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出牌要謹慎了原俱樂部副總經理鮑仲良細説揭黑幕與綠城大刀闊斧地向足壇黑幕進攻的舉措相比,吉利只是耐心地蟄伏在一邊,他們用市場化的眼光,等待著對自己最有利的出擊時刻,看對手出牌後,再一張一張地亮牌———
如果能達到他們預想的目的,吉利也是會與中國足協達成調解。
言行慎吉利出牌看風向
原廣州足球吉利俱樂部副總鮑仲良日前對記者表示,狀告中國足協,他們準備在元旦後採取重大行動,而不再圖一時之快。等待只是暫時,到時他們會走出具有“針對性”的一步。
他們最終會打出什麼樣的王牌,才能掐住足協的咽喉呢?12月27日晚,記者繼與鮑仲良通電後,又在自己下榻的廣州一家酒店的咖啡廳裏與他談了兩小時。
吉利現在對媒體的一舉一動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小心,因為外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讓這副牌的好壞産生變數。就像鮑仲良對記者説的:“我們有時候連自己都未想到的策略,媒體的有些報道卻都給我們分析透了。”所以,鮑仲良是在聽完記者的採訪意圖,認為值得一談後才答應接受採訪的。有趣的是,他一定要把當天中央臺播出的《足球之夜》看完,了解到外界的最新動向後,才來和記者見面的。
未聯手吉利綠城一條心
吉利和綠城先後“起事”向中國足協發難,這之間有沒有聯手造勢的嫌疑呢。鮑仲良解釋,12月11日,在廣州吉利退出足壇的新聞發佈會上,董事長李書福抖出了足壇的內幕,遠在浙江的綠城董事長宋衛平看到新聞後,馬上來電錶示讚賞,並力邀吉利的兩位老總北上議事。隨後,同樣受中國足協處罰而鬱悶了多時的綠城俱樂部老總宋書生揭桿而起。吉利要做的每步與綠城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大家對中國足壇一些醜惡現象,有一致看法和切身的感受。
大出血逼得吉利掀黑幕
實際情況究竟怎麼樣,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吉利向足協逼近的每步都留下週密策劃的痕跡。在吉利投入鉅資後衝A無望的情況下,他們對足壇的黑幕可能已經憤怒到了極點。此時他們可能已經覺得沒有必要在甲B中“混”下去了,而影響入世後自己汽車的品牌。再者,足壇目前提供給他們的環境,使他們駕輕就熟的市場理念,在小小的球場中顯得蒼白無力,有些裁判可以在場內場外都把玩得他們“大出血”。
10月16日,中國足協通過媒體公佈了《足協關於對廣州吉利違規違紀的處罰決定》,稱:“28號外籍運動員圖穆企圖將一張大面值人民幣塞進助理裁判員的口袋裏,以此方式來侮辱助理裁判員;主教練周穗安以及俱樂部總經理桂生悅對裁判員進行指責,延誤比賽時間,經裁判員和比賽監督的多次勸告仍置之不理;周穗安又在賽後新聞發佈會發表與比賽相關的不負責任的評論。”《決定》無疑點燃了幫助吉利退出中國足壇的導火線。
同樣在10月16日,廣州吉利汽車足球俱樂部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份聲明。他們提出:在後幾輪比賽中,足協承諾邀請國外裁判主哨,但事實上卻並未請外國裁判主哨;按照中國足協規定,裁判的名單在比賽當天上午的聯席會上才可以公開,但實際上提前一天就刊登了張建軍主哨的消息,在這種嚴重泄密的情況下還讓張建軍擔任裁判是很不正常的。這些內容無疑也擊中了足協的軟肋。
隨後,廣州吉利俱樂部總經理桂生悅趕到北京會見中國足協副主席、紀律委員會主任張吉龍。但是,雙方都覺得自己捏著對方的把柄而不肯讓步。張吉龍堅持足協對吉利的處罰沒有錯,而且對於吉利提出的裁判問題不予理睬,認為該場比賽不存在裁判問題。此後,吉利表示將不會再到足協那裏申訴,而會採取第二步方法———法律途徑爭取公道。
12月11日,在甲B的工作會議上,李書福又當著張吉龍和眾俱樂部老總面大放“厥詞”稱,他們雖然沒有直接送錢給裁判,但是通過中間人把錢給裁判了,而且有人出錢讓吉利輸球。如果説錯了,願意接受法庭的處罰。
緊接著,他們宣佈退出中國足壇。
借東風吉利趁勢告足協
正如鮑仲良對記者坦稱,他們沒有想到輿論對他們一系列行動反應強烈,超出了他們的預期估計。
如果這樣,他們也可以體面地收手了,但是正因為看到輿論對他們的價值,所以吉利還要不斷借助這只強大的手,緊咬住足協不放。12月13日剛宣佈退出中國足壇的吉利集團將中國足球協會告上了法庭。
吉利俱樂部訴訟請求中最關鍵的兩項是:1、請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並在中央電視臺或全國性媒體上向原告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2、請求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30萬。
不管這場官司的輸贏如何,吉利現在已經是贏家了。他們開創了在中國足壇上法院受理俱樂部狀告足協的先例,不僅於此,他們與足協之間可以預計的漫長官司,足以吸引輿論的關注。吉利和中國足協顯然不在一個等級上,人們可能更多的會同情吉利,因此這場官司被吉利利用得好,期間産生的品牌效應可能比當初投資俱樂部還要得到加強。
但是話説回來,中國足壇這幾年所暴露的黑幕越來越多,在每年聯賽中總有讓人們大吃一驚的東西浮出水面,就連閻世鐸也“先知先覺”地意識到:“今年出事的話,肯定要出大事。”所以,這幾年足協和裁判成了眾目睽睽的焦點。俱樂部要告足協的呼聲早吹出了耳繭,然而,在國際足聯的章程中,卻要求加入的會員協會承諾,不得將有關爭議訴諸法律,否則將會受到取消會員資格的處罰,中國足協的章程中同樣也有此規定。所以每每足協對俱樂部有失公平的事情,結果都很難有説法,最後只聽風聲不見雨滴。而這次吉利巧妙地告中國足協名譽侵權,逼得足協非要應訴不可。鮑仲良比喻説,吉利好比是替足協打工,合同上寫好了足協讓他幹什麼,哪怕不願意也不能告它什麼,而如果侵犯他名譽,那麼性質就完全不同了。
其實足協經常犯讓人點中死穴的低級錯誤。《無錫日報》狀告中國足協一案,也是由於當時足協的“無知”才讓人逮住了侵權把柄的。足協這次假如不向媒體公佈他們對吉利的處罰決定,即便處罰有錯,吉利對足協也奈何不得。
足協仗著有權“天不怕地不怕”,而有些裁判顯得比足協“狡猾”,人們只能朦朧中感覺到他們收錢,但關鍵時候很難有行過賄的“污點證人”敢站出來舉證的,或者他們利用中間人代收。原霍頓的翻譯謝強曾告訴記者裁判收錢的一個竅門。比如説,有人請裁判去洗澡,中途請客者悄悄溜出來,打開更衣室把錢悄悄塞好,做的時候大家心照不宣,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暗點牌吉利謀劃下一步
然而這次““城府”很深的吉利,形式上是告中國足協,但其中的一些實質內容是牽涉到執法吉利和中遠比賽的裁判,所以他們既然能把足協告上去,到時候在法庭上如果他們被足協逼急了,肯定也會對曾經收過他們錢的那些裁判進行舉證。因此,吉利的掌握這方面的證據充分與否,決定了他們在這場訴訟中是為了故弄玄虛、炒做自己,還是如鮑仲良所説的那樣———“這場訴訟可能會涉及中國足壇的許多內幕,吉利希望通過本次訴訟,使中國的司法介入中國足壇,讓中國足壇從此置於中國法律的監督之下,而不是用行規來取代法律。”
所以記者問鮑仲良:“你們是否真有裁判收黑錢的證據,還是利用朦朧概念炒作自己?”
鮑仲良説:“我是管俱樂部後勤的,做了一年多肯定有證據,而且在這一年多裏我聽到的、感受到的這方面內容,還有許多東西。”
記者又向鮑仲良打聽當初有人試圖來收買吉利隊中的外援圖穆傳聞的真實性,鮑不假思索地説,“有的,而且我們有證據,但是誰派來的中間人,我們不好説。當時開價20萬人民幣。”
記者接著又問了他三個有關裁判收黑錢的關鍵性問題:“一年中你們在這方面大概花了多少錢?”“是否每場比賽都要花錢?”“能暗示我誰收了你們的錢?”對此鮑仲良一一作了細答。但是,他在香港審看記者發給他的初稿時,鮑仲良對這些答案的公佈産生了擔心:“一怕有些媒體借題炒作,二怕需要在法庭舉證的東西過早暴露。”
鮑仲良在談論這些話題的時候,有些話他欲言又止,好像哽在他的喉嚨口出不來,可能他的肚裏還裝了更多的東西。他説,現在他們才發了第一張牌,還不知道對手到底會怎麼支招,他們會走一步看一步後,才決定發什麼牌。再説,足協方面到目前仍沒有和吉利公司有過任何接觸。不過,他們相信閻世鐸,因為就這場訴訟,到目前他還沒有發表過對吉利不公的話。
27日晚上10點30分,鮑仲良離開咖啡廳時説他明天要到香港去。據他們透露給一些傳媒的消息是,原俱樂部的一班領導想借過節出去放鬆一下。然而,這絕對是個假像。元旦過後,按法律時間規定,足協必須向廣州天河區法院送交答辯狀。所以,吉利要想出張好牌,豈肯在這個關鍵時刻休息呢?他們應該在香港閉門研究對策。對此,29日晚,記者與遠在香港的鮑仲良通電話時,他説:“此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鮑仲良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扔給記者一句話頗讓人深思。“球場一直是個獨立王國,針插不上、水潑不進,很多裁判可以開名車、住別墅,吉利嘗試著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讓司法介入到這個王國中來,看看它裏面到底包藏了些什麼東西。”
鮑仲良同時也向記者表示,如果他們的目的達到了,也可以與中國足協在庭上達成調解。
中國足協曾經想以吉利俱樂部的主體資格不符合而拒絕應訴,無奈吉利形式上退出足球後,其工商登記還沒有登出。隨後,足協召開新聞發佈會,對於廣州吉利俱樂部起訴中國足協一事表達了態度:“尊重法律和國際足聯的有關章程,我們將通過法律的程式來妥善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足協這回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來應訴了。
《新聞晨報》 200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