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秀蓮在桃園鎮小學畢業後，考入台北市女子第一中學。中學畢業後考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後又進入該校法律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但僅讀一年就輟學了。1969年，呂獲得獎學金得以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留學，1971年獲比較法學碩士。在美國留學期間，她曾于1970年前往歐洲，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歐洲本部負責人張維嘉取得聯繫，這也是呂第一次與海外“台獨”勢力進行接觸，成為其步上“台獨”之路的起點。

    自美返臺後，呂秀蓮曾任職“行政院法規委員會”，歷任科長、專員及諮議，後還曾任《中國時報》、《台灣時報》專欄作家，期間並在高雄、台北設立“保護你”專線，倡言保護婦女權益，塑造“新女性”，開始投入台灣的“婦女運動”。呂原為國民黨黨，但從1974年起就逐漸不再參加國民黨的黨務活動，後來並創辦《拓荒者》出版社任社長，從此步上“黨外反對勢力”的道路。1978年，呂在美國獲得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學位，並決定返臺參選桃園區域增額“立法委員”，後經“黨外”協調，以“黨外”人士身份參選桃園縣“國大代表”，並因此被國民黨正式開除黨籍。同年底，由於美與台灣“斷交”，呂秀蓮又夥同其他50余名“黨外”人士發表所謂“國是聲明”，聲稱“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呂還進一步稱，“整個台灣的歷史是部被異族統治而又反抗強權的民族運動史”，國民黨中“外來政權”。

    1979年8月，呂秀蓮參與創辦黨外雜誌《美麗島》，出任該雜誌社副社長，成為“黨外”運動後起的骨幹人物。同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以紀念“世界人權日”為由在高雄市組織集會並舉行火炬遊行，強烈要求臺當局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後被當局鎮壓，史為“高雄事件”。呂秀蓮因參與此次事件涉嫌“叛亂罪”被“軍事法庭”判刑12年。1984年3月，服刑未三分之一的呂秀蓮借舊病復發而獲“保外就醫”出獄，在其親戚資助下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研究國際法與人權。在美國期間，呂創辦了“北美洲台灣婦女會”，與海外“台獨”分子聯繫頻繁。呂秀蓮長期提倡婦女運動、爭民主自由、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有台灣“新女性主義創造者與提倡者”和“黨外”“第一才女”之稱，但此時的呂秀蓮實際上已完全蛻變為一個激進的極端“台獨”分子。1988年，呂自美返臺。1990年出任“民主人同盟會”理事長，“新女性聯合會”理事長。同年11月，呂加入民進黨，此後呂便以極端狂熱的“台獨”面目出現在台灣政治舞臺上。

    呂秀蓮是鼓噪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急先鋒。1991年9月，她創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成會”，在島內大肆宣揚台灣應該“加入聯合國”，併發起“台灣重返聯合國宣達團”，到美國聯合國總部鼓噪“聯合國應為台灣開大門”活動。同年10月，她給李登輝和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李登輝立即採取行動加入聯合國，呼籲布希支援台灣加入聯合國。1992年底，呂秀蓮當選臺第二屆“立法委員”，開始以“合法”身份要求臺當局開展加入聯合國活動。1993年，由她主導一小撮“台獨”分子拼湊了一個“台灣國際聯盟”，在島內大造輿論，呼籲要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是否申請加入聯合國，並通過多種途徑要求臺當局在當年的聯合國大會開會前正式提出入會申請。1993年，在李登輝的主導下，臺當局首次推動參與聯合國活動但遭到了挫敗，呂秀蓮又擬訂行動綱領，宣稱要在1994年《聯合國憲章》紀念日正式提出“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申請。1995年，呂秀蓮借聯合國舉行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活動之機，趕赴美國，租用汽船等在紐約鼓吹台灣應“加入聯合國”，並極力鼓動在美的台灣人“向聯合國會員國説出台灣人民的心聲”。1996年8月，呂還挖空心思地發起所謂“幫助聯合國，榮耀新台灣，捐百元小鈔，立韆鞦大業”的鬧劇。9月份她拿著從4萬多不明真相者手裏東拼西湊來的16萬美元到聯合國總部，要求“國際社會不應將兩千一百萬的台灣人民排除于國際組織之外”，尋求聯合國對台灣的“承認”，但遭到聯合國的拒絕，碰了一鼻子灰。1999年，臺當局以李登輝拋出的“兩國論”為訴求推動“參與聯合國”活動，但在當年的聯合國大會期間，美、英、法首次明確表態反對“台灣參與聯合國”，形成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向台灣推動“參與聯合國”“説不”的場面。面對如此慘敗，呂秀蓮仍于同年10月1日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刊登廣告，並向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表公開信，要求聯合國成為“不分國籍、捍衛人權的指標”。今年初，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呂秀蓮在各種場合大肆叫囂“從今以後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台灣人就要出頭天了”，是台灣“邁向世界舞臺的歷史性時刻”，“明年如能進入世界衛生組織，則台灣進入聯合國指日可待”，“WTO對台灣而言，不只是擴大了台灣的視野，同時也開啟台灣走入世界的角色”。

    呂秀蓮也是一個數典忘祖的“日本皇民”、民族敗類。呂的父親是日本人所生，因而呂具有日本血統。其父在日據時代一直在日本人開的糖廠當廠長。呂秀蓮差不多每年都要到日本去探親，同時也要到靖國神社參拜，其表演醜惡至極。

    1990年8月，呂秀蓮曾回福建老家尋根問祖，刻意喝了一口家鄉的水，以示飲水思源，但返臺後，其“台獨”嘴臉畢露。1992年9月，她帶了一批人到日本活動，宣稱“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後來竟異想天開地要到祖國大陸來宣揚她那一套分裂謬論，理所當然地碰了一鼻子灰，被強制遣返出境。1994年8月，呂在島內發起所謂“我的國家叫台灣”的“為台灣正名”請願活動，併發表公開信要求祖國大陸承認台灣早已不是中國的領土，稱兩岸是“歷史遠親，地理近鄰”。

    1995年4月，就在數億中國人“牢記馬關遺恨，努力振興中華”，不忘《馬關條約》屈辱歷史的時候，呂秀蓮竟然帶領一小撮人到當年《馬關條約》締結地日本下關春帆樓頂禮膜拜。她在參觀《馬關條約》簽訂會場時稱，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雖是中國的大不幸，卻是台灣人的“大幸”，不然台灣哪來今天的經濟成就，還不是和今天的中國一樣貧窮、落後、愚昧、粗野。她還宣稱，台灣自從1895年《馬關條約》後就脫離了中國。1996年3月，她參拜靖國神社時説：“我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是非常遺憾的事，特別是中國成為戰勝國是很不公平的、是很荒唐的”。

    呂秀蓮身上瀰漫的濃厚“皇民化”色彩使其深獲李登輝賞識，兩人並成為“莫逆之交”，在“台獨”之路上相互唱和。1994年，臺當局利用廣島亞運會大搞“體育外交”，企圖策劃李登輝訪日。呂即在島內發起“公民連署”，推動“護送李登輝到廣島亞運會”的活動。為讓李登輝得嘗所願，呂還一度收起其“皇民化”的嘴臉，聲稱如果李不能赴日，台灣就應該“控告日本”，並要發起“抵制日貨運動”，以向日本政府施壓。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後，受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堅決聲討，島內也出現了批李的聲浪，但呂秀蓮卻為李登輝張目，召開所謂“兩國論、台灣魂—我愛台灣全民運動”記者會，稱“兩國論是真理”，挾擊臺當局不搞“兩國論入憲”、“不放棄統一目標”等主張是“滿朝文武皆是懦夫”、“心中還有一個中國”。

    呂秀蓮不遺餘力的支援自然得到了李登輝的親睞。1996年，李登輝獲得連任後，即將呂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成為最早享受此項“殊榮”的少數“台獨”分子之一。1997年3月，因桃園縣長在命案中喪生，呂辭去“國策顧問”參選桃園縣長補選，在國民黨未推出強手、李登輝有意放水的情況下，僥倖當選桃園縣長。上任後，呂即大肆利用手中的權力，籌組“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大搞“台獨”活動。1999年7、8月份，民進黨內進行台灣地方領導人選舉初選提名，呂秀蓮作為陳水扁的副手浮出臺面。但由於呂的形象太差，雖受到黨內外激進“台獨”勢力的鼎力支援，但在黨內提名上仍遇到重重阻力。最後，由於考慮到呂與李登輝的淵源關係，同年12月呂才獲得黨內正式提名。

    2000年3月18日，呂秀蓮與陳水扁依靠蒙蔽島內民眾，不搞“台獨”，並借助李登輝支援，在島內民眾“求新、求變、求安定”下當選台灣新領導人。但上臺後的呂秀蓮迅速撕下了其“柔軟、和緩”的外衣，露出了“台獨”的猙獰面目。當選那一天，呂即對外表示，台灣和大陸“在血緣方面，在歷史上是遠親，在地理上是近鄰”、“台灣，中國，一邊一國”。4月2日，呂秀蓮接受香港一家無線電視臺的專訪，不僅重談其“遠親近鄰”老調，更頑固聲稱“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海峽兩岸是“兩個華人國家”。她還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攻擊為祖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把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歪曲為台灣對大陸的“屈服”，妄稱“台灣人沒有對不起中國人，為什麼中國人一起這樣對待台灣人？就是因為台灣人變成國共內戰的替罪羔羊”，極其陰險地把“台灣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以圖挑起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仇恨心理，撩撥兩岸中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5月28日，她竟然從故紙堆裏拾出“台灣地位未定論”，聲稱“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未定是存在的事實，絕對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呂秀蓮當選後的種種分裂言論，使其成為兩岸關係中新的“麻煩製造者”。

    （本文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中國網200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