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印《北平箋譜》過程中，魯迅先生寫給西諦先生的信內，除提到高手雕版藝人板兒楊、張老西二位之外，還寫道：
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見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函）
李毓如作，樣張中只有一家版，因係色箋，刻又劣，故未取。此公在光緒年中，似為紙店服役了一世，題簽之類，常見其名，而技藝卻實不高明，記得作品卻不少。先生可否另覓數幅，存其名以報其一世之吃苦。吃苦而能入書、雖可笑，但此書有歷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
……特請人為箋作畫，三也。後者先則有光緒間之李毓如，伯禾，錫玲，李伯霖，宣統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則在民國四五年後之師曾，茫父……時代。（兩則均見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函）
從這些摘引的片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琉璃廠之外，又該有多少人為它服務呢？這就是説琉璃廠之所以為琉璃廠，不只是內部有書畫、古籍、碑帖、古董等行業許許多多專門人材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同時它的外面也還聯繫著廣大的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材，為它從事直接和間接的工作。這些人中，既有不少知名之士，也有不少無名英雄，他們都為琉璃廠作出貢獻。如果沒有廠外的這些人，琉璃廠是不可能成其為琉璃廠的。
琉璃廠外為琉璃廠服務的，姑且可以分作兩個方面：一是大批知名的書家、畫家、金石篆刻家；一是大批不知名的能工巧匠。琉璃廠大大小小的南紙店、圖章鋪，都挂著不少大小名家的筆單，他們通過琉璃廠賣字、賣畫、賣篆刻，琉璃廠也通過他們撐門面，賺錢。印製箋紙，也少不了先請畫家畫稿子，然後才能雕版開印。沒有畫家的稿子，沒有刻工雕版，只靠南紙店自己的印工，也是無能為力的。這中間名氣大小不同，技藝高低不同，社會地位不同，南紙店對待他們的態度便也不同。如徐世昌，字菊人，別號水竹村人，作了大總統還要賣字，那自然是琉璃廠的特殊作者。當時類似這樣身分的人還不少，南紙店對待他們自然是惟恐逢迎之不足的。至於社會上別無其他地位，又不是特別有名，只靠賣畫、賣字作稻梁謀，如魯迅先生所説的李毓如一班人，那就是辛辛苦苦地“似為紙店服役一世”的了。
琉璃廠除真的知名書畫篆刻家為它服務之外，還有為數更多的無名書畫篆刻家假托古今名家之名，為各紙店加工贗品，或全部假，或部分假。技藝高的，倣誰象誰；手段高的，可以把一張舊畫，掀開來變成兩張畫。製造假字假畫時，紙用舊紙，絹用舊絹，假圖章一蓋，能夠炮製出二十世紀的唐、祝、文、仇的書畫來。所以那時琉璃廠的假書畫、假古董，是任何人也説不清它的數字的。平心而論，這些專門製造贗品的朋友，技藝高的，本身也可以聞名、傳世，只是他們苦於沒有名，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賣大價錢，只好終身借重別人的大名，可見“出名”是多麼的重要。吳梅村詩云：“棄家容易變名難”，有的人苦於不能“出名”，又有的人又苦於有名而不能“逃名”，這點道理，又誰能説得清楚呢？
琉璃廠各店家在廠外還聯繫著各行業不少能工巧匠，如雕版工、刻字工、小器工、錦匣工、修瓷工、刻碑工、銅工、玉石工、石工、象牙工等等。魯迅先生提到的板兒楊、張老西兩位，就是這許許多多能工巧匠中的成員，琉璃廠習慣叫“過行”。比如書局要出書，本店沒有刻字工，便要向外面找刻字鋪或個人刻工；古玩鋪的瓷瓶、花缽要作托子、架子，便要找專雕紅木小器的小器作；大小古器要作匣子，便要找專作錦匣的錦匣局；南紙店要加工冷金箋、雨雪宣、靛藍瓷青書衣紙等，也要過行找染工，琉璃廠東門外觀音閣同興局，就是有名的專應這宗加工生意的。再有銅墨盒、銅圖章要由銅鋪鍛制加工坯料，牙章要由象牙局供應坯料，所以它聯繫的行業非常廣，各種工人非常多，活計要求也非常高；粗糙的、庸俗的活計在琉璃廠是沒有市面的。所有活計如果用句行話説，就是要有點“書卷氣”。即便裱糊一個小小的盒子吧，也要有這點水準才合款式。過去有位常跑琉璃廠的前輩送過我兩錠小明墨，一錠胡開文的，一錠許聖可的，墨很小，大不逾寸，厚薄也只有兩分左右，兩個藍布小盒，裏面白綾裏子，放墨的凹處，嚴絲合縫，盒子內外，都裱糊得非常服貼，一個小小的牙籤簽牢，兩個栗殼色舊紙小簽，用唐人寫經體寫著：“胡開文墨”、“明許聖可墨”。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琉璃廠的風格，把玩之間，淡雅質樸，使人真要生買櫝還珠之感了。這些能工巧匠，一般都住在琉璃廠左近，如廠東門外楊梅竹斜街，和廠西門外南北柳巷一帶，可惜大多姓字早已湮沒無聞，板兒楊、張老西二位，能因魯迅先生編印《北平箋譜》的關係，得到流傳，也是很幸運的了。
魯迅先生當年經常過往的琉璃廠，從廠內説到廠外，雖説挂一漏萬，但大體上凡與先生日記有關的，説得也差不多了。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廠甸，它既是琉璃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是可以獨立成篇的。因為廠甸內容太豐富，只寫一段必然太少，寫得多了與本篇又不相稱，因而只能重起爐灶，另寫一篇了。
人民書城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