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毅，原名廖溫義，英文名字Thomas Liao。1910年3月22日生於台灣雲林縣西螺鎮義莊村。祖籍福建漳州南靖縣永豐裏，第10世祖先廖丁選在順治末年移民至此。祖父廖龍院的岳父在1879年加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西螺地區最早的長老教徒。廖龍院是地主,有4男2女，去世後由長子廖承丕管家。由於他殘酷剝削佃農，加上善於理財、人脈充沛，財産猶如滾雪球，在日本佔領台灣初期，就“擁有幾千甲地，收租幾百萬租”，成為當時雲林首富、台灣四大地主之一。廖承丕1916年被日本人任命為西螺區第三任區長。他的妻子是開明閨秀，台南市長老教女校（現今長榮中學）第一屆畢業生。夫妻都是長老教會信徒，二人出資在西螺興建教堂，鼓動年輕人入教。

    廖承丕有5男2女，廖文毅排行老三，1923年西螺公學校畢業後，肄業于長老教會辦的淡水中學，1925年赴日本就讀于美國教會創辦的同志社中學，1927年畢業，考進南京教會學校金陵大學工學院，1932年畢業，旋即入美國密西根大學，1933年獲工學碩士，1935年獲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學位。此後不久，便和第一任妻子李惠容結婚,李出生在美國，父親是來自中國廣東的一個牧師，母親是美國人。兩人育有3男1女，在香港分手後，廖文毅又和一個日本女人結婚。

    熱衷政治 連遭挫折

    1936年，廖文毅回到祖國大陸，擔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出版了《台灣之糖業研究》一書，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被聘為軍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1940年出任香港銀行團鑒定技師，同年回到台灣，歷任大承興業公司、大承物産公司、永豐公司、台灣鹼業公司董事長。在此期間，還任台灣石炭協會顧問、高爾夫協會總裁、橄欖球協會會長。日本投降後，出任東南長官公署工礦處簡任技正，兼台北市工務局長。1946年，辭去工務局長，改兼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

    廖文毅熱衷於政治，戰爭剛一結束，他就創立“台灣民族精神振興會”，同年又組織“台灣憲政會”，1946年初創辦綜合性評論雜誌《前鋒雜誌》。該雜誌的主要撰稿人，都是後來廖文毅搞“皇民化台獨”的核心人物，除了廖文毅和廖文奎之外，如邱永漢、林純章、楊基振、廖史豪等，無一例外。

    1946年9月，台灣省補選8名第4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是幾十個參加競選者之一。間接投票結果：林忠22票，林宗賢18票，羅萬伡16票，林獻堂14票，廖文毅13票，林茂生、楊肇嘉、陳逸松、吳鴻森、杜聰明，都得12票。照理，第五高票的廖文毅該當選無疑，但是主管部門提出，廖文毅的一張票“廖”字因墨跡未幹被弄臟，楊肇嘉的一張票的“嘉”多了一劃。這兩張票經南京國防委員會裁奪無效，省參議會決定得12票的5人以抽籤定勝負。具體辦法是一人負責抽取參與者的名字，另一人抽“當選”、“落選”簽。結果第一簽就是“廖文毅”“落選”。楊肇嘉在他的回憶錄中評説此事道：“俗話説：‘入鄉隨俗’，雖同為一個民族的後裔，但各省由於地域關係總有其習慣上的不同。即以選舉一事而言，台灣于1935年半數民選州、市、街、莊協議會開始，即用的‘記名’投票辦法，以所記票能辨認出為某人時即屬有效。自是以後台灣的各種選舉即准此而行，以成習慣。今者因一字之污而遽作廢票論，不僅使廖文毅心存不甘，即是投票者和旁觀的群眾也感覺到不以為然。”

    廖更抱怨説：“假設我得票比別人少，落選了，我沒話説。假設我真的與眾人同票，而且是公平無弊的抽籤，落選了，我也沒有異詞。可是，這件事，太沒有道理了。”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同年10月，廖文毅和連震東競爭台北市只有一個名額的“制憲國大代表”，結果連震東得22票當選，廖文毅只得7票，再次敗落。1947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公佈後，“為了促進台灣的憲政實施”，廖文毅成立“自治法研究會”。

    美國培植 走向台獨

    廖文毅是台灣海軍情報官、美國駐台灣副領事喬治科爾在台灣煽動、組織、指揮“台獨”活動中，拉攏、培植、保護的重點人物之一。廖文毅的同黨、他的侄子廖史豪承認，喬治科爾是“三叔的朋友”。他披露，“2.28事件”之後，陳儀的“阿兵哥每天到家裏來，一定要三嬸講清楚三叔逃往何處。三嬸沒有辦法，只好去找美國駐臺副領事喬治科爾，科爾説，‘沒關係，你插一支美國國旗在屋外。’果真有效，三嬸插了美國國旗在家門口，軍人就不敢再來騷擾”。

    廖史豪還披露，“1950年2月28日，廖文毅在東京正式發表台獨主張演講，國民黨向麥克阿瑟抗議，説台灣人表示革命和獨立。因之，廖文毅被麥克阿瑟捉去東京巢鴨關了7個月，理由是非法入境。因為廖文毅在香港使用菲律賓護照潛往日本。事實上，這是司令部的一種保護措施。”廖文毅的“台獨”思想也正是在巢鴨監獄最後定型的。

    廖文毅的分裂活動是從鼓吹“聯省自治”開始的。他的所謂“聯省自治”是“要台灣人治臺”，“台灣應該在聯邦的體制下完全自治”，“台灣的國防和海防，要特殊于中國大陸，省長等必須民選”等等。1947年2月26日，廖文毅和二哥廖文奎來到上海，28日台灣發生“2.28事件”，4月18日，陳儀發佈“2.28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30人名單，二廖名列其中。1947年6月，廖氏兄弟和林木土、陳炳煌、王麗明在上海亮出“台灣再解放聯盟”的招牌。該年7、8月間，“聯盟”向美國持使魏德邁遞交一份《處理台灣意見書》，“意見書”提出，台灣的歸屬問題要由台灣人民投票決定；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台灣暫時置於“聯合國托治理事會”之下。

    1947年秋廖文毅到香港，1948年2月28日，正式拼湊起“台灣再解放聯盟”，自任主席。由於遭到在港台灣愛國進步人士的強烈反對，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廖文毅感到香港“不是理想之地”，遂于1949年底出境去日本。1950年2月，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自任黨主席，1955年9月，在東京成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12月廖文毅當了“共和國大統領”，1956年1月宣告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任“大總統”，同時，將“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改成“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

    廖文毅集團極力鼓吹：台灣問題“必須依民族自決原則，以國際協定所保障的台灣民族的、自由的和獨立的台灣來解決”，台灣要實行“在中立國監視下台灣共和國國民大會的自由選舉”，“制訂憲法”，“實行台灣共和國大統領的自由選舉”。

    廖文毅搞的“台灣民主獨立黨”是第一個以‘台獨’為宗旨的台灣人政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是在國際社會挂出的第一塊“台獨”招牌；其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論”和“民族自決論”，是“台獨”勢力早期的全部“理論”。廖文毅的“皇民化台獨”，在“台獨”多元化後，也算其中的一派——“皇民化台獨派”。

    無路可走 回到台灣

    1965年5月初，廖文毅表示願意和國民黨“談判”。這除了種種因素的作用，使廖文毅感到“無路可走”外，還有兩個直接原因。一個是他的侄子廖史豪錄音帶的攻心。錄音帶哀求：“三叔啊！這回我和黃紀南都判了死刑，就要被槍決了。母親因為我死亡在即，憂苦驚慌，現在獄中也朝不保夕。我們三條命，就等著三叔您回來，才有存活的希望。請三叔您念在我母子及黃紀南都命在絲危，趕快回來，救救我們！”二是蔣經國“保證”廖文毅返臺後，“生命安全與自由無虞”；撤消對其的通緝令，併發還所查封全部財産；“特赦”廖文毅的家人廖蔡繡鸞、廖史豪、廖溫進和黃紀南；“保證”任命其擔任“相當於內閣閣員的職位”。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被“招安”，返回台灣。行前發表經國民黨“駐日大使”張厲生“核定”的聲明。聲稱：“文毅為謀台灣同胞之利益與幸福，奔走海外垂20年，邇來烽火日逼，世變益殷，深切認識當前之大患，為大陸共黨之滲透與顛覆。故決心放棄台灣獨立組織活動，響應蔣總統反共建國聯盟號召，劍及履及，離日返臺，貢獻所有力量，為反共建國大業，堅決奮鬥。”

    廖文毅在台灣等了一個多月，被任命為“曾文水庫興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文水庫屬台灣省政府所有，連省長都不是“閣員”，更不用説廖文毅了。而且國民黨還對其進行嚴密的監控，不僅秘書和司機是調查局的人，在1967年6月經蔣經國核準，還任命他原來的同黨黃紀南，為“曾文水庫興建委員會”額外專員，負責“隨時將廖文毅的言談提出報告”。曾文水庫完工後，他調任台中港籌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一再向蔣經國表示對此沒有興趣後，改任挂名的華南銀行常駐監察人。廖文毅雖然有龐大的家産，生活無虞，但因沒有得到“相當於閣員”的高官，而鬱悒寡歡，後來和日本籍妻子分手後，在台中包了個酒家女，整天過著紙醉金迷、荒唐糜爛的生活，于1986年了卻殘生。

    廖文毅的二哥廖文奎、大嫂蔡繡鸞、侄子廖史豪等家人，都是他這個分裂集團的骨幹分子。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