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 巴爾特（ＲｏｌａｎｄＢａｒｔｈｅｓ，１９１５—１９８０）是六十年代以來法國文學界躍起的一顆最璀璨奪目的明星。繼薩特之後，羅蘭 巴爾特以一系列既富有思想獨創性、又具有形式獨特性的著述，成為當代國際文壇的先鋒人物和對整個西方世界具有深刻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和思想家。近幾年來，他在中國文學界和文化界亦開始發生影響，他的幾部著作開始有了中譯本，為人們所爭相閱讀。
一
《符號帝國》是巴爾特以符號學觀點寫成的一部具有比較文化研究性質的著作。他把日本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各個方面，諸如語言，飲食，遊戲，城市佈局和結構，商品的包裝，木偶戲，禮節，詩歌（即俳句），文具，面容等等，都看作是一直獨特文化的各種符號，從而對其倫理含義做了深入的思考。
在對這個東方民族的各種文化符號探索和研究的過程中，他的參照係就是法國和西方民族的文化系統。他不是西方種族優越論者，也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論者，這些文化偏見與他無緣。因此，他在對本民族文化系統之外的另一個遙遠的、風格迥異的文化系統觀照和思考時，能夠保持學者的冷靜和公允態度。
他以西方人那種新奇和學者的深思，常常對日本人生活中極其普通而又瑣細的小節，思考得很深很細，從中發現出深層的文化涵義、心理特徵、人格本質和人生態度。這些文化內容恰恰同西方文化內涵構成極其鮮明而又饒有趣味的對照。他不但沒有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沒有巴黎人的自豪，反而轉身對自己的文化及其傳統投以懷疑和冷嘲的一瞥，回贈以無情的諷喻，顯示出這位氣質不凡的思想家強烈的反傳統精神。
巴爾特在日本，雖然只是一位作驚鴻一瞥式瀏覽的觀光客，可是這部關於日本觀感和日本文化研究的書，卻充滿了創造性和獨特性，不僅把讀者的視野拓展得相當廣闊，而且挖掘得相當深刻，給讀者以新鮮而深刻的文化震動、文化啟示、美的欣悅感和理知的滿足。符號學方法的獨到，思想的精彩，散文的筆調，使這本著作具文學家格調和學者氣質。
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東方文化和藝術開始對西方産生一種異乎尋常的魅力。不少極有天才、尋求文化突破和自我超越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例如文學家羅曼 羅蘭、哲學家羅素、畫家梵谷、馬蒂斯，以及詩人龐德，都把自己的思想和藝術觸角探到充滿神秘色彩和獨特文化個性的東方文化之林，尋求新鮮的感受和奇異的想像。哲學家羅素曾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專著《中國問題》；英國著名詩人兼學者勞倫斯 比尼恩曾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一本探討東方文化精神的專著《亞洲藝術中人的精神》，通過對各種藝術的研究而深入揭示了東方人的心靈內核，其中辟專章對日本人的文化精神做了饒有趣味的研究。
二
西方學者、思想家對東方的種種研究，功不可沒，然而不免有時讓我們産生隔靴搔癢或似是而非之感。這恐怕很象東方人對西方文化的研究給西方學者産生的那種感覺。羅蘭 巴爾特這本《符號帝國》，儘管精妙之見迭出，也難免有時使人産生類似感覺。
例如，他談到筷子時認為，筷子不象西方食具：刀、叉那樣用於切、扎、截，因而“食物不再成為人們暴力之下的獵物，而是成為和諧地被傳送的物質”。
這話其實並不錯，只是忽略了掩飾在這種溫雅面紗下面的另一種東西，這恰恰是東方人獨具的一種智慧方式，一種狡黠的聰明和內外有別的腦筋。西方人用刀用叉，在宴席上又切又割，確實讓人感到一種殘酷和暴虐，明明白白，毫不掩飾地蹂躪肉食。
在這方面，我們東方人的筷子可就要溫文爾雅多了，幾乎毫不加害於食物，非常君子氣。更何況至聖先師孔子早就説過“君子遠庖廚”的名言，那種眾目睽睽之下，又殺又剮地淩遲肉食的殘酷事，君子怎麼能幹呢？
但東方人自古以來一直是性喜吃肉的民族，與西方人毫無二致。也就是説，無辜的動物總是要被宰殺的。因而，要説殘酷和暴虐，誰也跑不了。不同的是，東方人把屠戮生靈的事放在君子所遠避的後院或廚房深處去幹，煮熟、切好，灑上油鹽醬醋調味品，再由天生麗質的小姐們笑臉盈盈端出來，不象西方人在餐桌上那樣張著垂涎欲滴的一副八戒式的饞嘴，不加絲毫掩飾、舞刀弄叉地張狂。東方人更懂掩飾，更懂裏外。因而在這方面，要比西方人更多一層智慧。可是，這種智慧太多了，也實在壓人，拘拘縮縮，怕這怕那，總是長不大方。
可惜這一點是巴爾特疏漏的一個最可見出文化特質的重要細節，不然或許會給這本著作錦上添花，再增一層文化深度。
三
巴爾特在研究日本文化時，不是停留在語言材料和文字典籍上，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各面。這是更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文化材料。他特別重視人體語言的功用，強調各種文化現象的“書寫”性和那種帶有禪宗意味的空靈。這裡，我也應當指出，巴爾特實際上是把日本文化同自己所虛擬和構想的、與西方文化迥異其趣的另一種文化系統揉在一起而進行探討和論述的。因而，有時在對具體文化現象的分析和解釋時，不免流露出邏輯推演的痕跡。
這説明，在巴爾特眼中，日本不僅是一種真實的文化存在，而且是一種虛構的文化理想。這位思想家需要構擬和發現一個存在於虛實之間的文化，以便同現存的西方文化及其傳統抗衡，對之産生強烈的震撼、衝擊和反撥。
這本著作，以學者的深思、散文的筆調寫成，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卷舒自如，是一種很難得的簡潔文體。書中共二十六章，涉及日本文化諸多方面，均一一加以文化透視，並且始終以一種對於日本文化所持的總體觀念來貫穿全書。因而于疏散中見出整體感。這種疏散的寫作方式，也許正是巴爾特有意按照他對日本文化的理解而採取的表達方式。
四
巴爾特早在五十年代就發表了兩部文學批評著作，《寫作的零度》（一九五三年）和《米舍萊自述》（一九五四年），但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勤奮、活躍的巴爾特在法國思想界一直是個敲邊鼓式的人物。這一年，他五十歲，他的論敵、索爾邦大學教授雷蒙．皮卡爾成全了他。皮氏發表了《新批評還是新騙術》一書，鋒芒直指巴爾特。皮氏反對的主要是巴爾特研究拉辛時運用的那種精神分析學論點。
於是，法國新聞界緊跟其後，遂使巴爾特成為文學研究領域中一切激進、荒誕、蠻橫無理的傾向的代表人物。巴爾特以惡名遠揚國際文壇。實際上，這是他對法國文化進行犀利無情的批判而贏得的聲望。
他依然手不停筆，埋頭著書立説。六十年代後期，巴爾特已躋身巴黎文化界名流之列，與斯特勞斯、福科、拉康並駕齊驅。各種旅行和講演的邀請紛至遝來。但他性喜幽居，不好熱鬧，寧願躲在研究院從事研究。
一九七六年，他應聘擔任法蘭西學院教授。一九八零年二月，他在穿過法蘭西學院門前的大街時，被一輛卡車撞倒，四週後逝世。
人民書城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