃昭堂負責協助執行；例三，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進行“反台獨、反分裂”鬥爭、台獨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之時，日本防衛廳競邀“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參觀其陸上自衛隊舉行的年度軍事演習，公開為他和他所屬的勢力撐腰壯膽。
其次，黃昭堂和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知心朋友。日本右翼分子因為要重溫東亞盟主舊夢、要在台灣恢復已經失去的天堂，所以儘管他們在“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的支配下，凡事抱著只講實力、不認道義的民族價值觀和孤妄自大的民族優越觀，讓人覺得這些人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但是，他們對黃昭堂之流的“台獨”分子卻表現了少有的熱情，二者為了肢解中國而打的火熱，甚至滾作一團，“台獨聯盟”日本本部裏負責編輯《台灣青年》幾十年而不漏一期的宗像隆幸，是這種人的典型代表。黃昭堂曾説：“我在日本生活達36年之久，結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他們給我這個流亡海外的台灣人很多的溫暖與支援。就一般而言，日本人對外國人總有一種陌生感，以至不少的外國人認為日本人是排外的，尤其是那些看不起亞洲、非洲的人。但是我倒認為，日本人一旦交心，友情的深度是令人感動的。”很顯然，他説的這些“日本人”，不是廣大的日本人民，而是少數日本右翼分子。再次，黃昭堂在大學學習供職幾十年，結交不少學界人士，其中不乏日本右翼學者，並和他們一起搞分裂中國的勾當，就連黃昭堂和彭明敏在1975年合寫的“台獨力作”《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也是在日本政經學會學術論文獎助金的所謂“資助”下完成的。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黃昭堂——“台獨聯盟”元老之一
張鳳山
黃昭堂，“台灣青年會”委員長，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
參與創建“台灣青年社”
化名黃有仁，1932年生於台灣台南縣，台灣大學經濟係學士，服兵役時為中尉，1958年赴日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國際學碩士、社會科學博士。曾擔任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史教授，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
1960年2月，他和王育德等人在日本糾集一些台灣留學生，組織“台灣青年社”，王育德為委員長，1963年5月，“台灣青年社”改組為“台灣青年會”，黃昭堂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65年5月，“台灣青年會”改稱“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簡稱“臺青聯”），其委員長地位被辜寬敏代替。1970年，“台灣獨立聯盟”成立時，黃昭堂任該盟總本部中央委員，1979年任日本本部委員長，1980年擔任總本部副主席，自1995以來一直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民間“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2000年陳水扁上臺以來，被陳封為第一、二、三屆有給職“國策顧問”。
注重獨撰“台灣不屬於中國”的謬論
在黃昭堂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反覆強調：“要追求獨立建國的理論”，理論“可以將獨立建國合理化，讓更多的人能接受，也能凝集獨立運動的力量”。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幾十年來，他大肆鼓吹形形色色的“台獨”謬論，尤其在“台獨”的要害問題——“台灣主權問題”上，不遺餘力。他除了和和彭明敏等合寫《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民族及民族問題》等書和文章外，自己還不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並經常參加各種形式的會議，反覆宣揚他的歪理邪説。其主要論點有：
台灣歷史上只被荷蘭、西班牙、鄭王國、清王朝、日本統治過，它和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瓜葛，由於清王朝被中國視為“韃虜”，所以“清國並不是中國”，台灣和中國都是被異民族“清國吞併支配的”。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資格擁有台灣主權。
清王朝依《馬關條約》將臺澎湖割讓給日本，雖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規定使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但是這兩個文件是“和平預備條約”，在“對日和約”簽定之後，依據後訂條約優先的原則，兩者的存續已無意義。
1951年的“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臺澎，“並沒有規定要割讓給何國”；1952年的“日華和約”“也沒有規定日本割讓台灣給中華民國”。因此，在國際法上台灣的地位是一個“歸屬未定的地域”。“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外來佔領政權”。
“台灣人可引用”《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文件，“主張台灣的領土主權屬於台灣人，至少應該由台灣人來決定”。
自“中華民國”轉移到台北以後，“台灣的地位不過是‘被以金馬為領土的獨立國家中華民國統治的地域’而已”，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自9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自由化、民主化與台灣化改革，將中央政府權力基礎徹底台灣化，並對外宣稱放棄代表中國，轉而爭取並維護台灣代表權，逐漸創造一有別於中國、屬於台灣自己的國際人格，這個過程是台灣人民共同實踐其國際法上自決權的具體表現。
世界上不少國家是由外來佔領政權本土化而成立的，台灣如果“採取繼承中華民國的方式而獨立”，那不論怎麼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不管是“獨立的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都是由中國分裂出來的分裂國家”，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有反對、阻止、對抗、平定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的權利。要想盡辦法，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任何對台灣領土權的根據”。“因此，台灣的獨立不應循修憲之方式，而應走制憲之路。”
堅持台獨激進路線
黃昭堂及其領導下的“台獨聯盟”，堅持激進路線，反對民進黨在轉型過程中，對“台獨”主張作的策略性調整，屬於“台獨基本教義派”。其主要主張如：
例一，1994年8月，黃昭堂參加一個座談會，説：“台灣如何回國際社會，我認為不成立獨立國家台灣是無法回去的。因此，可以説台灣明確宣佈獨立是最好的方法。制定新憲法，或改國名是比較溫和的做法。”“我們不必怕刺激中共”。
例二，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黃昭堂認為，這種説法“對台獨運動不好”，“為了實現台灣獨立，台獨運動者必須時時刻刻宣揚台灣獨立的必要性”。
例三，1997年島內“台獨基本教義派”發起“台灣共和國運動”，黃昭堂是該活動的召集人之一。該“運動”宣稱，它以“推動台灣正名、廢除中華民國國號、推動一台一中政策和用台灣共和國國號為具體行動”，以“推動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為最終目標”。
例四，1999年3月，黃昭堂説，台灣“明明是一個國家，今時今日卻非得叫中華民國不可，因此我主張為了擺脫台灣這個矛盾的問題，應宣佈獨立，再重新建立一個新國家。”
例五，2002年5月11日，由“台獨基本教義派”糾合而成、由黃昭堂為共同召集人的
“台灣正名運動聯盟”，在台北舉行“5 11台灣正名遊行”。“台獨”分子們狂叫“找回台灣本名”、“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台獨建國”。
還提出所謂“七項訴求”：台灣人的國家名稱不是中國，要求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不要以‘中國人’來稱呼台灣人；要求“教育部”重新制訂以台灣為主體的教科書來教育下一代；要求企業、台灣境內設立的社團、台灣駐外單位的名稱，不要用“中國／中華／China”，而一律用“Taiwan”，“並以此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要求推動制訂新憲法，將國號改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正名聯盟”把2002年視為“台灣正名宣傳年”，2003年是“台灣正名行動年”，夢想“2004年前，陳水扁能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並制定台灣新憲法。”
為李登輝、陳水扁大唱讚歌
黃昭堂對死硬“台獨”分子李登輝看作是“自己人”，經常用肉麻的語言吹捧他。黃昭堂毫不隱晦地説：“我一向很崇拜李登輝”，“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沒有一個領導人超過李登輝。”在這個問題上“李登輝是居功厥偉的”，“儘管李登輝從未清楚説過任何支援台獨的話，但從他上任後，在提升本土意識上的作為，卻讓台獨人士將他歸為‘自己人’；尤其當他拋出兩國論後，台獨人士情緒為之大振，更能對他的‘不喊台獨’有更大的包容和體諒。”甚至説：“李登輝是台灣人當中，50年來或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偉大政治家”。2001年李登輝跳出來拼湊“台灣團結聯盟”，攪動台灣政局，黃昭堂認為其辯解：“因為李登輝對目前國家定位的走向，和台獨人士一樣感到不安，覺得目前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聲浪，似有日益後退的趨勢，一方面是因為陳水扁力量不夠，一方面則是因為連戰偏離李登輝‘兩國論’的路線，所以才會促成他再度崛起”。
至於陳水扁，黃昭堂從一開始就支援他競選“總統”，陳一上臺，“台獨聯盟”便作成專門決議：“對於新政府，台灣人民應全力支援”。吹捧“扁唐體制的施政不錯”，“扁張體制其實也可算是不錯的方式”。希望他“四年之後繼續執政”。
同時，稱讚陳水扁的“漸進式台獨”。説：“我承認民進黨執政後，對台灣獨立是有所妥協，但這是有所必要，總是有慢慢來，而就目前來看，整個大方向並無漸行漸遠，實際上還是在慢慢推動，只是速度太慢，應該要加快。”由於堅定的台獨立場、又為陳水扁捧場，所以得到陳水扁的賞識，連續三次被陳水扁聘為有給職“國策顧問”。
與日本關係不同尋常
2001年第751期《新新聞週刊》指出，黃昭堂“與李登輝同樣跟日本有深厚的淵源”。這話點中了黃昭堂的要害。黃昭堂從1958年留學起，在日本學習、教書、從事台獨活動幾十年，與日本的關係很不一般。
首先，他與日本那些夢幻“日臺一體”的政客，為了分裂中國而狼狽為奸。例一，黃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對台獨聯盟成員從未有壓迫動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灣早日獨立，因為如此比較合乎兩國利益”。例二，黃昭堂是“台獨”分子中最得日本信賴的人，這集中反映在1969年美、日合謀，要把因搞“台獨”而被嚴密監視的彭明敏弄出台灣時，將這個“天機不可泄漏”的計劃，背著大漢奸辜顯榮的兒子、時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的辜寬敏，而讓黃昭堂負責協助執行；例三，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進行“反台獨、反分裂”鬥爭、台獨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之時，日本防衛廳競邀“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參觀其陸上自衛隊舉行的年度軍事演習，公開為他和他所屬的勢力撐腰壯膽。
其次，黃昭堂和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知心朋友。日本右翼分子因為要重溫東亞盟主舊夢、要在台灣恢復已經失去的天堂，所以儘管他們在“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的支配下，凡事抱著只講實力、不認道義的民族價值觀和孤妄自大的民族優越觀，讓人覺得這些人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但是，他們對黃昭堂之流的“台獨”分子卻表現了少有的熱情，二者為了肢解中國而打的火熱，甚至滾作一團，“台獨聯盟”日本本部裏負責編輯《台灣青年》幾十年而不漏一期的宗像隆幸，是這種人的典型代表。黃昭堂曾説：“我在日本生活達36年之久，結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他們給我這個流亡海外的台灣人很多的溫暖與支援。就一般而言，日本人對外國人總有一種陌生感，以至不少的外國人認為日本人是排外的，尤其是那些看不起亞洲、非洲的人。但是我倒認為，日本人一旦交心，友情的深度是令人感動的。”很顯然，他説的這些“日本人”，不是廣大的日本人民，而是少數日本右翼分子。再次，黃昭堂在大學學習供職幾十年，結交不少學界人士，其中不乏日本右翼學者，並和他們一起搞分裂中國的勾當，就連黃昭堂和彭明敏在1975年合寫的“台獨力作”《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也是在日本政經學會學術論文獎助金的所謂“資助”下完成的。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