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印《北平箋譜》過程中,魯迅先生寫給西諦先生的信內,除提到高手雕版藝人板兒楊、張老西二位之外,還寫道:
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見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函)
李毓如作,樣張中只有一家版,因係色箋,刻又劣,故未取。此公在光緒年中,似為紙店服役了一世,題簽之類,常見其名,而技藝卻實不高明,記得作品卻不少。先生可否另覓數幅,存其名以報其一世之吃苦。吃苦而能入書、雖可笑,但此書有歷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
……特請人為箋作畫,三也。後者先則有光緒間之李毓如,伯禾,錫玲,李伯霖,宣統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則在民國四五年後之師曾,茫父……時代。(兩則均見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函)
從這些摘引的片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琉璃廠之外,又該有多少人為它服務呢?這就是説琉璃廠之所以為琉璃廠,不只是內部有書畫、古籍、碑帖、古董等行業許許多多專門人材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同時它的外面也還聯繫著廣大的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材,為它從事直接和間接的工作。這些人中,既有不少知名之士,也有不少無名英雄,他們都為琉璃廠作出貢獻。如果沒有廠外的這些人,琉璃廠是不可能成其為琉璃廠的。
琉璃廠外為琉璃廠服務的,姑且可以分作兩個方面:一是大批知名的書家、畫家、金石篆刻家;一是大批不知名的能工巧匠。琉璃廠大大小小的南紙店、圖章鋪,都挂著不少大小名家的筆單,他們通過琉璃廠賣字、賣畫、賣篆刻,琉璃廠也通過他們撐門面,賺錢。印製箋紙,也少不了先請畫家畫稿子,然後才能雕版開印。沒有畫家的稿子,沒有刻工雕版,只靠南紙店自己的印工,也是無能為力的。這中間名氣大小不同,技藝高低不同,社會地位不同,南紙店對待他們的態度便也不同。如徐世昌,字菊人,別號水竹村人,作了大總統還要賣字,那自然是琉璃廠的特殊作者。當時類似這樣身分的人還不少,南紙店對待他們自然是惟恐逢迎之不足的。至於社會上別無其他地位,又不是特別有名,只靠賣畫、賣字作稻梁謀,如魯迅先生所説的李毓如一班人,那就是辛辛苦苦地“似為紙店服役一世”的了。
琉璃廠除真的知名書畫篆刻家為它服務之外,還有為數更多的無名書畫篆刻家假托古今名家之名,為各紙店加工贗品,或全部假,或部分假。技藝高的,倣誰象誰;手段高的,可以把一張舊畫,掀開來變成兩張畫。製造假字假畫時,紙用舊紙,絹用舊絹,假圖章一蓋,能夠炮製出二十世紀的唐、祝、文、仇的書畫來。所以那時琉璃廠的假書畫、假古董,是任何人也説不清它的數字的。平心而論,這些專門製造贗品的朋友,技藝高的,本身也可以聞名、傳世,只是他們苦於沒有名,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賣大價錢,只好終身借重別人的大名,可見“出名”是多麼的重要。吳梅村詩云:“棄家容易變名難”,有的人苦於不能“出名”,又有的人又苦於有名而不能“逃名”,這點道理,又誰能説得清楚呢?
琉璃廠各店家在廠外還聯繫著各行業不少能工巧匠,如雕版工、刻字工、小器工、錦匣工、修瓷工、刻碑工、銅工、玉石工、石工、象牙工等等。魯迅先生提到的板兒楊、張老西兩位,就是這許許多多能工巧匠中的成員,琉璃廠習慣叫“過行”。比如書局要出書,本店沒有刻字工,便要向外面找刻字鋪或個人刻工;古玩鋪的瓷瓶、花缽要作托子、架子,便要找專雕紅木小器的小器作;大小古器要作匣子,便要找專作錦匣的錦匣局;南紙店要加工冷金箋、雨雪宣、靛藍瓷青書衣紙等,也要過行找染工,琉璃廠東門外觀音閣同興局,就是有名的專應這宗加工生意的。再有銅墨盒、銅圖章要由銅鋪鍛制加工坯料,牙章要由象牙局供應坯料,所以它聯繫的行業非常廣,各種工人非常多,活計要求也非常高;粗糙的、庸俗的活計在琉璃廠是沒有市面的。所有活計如果用句行話説,就是要有點“書卷氣”。即便裱糊一個小小的盒子吧,也要有這點水準才合款式。過去有位常跑琉璃廠的前輩送過我兩錠小明墨,一錠胡開文的,一錠許聖可的,墨很小,大不逾寸,厚薄也只有兩分左右,兩個藍布小盒,裏面白綾裏子,放墨的凹處,嚴絲合縫,盒子內外,都裱糊得非常服貼,一個小小的牙籤簽牢,兩個栗殼色舊紙小簽,用唐人寫經體寫著:“胡開文墨”、“明許聖可墨”。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琉璃廠的風格,把玩之間,淡雅質樸,使人真要生買櫝還珠之感了。這些能工巧匠,一般都住在琉璃廠左近,如廠東門外楊梅竹斜街,和廠西門外南北柳巷一帶,可惜大多姓字早已湮沒無聞,板兒楊、張老西二位,能因魯迅先生編印《北平箋譜》的關係,得到流傳,也是很幸運的了。
魯迅先生當年經常過往的琉璃廠,從廠內説到廠外,雖説挂一漏萬,但大體上凡與先生日記有關的,説得也差不多了。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廠甸,它既是琉璃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是可以獨立成篇的。因為廠甸內容太豐富,只寫一段必然太少,寫得多了與本篇又不相稱,因而只能重起爐灶,另寫一篇了。
人民書城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