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Pear l S. Buck）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有很深感情的。1892年出生剛4個月尚在襁褓之中的她，便被身為美國傳教士的父母帶到中國來，在鎮江生活了14年之久，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後來，她成家以後又在南京安徽等地教書、寫作，前後共在中國渡過了40年的時光。她曾説過：“我一生到老，從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屬於中國。”（賽珍珠《中國的今昔》1972年）

    賽珍珠從小就和中國孩子一樣，接受中國傳統的私塾式的教育，跟著一位姓孔的先生學習“四書”、“五經”等啟蒙知識，説中國話，寫中國字，和中國孩子一塊兒玩耍。母親則教授她英文、音樂、美術和宗教方面的知識。童年的賽珍珠印象最深的是奶媽給她講的各種民間傳説和廚師所講的“三國”、“水滸”故事。這些口頭文學，對於她以後的文學創作産生了很大的影響。15歲那年，她進了上海的一家寄宿學校，並在此接受了正規的教育，以至於到後來，連她自己都覺得自己“與中國人沒什麼兩樣。”

    賽珍珠是19歲時回到美國去念大學（Randolph－Ma－con）的。由於長年生活在中國，她的言談舉止和打扮裝束（頭扎兩條辮子），引起了她的美國同學們極大的好奇，大家幾乎把她看成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人，同學們對她來自中國所表現出來的驚訝態度常常令她反感，所以不久她就把自己打扮得“至少表面上仿佛跟她們一樣了”（《勃剋夫人自傳略》）。1925年，賽珍珠回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繼續深造，取得碩士學位。她主修的是英文係，論文卻是《中國與西洋》。看得出，此時賽珍珠的中國情結已經是根深蒂固的了，是中國文化的豐富深厚的精神內涵滋養了賽珍珠的精神世界，使她與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以後的年代裏，她立志要把中國人寫得與以往外國作家筆下的中國人完全不同，她曾言：“我不喜歡那些把中國人寫得奇異而荒誕的著作，而我的最大願望就是要使這個民族在我的書中，如同他們自己原來一樣真實正確地出現，倘若我能夠做到的話。”（《勃剋夫人自傳略》）在這樣的主觀意向的驅使之下，她寫出了以《大地》（The Good Earth，1931）、《兒子們》（Sons，1932）和《分家》（A House Divid ed，1935）三部曲為代表的一系列優秀小説作品。她還將中國的古典名著《水滸傳》翻成英文，向西方宣傳了中國文化。她的這些貢獻，被中國和世界所肯定，她本人也被視為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她的努力和嘗試，從客觀上講，為中國社會的進步贏得了國際上廣泛的同情與支援。由於賽珍珠在文學創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使她獲得了193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當時瑞典學院的評語是：“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瑞典學院頒獎詞》）

    儘管從主觀上講，賽珍珠的文學創作目的是想讓西方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但她畢竟不是一個高明的社會學者，更不是一位用馬列思想武裝起來的作家，所以她的作品雖然比較廣泛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農村社會，但畢竟不能與其同時代偉大的中國作家如魯迅、茅盾、老舍等相提並論，她對中國社會、人物、風俗、文化諸方面的描寫刻畫很大程度上講是基於她人道主義及自由主義的觀點之上的，有片面過分甚至失實之處，也有膚淺空泛或者概念化之嫌。但無論如何，説她是“中華民族的友人”（莊心在《布剋夫人及其作品》）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她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歷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賽珍珠以中國農村為題材的小説作品陸續問世以後，在中西方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也遭到來自中外作家的一些非議。在中國，較早受到中國學者江亢虎、魯迅和胡風等人的批評。其中，魯迅曾評價賽珍珠：“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立場而已……”（致姚克書）言語之中多含鄙夷。至於她的《水滸傳》譯作，更是受到魯迅的批評：“近布剋夫人譯《水滸》，聞頗好，但其書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確，因為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致姚克書）因為魯迅先生是中國文壇的主將，他的話一言九鼎頗具影響效力，為研究賽珍珠起到了確定基調的作用。這些評價，在以後的文革思潮中得以更加片面地發揮和理解，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也註定了賽珍珠的中國情結在其晚年以悲劇形式而告終。

    來自美國本土作家們的批評，始於賽得到193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以後。當時的以男性為主流美國文壇根本容不得一個以異國題材為特色的女作家獨佔鰲頭。大詩人羅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言：“如果她（賽珍珠）都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那麼每個人得獎都不該成為問題。”威廉福克納甚至更為尖刻，説他寧願不拿諾貝爾文學獎，也不屑與賽珍珠為伍（可是，後來當他真的得到此獎時，就把自己的話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除了依靠自己的作品和各種場合下不遺餘力的宣傳，有力地駁斥了本世紀初西方某些人“中國是一個劣等民族”的一貫論調外，賽珍珠本人的人品也通過與中國有關人士的接觸展現出無窮的魅力。凡與她有過交誼的人，都會對她那真摯淳厚的中國情結留下深刻的印象。老舍、王瑩、林語堂等人都曾經不同程度地接受過她的幫助（後來，林語堂曾經因為版稅問題與賽珍珠夫婦鬧翻）。有的曾經接受過她教育的中國學生，甚至將自己的名字也改為“珍珠”，以紀念她的師誼。其人格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美兩國在二戰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處於絕對封閉的狀態，兩國的意識形態各異，兩國人民也失去了溝通。賽珍珠的思想在這個時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她曾經寫出了一些如《北京來信》等敵視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作品。我們從她和斯諾的談話中，可以了解到她的一些政治觀點與同情中國革命的斯諾相比差距很大。但是我們認為，應該將她的思想轉變和“反共”作品的産生與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聯繫起來看待，她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這個風雨如磐的時代裏，包括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未能夠免於説些昧良心的話，藉以討好形勢。更何況一個與中國隔絕幾十年的美國作家，在麥卡錫主義的壓力下講一些反共的話以自保，理當不足為奇。

    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在尼克松訪華前夕，賽珍珠接受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採訪，她説：“我雖然從未見過毛澤東，但我認識周恩來。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我最近曾給他寫信，期待5月間對他訪問。”但是，令賽珍珠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時期的中華大地，意識形態尚處於文革後期的隆冬嚴寒之中，她的訪華申請遭到了拒絕。這對於有著很深的中國情結的賽珍珠來講，不啻于一個沉重的打擊。一年後她在鬱鬱中去逝，享年81歲。這件事情不僅對賽珍珠個人的情感是一種傷害，而且應當看作是歷史的悲劇。值得慶倖的是，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人民並沒有忘記這位同情並幫助過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幾何時，被冷落的賽珍珠的作品再一次成了熱門文學。前一階段，在全國各地還上映了由她的同名小説《庭院中的女人》（The Pavilionof Woman）改編的電影，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有的人死了，但他還活著。”（臧克家《有的人》）我們有理由相信，賽珍珠及她那些凝聚著中國情結的作品，必將得到更加廣泛的重視。

    《中華讀書報》2001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