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昭堂,“台灣青年會”委員長,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
參與創建“台灣青年社”
化名黃有仁,1932年生於台灣台南縣,台灣大學經濟係學士,服兵役時為中尉,1958年赴日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國際學碩士、社會科學博士。曾擔任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史教授,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
1960年2月,他和王育德等人在日本糾集一些台灣留學生,組織“台灣青年社”,王育德為委員長,1963年5月,“台灣青年社”改組為“台灣青年會”,黃昭堂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65年5月,“台灣青年會”改稱“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簡稱“臺青聯”),其委員長地位被辜寬敏代替。1970年,“台灣獨立聯盟”成立時,黃昭堂任該盟總本部中央委員,1979年任日本本部委員長,1980年擔任總本部副主席,自1995以來一直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民間“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2000年陳水扁上臺以來,被陳封為第一、二、三屆有給職“國策顧問”。
注重獨撰“台灣不屬於中國”的謬論
在黃昭堂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反覆強調:“要追求獨立建國的理論”,理論“可以將獨立建國合理化,讓更多的人能接受,也能凝集獨立運動的力量”。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幾十年來,他大肆鼓吹形形色色的“台獨”謬論,尤其在“台獨”的要害問題——“台灣主權問題”上,不遺餘力。他除了和和彭明敏等合寫《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民族及民族問題》等書和文章外,自己還不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並經常參加各種形式的會議,反覆宣揚他的歪理邪説。其主要論點有:
台灣歷史上只被荷蘭、西班牙、鄭王國、清王朝、日本統治過,它和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瓜葛,由於清王朝被中國視為“韃虜”,所以“清國並不是中國”,台灣和中國都是被異民族“清國吞併支配的”。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資格擁有台灣主權。
清王朝依《馬關條約》將臺澎湖割讓給日本,雖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規定使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但是這兩個文件是“和平預備條約”,在“對日和約”簽定之後,依據後訂條約優先的原則,兩者的存續已無意義。
1951年的“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臺澎,“並沒有規定要割讓給何國”;1952年的“日華和約”“也沒有規定日本割讓台灣給中華民國”。因此,在國際法上台灣的地位是一個“歸屬未定的地域”。“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外來佔領政權”。
“台灣人可引用”《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文件,“主張台灣的領土主權屬於台灣人,至少應該由台灣人來決定”。
自“中華民國”轉移到台北以後,“台灣的地位不過是‘被以金馬為領土的獨立國家中華民國統治的地域’而已”,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自9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自由化、民主化與台灣化改革,將中央政府權力基礎徹底台灣化,並對外宣稱放棄代表中國,轉而爭取並維護台灣代表權,逐漸創造一有別於中國、屬於台灣自己的國際人格,這個過程是台灣人民共同實踐其國際法上自決權的具體表現。
世界上不少國家是由外來佔領政權本土化而成立的,台灣如果“採取繼承中華民國的方式而獨立”,那不論怎麼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不管是“獨立的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都是由中國分裂出來的分裂國家”,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有反對、阻止、對抗、平定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的權利。要想盡辦法,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任何對台灣領土權的根據”。“因此,台灣的獨立不應循修憲之方式,而應走制憲之路。”
堅持台獨激進路線
黃昭堂及其領導下的“台獨聯盟”,堅持激進路線,反對民進黨在轉型過程中,對“台獨”主張作的策略性調整,屬於“台獨基本教義派”。其主要主張如:
例一,1994年8月,黃昭堂參加一個座談會,説:“台灣如何回國際社會,我認為不成立獨立國家台灣是無法回去的。因此,可以説台灣明確宣佈獨立是最好的方法。制定新憲法,或改國名是比較溫和的做法。”“我們不必怕刺激中共”。
例二,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黃昭堂認為,這種説法“對台獨運動不好”,“為了實現台灣獨立,台獨運動者必須時時刻刻宣揚台灣獨立的必要性”。
例三,1997年島內“台獨基本教義派”發起“台灣共和國運動”,黃昭堂是該活動的召集人之一。該“運動”宣稱,它以“推動台灣正名、廢除中華民國國號、推動一台一中政策和用台灣共和國國號為具體行動”,以“推動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為最終目標”。
例四,1999年3月,黃昭堂説,台灣“明明是一個國家,今時今日卻非得叫中華民國不可,因此我主張為了擺脫台灣這個矛盾的問題,應宣佈獨立,再重新建立一個新國家。”
例五,2002年5月11日,由“台獨基本教義派”糾合而成、由黃昭堂為共同召集人的
“台灣正名運動聯盟”,在台北舉行“5 11台灣正名遊行”。“台獨”分子們狂叫“找回台灣本名”、“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台獨建國”。
還提出所謂“七項訴求”:台灣人的國家名稱不是中國,要求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不要以‘中國人’來稱呼台灣人;要求“教育部”重新制訂以台灣為主體的教科書來教育下一代;要求企業、台灣境內設立的社團、台灣駐外單位的名稱,不要用“中國/中華/China”,而一律用“Taiwan”,“並以此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要求推動制訂新憲法,將國號改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正名聯盟”把2002年視為“台灣正名宣傳年”,2003年是“台灣正名行動年”,夢想“2004年前,陳水扁能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並制定台灣新憲法。”
為李登輝、陳水扁大唱讚歌
黃昭堂對死硬“台獨”分子李登輝看作是“自己人”,經常用肉麻的語言吹捧他。黃昭堂毫不隱晦地説:“我一向很崇拜李登輝”,“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沒有一個領導人超過李登輝。”在這個問題上“李登輝是居功厥偉的”,“儘管李登輝從未清楚説過任何支援台獨的話,但從他上任後,在提升本土意識上的作為,卻讓台獨人士將他歸為‘自己人’;尤其當他拋出兩國論後,台獨人士情緒為之大振,更能對他的‘不喊台獨’有更大的包容和體諒。”甚至説:“李登輝是台灣人當中,50年來或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偉大政治家”。2001年李登輝跳出來拼湊“台灣團結聯盟”,攪動台灣政局,黃昭堂認為其辯解:“因為李登輝對目前國家定位的走向,和台獨人士一樣感到不安,覺得目前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聲浪,似有日益後退的趨勢,一方面是因為陳水扁力量不夠,一方面則是因為連戰偏離李登輝‘兩國論’的路線,所以才會促成他再度崛起”。
至於陳水扁,黃昭堂從一開始就支援他競選“總統”,陳一上臺,“台獨聯盟”便作成專門決議:“對於新政府,台灣人民應全力支援”。吹捧“扁唐體制的施政不錯”,“扁張體制其實也可算是不錯的方式”。希望他“四年之後繼續執政”。
同時,稱讚陳水扁的“漸進式台獨”。説:“我承認民進黨執政後,對台灣獨立是有所妥協,但這是有所必要,總是有慢慢來,而就目前來看,整個大方向並無漸行漸遠,實際上還是在慢慢推動,只是速度太慢,應該要加快。”由於堅定的台獨立場、又為陳水扁捧場,所以得到陳水扁的賞識,連續三次被陳水扁聘為有給職“國策顧問”。
與日本關係不同尋常
2001年第751期《新新聞週刊》指出,黃昭堂“與李登輝同樣跟日本有深厚的淵源”。這話點中了黃昭堂的要害。黃昭堂從1958年留學起,在日本學習、教書、從事台獨活動幾十年,與日本的關係很不一般。
首先,他與日本那些夢幻“日臺一體”的政客,為了分裂中國而狼狽為奸。例一,黃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對台獨聯盟成員從未有壓迫動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灣早日獨立,因為如此比較合乎兩國利益”。例二,黃昭堂是“台獨”分子中最得日本信賴的人,這集中反映在1969年美、日合謀,要把因搞“台獨”而被嚴密監視的彭明敏弄出台灣時,將這個“天機不可泄漏”的計劃,背著大漢奸辜顯榮的兒子、時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的辜寬敏,而讓黃昭堂負責協助執行;例三,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進行“反台獨、反分裂”鬥爭、台獨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之時,日本防衛廳競邀“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參觀其陸上自衛隊舉行的年度軍事演習,公開為他和他所屬的勢力撐腰壯膽。
其次,黃昭堂和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知心朋友。日本右翼分子因為要重溫東亞盟主舊夢、要在台灣恢復已經失去的天堂,所以儘管他們在“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的支配下,凡事抱著只講實力、不認道義的民族價值觀和孤妄自大的民族優越觀,讓人覺得這些人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但是,他們對黃昭堂之流的“台獨”分子卻表現了少有的熱情,二者為了肢解中國而打的火熱,甚至滾作一團,“台獨聯盟”日本本部裏負責編輯《台灣青年》幾十年而不漏一期的宗像隆幸,是這種人的典型代表。黃昭堂曾説:“我在日本生活達36年之久,結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他們給我這個流亡海外的台灣人很多的溫暖與支援。就一般而言,日本人對外國人總有一種陌生感,以至不少的外國人認為日本人是排外的,尤其是那些看不起亞洲、非洲的人。但是我倒認為,日本人一旦交心,友情的深度是令人感動的。”很顯然,他説的這些“日本人”,不是廣大的日本人民,而是少數日本右翼分子。再次,黃昭堂在大學學習供職幾十年,結交不少學界人士,其中不乏日本右翼學者,並和他們一起搞分裂中國的勾當,就連黃昭堂和彭明敏在1975年合寫的“台獨力作”《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也是在日本政經學會學術論文獎助金的所謂“資助”下完成的。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黃昭堂——“台獨聯盟”元老之一
張鳳山
黃昭堂,“台灣青年會”委員長,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
參與創建“台灣青年社”
化名黃有仁,1932年生於台灣台南縣,台灣大學經濟係學士,服兵役時為中尉,1958年赴日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國際學碩士、社會科學博士。曾擔任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史教授,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
1960年2月,他和王育德等人在日本糾集一些台灣留學生,組織“台灣青年社”,王育德為委員長,1963年5月,“台灣青年社”改組為“台灣青年會”,黃昭堂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65年5月,“台灣青年會”改稱“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簡稱“臺青聯”),其委員長地位被辜寬敏代替。1970年,“台灣獨立聯盟”成立時,黃昭堂任該盟總本部中央委員,1979年任日本本部委員長,1980年擔任總本部副主席,自1995以來一直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民間“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2000年陳水扁上臺以來,被陳封為第一、二、三屆有給職“國策顧問”。
注重獨撰“台灣不屬於中國”的謬論
在黃昭堂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反覆強調:“要追求獨立建國的理論”,理論“可以將獨立建國合理化,讓更多的人能接受,也能凝集獨立運動的力量”。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幾十年來,他大肆鼓吹形形色色的“台獨”謬論,尤其在“台獨”的要害問題——“台灣主權問題”上,不遺餘力。他除了和和彭明敏等合寫《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民族及民族問題》等書和文章外,自己還不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並經常參加各種形式的會議,反覆宣揚他的歪理邪説。其主要論點有:
台灣歷史上只被荷蘭、西班牙、鄭王國、清王朝、日本統治過,它和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瓜葛,由於清王朝被中國視為“韃虜”,所以“清國並不是中國”,台灣和中國都是被異民族“清國吞併支配的”。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資格擁有台灣主權。
清王朝依《馬關條約》將臺澎湖割讓給日本,雖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規定使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但是這兩個文件是“和平預備條約”,在“對日和約”簽定之後,依據後訂條約優先的原則,兩者的存續已無意義。
1951年的“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臺澎,“並沒有規定要割讓給何國”;1952年的“日華和約”“也沒有規定日本割讓台灣給中華民國”。因此,在國際法上台灣的地位是一個“歸屬未定的地域”。“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外來佔領政權”。
“台灣人可引用”《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文件,“主張台灣的領土主權屬於台灣人,至少應該由台灣人來決定”。
自“中華民國”轉移到台北以後,“台灣的地位不過是‘被以金馬為領土的獨立國家中華民國統治的地域’而已”,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自9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自由化、民主化與台灣化改革,將中央政府權力基礎徹底台灣化,並對外宣稱放棄代表中國,轉而爭取並維護台灣代表權,逐漸創造一有別於中國、屬於台灣自己的國際人格,這個過程是台灣人民共同實踐其國際法上自決權的具體表現。
世界上不少國家是由外來佔領政權本土化而成立的,台灣如果“採取繼承中華民國的方式而獨立”,那不論怎麼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不管是“獨立的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都是由中國分裂出來的分裂國家”,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有反對、阻止、對抗、平定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國的權利。要想盡辦法,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任何對台灣領土權的根據”。“因此,台灣的獨立不應循修憲之方式,而應走制憲之路。”
堅持台獨激進路線
黃昭堂及其領導下的“台獨聯盟”,堅持激進路線,反對民進黨在轉型過程中,對“台獨”主張作的策略性調整,屬於“台獨基本教義派”。其主要主張如:
例一,1994年8月,黃昭堂參加一個座談會,説:“台灣如何回國際社會,我認為不成立獨立國家台灣是無法回去的。因此,可以説台灣明確宣佈獨立是最好的方法。制定新憲法,或改國名是比較溫和的做法。”“我們不必怕刺激中共”。
例二,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黃昭堂認為,這種説法“對台獨運動不好”,“為了實現台灣獨立,台獨運動者必須時時刻刻宣揚台灣獨立的必要性”。
例三,1997年島內“台獨基本教義派”發起“台灣共和國運動”,黃昭堂是該活動的召集人之一。該“運動”宣稱,它以“推動台灣正名、廢除中華民國國號、推動一台一中政策和用台灣共和國國號為具體行動”,以“推動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為最終目標”。
例四,1999年3月,黃昭堂説,台灣“明明是一個國家,今時今日卻非得叫中華民國不可,因此我主張為了擺脫台灣這個矛盾的問題,應宣佈獨立,再重新建立一個新國家。”
例五,2002年5月11日,由“台獨基本教義派”糾合而成、由黃昭堂為共同召集人的
“台灣正名運動聯盟”,在台北舉行“5 11台灣正名遊行”。“台獨”分子們狂叫“找回台灣本名”、“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台獨建國”。
還提出所謂“七項訴求”:台灣人的國家名稱不是中國,要求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不要以‘中國人’來稱呼台灣人;要求“教育部”重新制訂以台灣為主體的教科書來教育下一代;要求企業、台灣境內設立的社團、台灣駐外單位的名稱,不要用“中國/中華/China”,而一律用“Taiwan”,“並以此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要求推動制訂新憲法,將國號改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正名聯盟”把2002年視為“台灣正名宣傳年”,2003年是“台灣正名行動年”,夢想“2004年前,陳水扁能把‘中華民國’送入歷史,並制定台灣新憲法。”
為李登輝、陳水扁大唱讚歌
黃昭堂對死硬“台獨”分子李登輝看作是“自己人”,經常用肉麻的語言吹捧他。黃昭堂毫不隱晦地説:“我一向很崇拜李登輝”,“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沒有一個領導人超過李登輝。”在這個問題上“李登輝是居功厥偉的”,“儘管李登輝從未清楚説過任何支援台獨的話,但從他上任後,在提升本土意識上的作為,卻讓台獨人士將他歸為‘自己人’;尤其當他拋出兩國論後,台獨人士情緒為之大振,更能對他的‘不喊台獨’有更大的包容和體諒。”甚至説:“李登輝是台灣人當中,50年來或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偉大政治家”。2001年李登輝跳出來拼湊“台灣團結聯盟”,攪動台灣政局,黃昭堂認為其辯解:“因為李登輝對目前國家定位的走向,和台獨人士一樣感到不安,覺得目前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聲浪,似有日益後退的趨勢,一方面是因為陳水扁力量不夠,一方面則是因為連戰偏離李登輝‘兩國論’的路線,所以才會促成他再度崛起”。
至於陳水扁,黃昭堂從一開始就支援他競選“總統”,陳一上臺,“台獨聯盟”便作成專門決議:“對於新政府,台灣人民應全力支援”。吹捧“扁唐體制的施政不錯”,“扁張體制其實也可算是不錯的方式”。希望他“四年之後繼續執政”。
同時,稱讚陳水扁的“漸進式台獨”。説:“我承認民進黨執政後,對台灣獨立是有所妥協,但這是有所必要,總是有慢慢來,而就目前來看,整個大方向並無漸行漸遠,實際上還是在慢慢推動,只是速度太慢,應該要加快。”由於堅定的台獨立場、又為陳水扁捧場,所以得到陳水扁的賞識,連續三次被陳水扁聘為有給職“國策顧問”。
與日本關係不同尋常
2001年第751期《新新聞週刊》指出,黃昭堂“與李登輝同樣跟日本有深厚的淵源”。這話點中了黃昭堂的要害。黃昭堂從1958年留學起,在日本學習、教書、從事台獨活動幾十年,與日本的關係很不一般。
首先,他與日本那些夢幻“日臺一體”的政客,為了分裂中國而狼狽為奸。例一,黃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對台獨聯盟成員從未有壓迫動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灣早日獨立,因為如此比較合乎兩國利益”。例二,黃昭堂是“台獨”分子中最得日本信賴的人,這集中反映在1969年美、日合謀,要把因搞“台獨”而被嚴密監視的彭明敏弄出台灣時,將這個“天機不可泄漏”的計劃,背著大漢奸辜顯榮的兒子、時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的辜寬敏,而讓黃昭堂負責協助執行;例三,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進行“反台獨、反分裂”鬥爭、台獨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之時,日本防衛廳競邀“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參觀其陸上自衛隊舉行的年度軍事演習,公開為他和他所屬的勢力撐腰壯膽。
其次,黃昭堂和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知心朋友。日本右翼分子因為要重溫東亞盟主舊夢、要在台灣恢復已經失去的天堂,所以儘管他們在“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的支配下,凡事抱著只講實力、不認道義的民族價值觀和孤妄自大的民族優越觀,讓人覺得這些人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但是,他們對黃昭堂之流的“台獨”分子卻表現了少有的熱情,二者為了肢解中國而打的火熱,甚至滾作一團,“台獨聯盟”日本本部裏負責編輯《台灣青年》幾十年而不漏一期的宗像隆幸,是這種人的典型代表。黃昭堂曾説:“我在日本生活達36年之久,結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他們給我這個流亡海外的台灣人很多的溫暖與支援。就一般而言,日本人對外國人總有一種陌生感,以至不少的外國人認為日本人是排外的,尤其是那些看不起亞洲、非洲的人。但是我倒認為,日本人一旦交心,友情的深度是令人感動的。”很顯然,他説的這些“日本人”,不是廣大的日本人民,而是少數日本右翼分子。再次,黃昭堂在大學學習供職幾十年,結交不少學界人士,其中不乏日本右翼學者,並和他們一起搞分裂中國的勾當,就連黃昭堂和彭明敏在1975年合寫的“台獨力作”《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也是在日本政經學會學術論文獎助金的所謂“資助”下完成的。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