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蘇天鈞先生主編的《北京考古整合》共15卷已出版發行，這是考古界乃至歷史界的一件大事。
我深知蘇天鈞先生主編這套鴻篇巨制的初衷，那就是把有關北京考古的分散出版的著作和散見於各種報刊的論文、文章收集在一起，配以大量圖片資料成為“整合”，供熱愛北京的人們，特別是熱衷於北京史研究的人們查閱翻檢。對於主編來説當然必須有深厚的學術功底，但也確實是費時費力的瑣細工作，沒有對事業的情有獨鍾和頑強執著是難擔此任的。
考古的直接目的我以為是搞清歷史，無論是史前考古還是歷史考古，都是為了把人們帶進祖先們生活過的歲月，弄清楚人類的社會生活史。歷史上難於解答清楚的許多問題，最終都是靠考古發現找到令人信服的科學答案的。僅以本《整合》收錄的大量考古發掘報告來看，如果沒有1929年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等對“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的發現，以及隨後多次大規模發掘，我們就不可能較為確切地得知六七十萬年前，人類最早的祖先之一的“北京人”穴居山洞之中，直立行走，並能從事狩獵和採集，已經學會用火並保存火種。這就為研究人類的起源與演化過程、研究人類的發展歷史、我國原始社會史以及北京地區的歷史與自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歷史考古也是如此，如果沒有1962年中央和北京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對於北京房山區琉璃河商周遺址（包括古城址、居住區、墓葬區）的發掘，出土了帶有銘文的青銅器和一大批其他文物，我們也搞不清楚周武王“封召公于燕”的“燕”究竟在何處。這項持續了二十多年現在仍在進行的考古發掘，對於人們了解北京三千餘年前城市的出現和建設的歷史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考古對於現實，對於正在進行的北京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文物和文物埋藏都是國家寶貴的文化資源，而且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多年來，北京在“舊城改造”這一不適當的口號下，令人痛心疾首地、人為地毀掉了多少價值連城的文物和文物埋藏區。儘管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乃至第四批經過政府批准的202項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名單，19項地下文物埋藏區名單，但仍遭到沒有文化素養的、利欲熏心的人們的毀損。蘇天鈞先生主編的這套《整合》裏邊的許多發掘、考證就有不少已經在不經意中成為了永久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説，蘇先生是在含淚編織花環，誠惶誠恐地敬獻給有名、無名的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創造者們。
遺憾的是，種種建設性的破壞和毀滅還在繼續。我以為現在提高了文明素質的中國人尤其是北京人，是到了把“舊城改造”的口號變為“舊城保護”的時候了。儘管北京現在受過高等教育和各種專業教育的，已成數百萬計，但他們也只能説是在所學專業領域裏是較有知識的，對文明史、文化史、中國史、北京史卻未必知道多少，現在亟需普及，特別是對那些掌有傳統文化生殺大權的人們和形形色色的開發商們，不妨像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所説的那樣，組織他們好好學習，從“初等第一年級”學起，因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在這裡還想談及的一點是文物的保護和利用問題。長期以來我國文物工作的方針是“保護第一、搶救為主”，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保護的目的是什麼，搶救的目的是什麼，我以為還在於利用，這是廣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期望，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如果大量的地上文物和發掘出來的地下文物，只是把它鎖在那裏，變地下埋藏為地上塵封，那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利用之途至少有三：一是把地上文物加以科學地、有效地保護，對那些不加以修整就危及生存的建築最好是修舊如舊，讓人們從中了解歷史、了解文化，這是文明史的教育也是愛國主義的教育。北京數千項文物保護單位、文化街區和受保護的地下文物埋藏區，已成為博物館對公眾開放的不過百餘家，距社會需求相去甚遠，與北京作為世界聞名的文化古都地位很不相稱；二是要加強文化意識，充分認識文化的經濟價值。北京作為有三千多年城市建設歷史的文明古都，有著無比豐富的文化資源，外國旅遊者到北京來感興趣的也是北京的文化，然而資源優勢如不加以利用形成産業優勢，資源也永遠是資源，不能變成經濟增長點，更不可能成為支柱産業。我們在研究首都經濟發展時要充分認識文化資源豐富這一獨特優勢，加大投入，加強立法，加大執法檢查力度，使文化和旅遊更好地結合起來，使文物保護和合理利用更好地結合起來；三是不妨進一步探索有限度地開放文物市場，既可藏寶於民，又可改變文物管理部門“要保護，沒有錢；想利用，沒有權”的現狀。北京的文物古跡可謂到處可見，如果僅靠國家財政撥款保護文物，是很難達到預期目的的。通過流通領域，既可讓人們充分認識文物的文化價值，使文物得到有效的保護，也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終有利於保護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産，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
（《北京考古整合》，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