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學愛好者來説，到中國現代文學館聽星期日義務演講，已是業餘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節目。2002年1月6日文學館的首次演講，是請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戴錦華教授主講“世紀之交的中國電影”。演講開始前，可容納400多人的多功能廳，基本已座無虛席。

    戴錦華的演講很抓人，她一上來就説：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世紀之交的中國電影並不樂觀，我不是報喜鳥。接著，她便從我國2001年12月加入WTO開始了論述：現在我們已經入世，就中國電影而言，挑戰要大於機遇。就世界範圍來説，中國的崛起，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大多數國家是歡迎和高興的，而美國和日本某些政要則感到對他們是一種“威脅”，對我們有一種特殊的“擔心”。這就意味著包括中國電影在內的各項事業的發展中，有著更多的挑戰，也就存在某種危機和險阻。

    好萊塢的宗旨是賺錢，是純商業性的

    實際上電影從它誕生起就是全球性的藝術，而電影藝術發展之快，影響面之廣，幾乎覆蓋了全球。可悲的是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地區、國家的經濟、科技的巨大差距，是很不平等的，形成世界電影業清晰的中心與模糊邊緣的格局。電影的發展歷史證明，它不可能也有帶來全球性的共存共榮。它的發展一向是按照富國，早先是歐洲，現在是美國的意志，愈來愈形成單一化的局面。

    電影是法國人盧米埃爾于1895年發明的，所以電影一直使法國人感到驕傲，而近些年來，由於受到美國經濟、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影響，在巴黎繁華的香榭麗舍大街上，法國人身著美式休閒裝、牛仔褲；美國大片《哈利波特》的電影廣告佔據廣告宣傳最佳位置，具有相當的感召力。在西非馬利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我看到一間錄象帶商店。我好奇地觀察一番，擺出的儘是美國影視錄象帶，可見美國在這個貧窮國家也有他們的市場。

    各地區，各個國家和民族，在它的歷史及發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點的文化，構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由於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依據他們經濟、科技上的強勢，在傾銷他們物質産品的同時，將他們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産品推向世界各地，造成了本地區、本國的電影業逐漸凋零甚至消亡。電影業比較有基礎的國家，自己的電影也正在衰退。一些國家在這種電影強勢衝擊下，已經或正在模倣好萊塢，而好萊塢的宗旨是賺錢，是純商業的。

    電影是20世紀的偉大藝術之一，列寧稱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它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對人們的精神世界包括思想、道德、文化等，有著很強、很廣泛的影響力。從全球看，事實是電影到了今天已經走向純商業化了。近幾年，我有幸參加過多次國際電影節，很少有令人激動和耐人尋味的作品。我認為電影這門藝術處於急需搶救的危機之中。

    1905年，我過誕生了第一部國産影片——京劇《定軍山》。中國民族電影的起步，使許多海外學子及有識之士相繼回國。他們是懷著一種強烈的愛國情感，投身自己的電影業。因為在海外，他們看到的影片中，中華民族被污損為一幅愚昧、醜陋的形象。他們想通過電影來表現和反映我堂堂炎黃子孫的正面形象，以正天下視聽。不幸的是，大半個世紀以來，經過眾多志士的努力，在西方相當一部分人的眼裏，中國人被歪曲的醜陋形象，沒有多大改變。造成這狀況的原因有兩點：

    一是缺乏交流與溝通，其中有些國家的媒體不報道中國正面的東西。二是西方的媒體對中國的宣傳裏帶著偏見，或者是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你。我們國家推出的電影，多反映的新中國的建設、發展和精神面貌，他們認為是“宣傳”，是不真實的，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不接受，更不會替你傳播。而有的影視作品反映舊中國的落後和現在仍存在的醜陋現象，合這些人的口味，被他們接受和認定。這是西方由於殖民地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和意識形態巨大差別形成的偏見。

     張藝謀影片獲獎，是因為他符合了西方人的文化邏輯

    1988年由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在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是中國電影所取得的第一個世界冠軍。張藝謀、鞏俐等載譽而歸。中國送到另一個世界A級電影節——嘎納電影節，由陳凱歌執導的表現中國教育問題的影片《孩子王》，卻得了一個最差影片“獎”，讓中國電影蒙羞而返。兩部電影，在兩個A級國際電影節上截然相反的遭遇，説明瞭這就是外國人，特別是西方的文化邏輯和標準。台灣電影界説這種評獎結果，等於是中國電影的“啟示錄”。

    這話説得不錯，因為它對中國大陸電影界，特別是相當一部分導演起了啟示、倒向作用。在這之後，張藝謀又趁勢拍了《大紅燈籠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由於張藝謀的成功，這一年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幾位一流作家同時都寫關於武則天的長篇小説，由張藝謀預訂改編版權。後來有六部以武則天為題材的小説先後問世，業內人士都體會到張藝謀的感召力，認為張藝謀、鞏俐對中國電影太重要了。許多導演如著名導演黃建新也決定不拍城市題材，而到鄉下去尋找靈感。不久，中國銀幕出現了多部題材相近，手法類似的似曾相識的影片。難怪有人説，看電影一直在“脫帽”，因為電影中的形象都是“老熟人”。

    這個階段，一個“鐵屋子”關了一個特別的女人，成了一種電影模式。《大紅燈籠高高挂》、《菊豆》都是被禁錮的中國女子的形象。這些故事給中國電影展現了一扇門、一座橋、一條路，打開這扇門，過了這座橋，就是一條通往世界電影之路。《紅高粱》受到西方人的褒獎，是與他們的文化邏輯和取向想吻合的，而受羞辱的《孩子王》與他們的理念格格不入。陳凱歌在這個嚴峻事實面前，調整自己的戲路，拍了《霸王別姬》，也在國際上得了獎。張藝謀、陳凱歌的影片就是西方觀察中國電影的“鏡片”。

    西方人認為世界歷史就是歐美歷史，其他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只不過陪襯。

    中國電影的確是愈來愈處於危機之中了

    自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獲獎後，在中國影壇上發生了巨大的震動，對電影體制、題材、藝術技巧等方面，中國電影人都進行了新的探索和嘗試。由張藝謀和陳凱歌開創的歷史情節劇至1993年在中國達到輝煌，但隨後不久也一落千丈。

    以後，我國電影又開始了中國革命史的大製作，如電影《開天闢地》、《大決戰》、《周恩來》等，這些影片投入巨大，演員陣容強，是中央倡導的主旋律電影。《周恩來》、《遼沈戰役》拍得不錯，反響也很好，但有的影片上座率很低。

    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是制約電影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影院門前比較冷落，其原因有二：一是票價昂貴；二是上映影片單一，觀眾選擇的餘地不多。這是中國電影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1994年，文化部經過研究決定引進十部大片。這是我國與美國斷絕了近50年電影貿易後，重新向美國開放中國的電影市場。當時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狼來了》的文章，闡述了美國電影對世界各國電影的衝擊，及對處於弱勢的中國電影的憂慮和擔心。不想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議論和責難。我國的電影院都受“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的制約，而美國好萊塢有一個龐大的電影發行系統。只要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的支援和推薦，進口大片可以佔據全國所有的龍頭影院。

    1995年，好萊塢影片進入了中國的影院。一些業內人士也認為中國電影得救了。我認為這種想法太幼稚，因為事實證明，好萊塢進入哪個國家，哪個國家的電影就萎縮，連法國這樣的電影大國，都感到好萊塢的巨大壓力。另一種説法是，它給中國電影帶來了活力，這又是幼稚的想法，世界電影從來沒有什麼“公平競爭”可言。好萊塢才大氣粗，一部中檔影片的投入，再加上它巨大的宣傳廣告，這種競爭是平等的嗎？等於在很弱的羊群中，引來了很兇狠的狼。這群羊能受得了嗎？

    90年代中後期，中國電影推出了《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紅櫻桃》、《陽光燦爛的日子》等幾部叫座的影片，活躍了中國的電影市場。應該指出的是，其中兩部是由國外投資拍攝的。

    1996年，我們借鑒好萊塢大片大投入，三家公司投入《秦頌》、《蘭陵王》等三部影片的製作，掀開了中國電影的大製作，其結果是三部影片巨大的虧損，幾乎拖垮了三家電影公司。

    近兩三年，中國電影界推出新主流電影：一種是以表現小人物、普通人的苦澀柔情為主題的低成本、小製作的影片，故事以情動人，讓人們流淚，而又覺得心裏暖融融的。這種借鑒伊朗電影的成功經驗的影片模式稱之為“阿巴斯效應”。張藝謀執導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一個都不能少》屬於這一種。此後，一些類似的影片相繼問世。

    第二種影片被稱之為“北野武效應”，其特點是故事曲折，有溫情，加上一點暴力、荒誕；還有“王家衛效應”，這都給年輕影人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

    這裡需要一提的是中國電影中的“馮小寧現象”。由馮小寧執導的影片《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等的推出，獲得好評。影片的共同特點是：旖旎的風光、異域的景觀、中外影星的陣容，與中國歷史相關聯的故事情節。這種電影無疑是中國電影一種創新，但對某些內容的處理上，還值得商榷。

    第三種是馮小剛的賀歲片，他是新主流電影的主要代表之一，電影有《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有話好好説》、《大腕》等。這些電影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我認為，馮小剛具有平民意識，懂得中國廣大觀眾的市民心態，有市場意識，這也説明他對投資者的尊重。同時，他是支援中國電影與好萊塢相抗爭的大牌導演。但不足的是，使人感到影片有點“俗”，藝術品位還有待提高。

    以上中國電影在近年所做的積極探索，有成功，也有教訓。我還是要提出，不可小看好萊塢對中國電影的衝擊。不然，中國電影就要成為又一艘世界電影的“冰海沉船”。因為世紀之交的中國電影呈現出特定的蕭條。陳凱歌到好萊塢拍片了；馮小剛這個支援中國電影與好萊塢抗爭的硬漢，被美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請”去拍“情節劇”電影。美國對中國電影似乎要趕盡殺絕。我聽了馮小剛下面一句話，“別擔心，吃裏爬外是我的強項”後，才露出了一絲苦澀的笑容。我不怕被人説成“烏鴉嘴”。中國電影的確是愈來愈處於危機之中了。（薛連通）

    中國網 2002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