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不是寫“皇上”的書

    莫言：樹增，首先祝賀你在《遠東朝鮮戰爭》之後又寫出了《1901年》這樣一部大書。我覺得這兩本書都具有以往紀實類文學作品中比較少見的寶貴素質：客觀性。後者比前者更為明顯。我很想知道，面對浩如煙海的素材，你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判別和選取的？

    王樹增：書寫的歷史畢竟不是歷史本身，所有關於歷史的記述都難免評價，因此，“客觀”地敘述歷史只是相對的。這個客觀不僅僅是敘述歷史事件進程的客觀，還包括“評價”上的“客觀”———這個客觀也許更有意義些，因為對歷史的回顧，其有價值的意義在於回答當代人生存狀態中的某種困惑。

    寫《1901年》的時候，我對野史筆記給予了極端的重視。我贊同魯迅先生的論斷，從更“接近真實”的角度上講，野史筆記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無論正史還是野史，都有一個取捨問題。我對史料的判定原則是：有明顯標榜其政治立場者，剝其偽裝反向取證；對人物、時間、地點有明顯編造者，究其為什麼編造後棄用；故弄玄虛裝神弄鬼者，當戲劇劇本看待；躲躲閃閃吞吞吐吐者最有價值，其忸怩之處往往就是真實所在。莫言：去年的5月份，我們一起專程去保定參觀了直隸總督衙門。當時，我正在創作《檀香刑》，我去保定的目的是想看看衙門的佈局和結構，以免犯了技術性的錯誤。你的《1901年》中的好幾個重要人物都在這座衙門裏當過總督，而總督府對面的蓮池書院裏也發生過觸目驚心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次參觀中，你想了些什麼？你還記得總督衙門前那座剛剛修建起來的、肯定比過去的要輝煌的牌坊嗎？

    王樹增：當時我感覺你不是去遊覽一個古跡，而是如同回老家，去見一個值得紀念的先人。作為中國人，我們有理由對歷史中的“權勢”存在一種畏懼和仰慕，僅僅看見總督府裏的那頂官轎就足以令我們這些草民心靈顫慄想入非非了。當時你舉起相機要拍照，結果被看轎子的工作人員教訓了一頓，似乎你的閃光燈一閃，轎子就可能灰飛煙滅。其實，整個總督府、整個清王朝就是一頂大轎子，儘管你我的先人當年無不抬得有滋有味。

    一進蓮池書院就看見了民國要員修建的別墅，然後就是幾對耳鬢廝磨的戀人，只有你我兩個心懷鬼胎的傢夥一路東張西望。1900年夏天，70多歲的清廷重臣、戶部尚書、道光皇帝的老丈人崇綺自己搓好了一根繩子，吊死在書院的偏房裏。無論正史還是野史，都沒有記載他到底死在哪間屋子裏，於是我覺得每間屋子裏都陰魂繚繞。

    歷史是平民創造的，歷史是平民的歷史。我對當今電視電影中那個拖著辮子神氣活現的“皇上”有一種本能的厭惡。如果説到歷史的輝煌的話，和那些個“皇上”無關，包括風雅的乾隆和懦弱的光緒。《1901年》不是寫“皇上”的書。在《1901年》中，我過多地使用了“平民”這個字眼，這是中國人不太習慣的名詞，但我覺得只有這個名詞才具備廣泛性，它包括除了“皇上”和“皇親”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日子過得遠不如今人想像得那般滋潤豪華的官吏們。就政治而不是文化而言，大清國從來沒有輝煌過，即使今天的人修建了輝煌的牌坊。那座今人修建的牌坊下有個小廣場，孩子們在嬉戲，戀人們在親昵，倒是一派溫情。這是我們留戀生活的最充足的理由。

    ★我對“紀實文學”這個名稱感到疑惑

    莫言：在你的這部著作中，涉及到了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等諸多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我想知道您如何評判這些人物？

    王樹增：許多人都自稱懂點辯證法，但是到了用的時候又大都糊塗。

    《1901年》第一章中關於康有為的篇幅不少，我喜歡這個性格和行為都頗奇特的知識分子。他是試圖改變中國政體的一個偉大的先驅者。但也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一個“士”，這就使他在100年前居然主張在紫禁城裏實行西方的議會制，同時又對封建帝制的留戀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這水火不相容的兩面，才使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對李鴻章的評判更是歷史上的一大難點。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使我們只要聽到這個名字，就會聯想到一個陰險的賣國賊，好像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史上沒幹別的事，整天就忙著把中國人往深淵裏推了。可今天的中國人依舊在享受著百年前洋務運動的成果，而李鴻章恰恰是引導中國走上強國之路的洋務運動的無可爭議的首腦。恐怕最不好評價的就是袁世凱這個人物了，因為他不但是封建帝制下的二品大員，到了民國他居然當了一屆共和制政體的總統。中國近代史上沒有比他更複雜的人物了。

    我不是歷史學家。在任何場合我都心虛地宣佈：《1901年》不承擔對歷史上那些不一般的歷史人物定性的任務，當然也就無法承擔歌頌誰或譴責準的任務。

    莫言：根據我的閱讀經驗，我認為《1901年》是一部既讓人感到熱血沸騰、痛心疾首但同時卻又妙趣橫生的書。我想，之所以能産生這樣的效果，是因為你在書中使用了許多一般讀者很難見到的素材。譬如辜鴻銘充當李鴻章的幕僚參加對外談判，怒斥他當年的學生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譬如李鴻章去日本談判被刺；譬如李鴻章訪俄竟然由一個俄國商人接待，等等。《1901年》裏許多生動得比小説還要小説的細節，你認為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王樹增：“比小説還要小説”的細節不是小説，是歷史事件。寫小説的人對所謂情節的編織其實遠不如歷史生活本身奇妙生動。

    和《遠東朝鮮戰爭》一樣，在《1901年》中我沒有做任何歷史事件上的虛構，不是我不會，是不能，也不敢。《1901年》的寫作艱難得多，僅僅依據正史不甘心，大量參考蕪雜的野史筆記也頭疼。近代野史和筆記雖然率真天然，但多如翰海，良莠混雜，年代久遠，考證起來頗有難度。我的原則是，我認為可信，或者我拿不準但有提供給讀者判斷價值的史料，小心慎重地採用。

    莫言：實事求是地説，這些年來，所謂的紀實文學，已經有走到了窮途末路之相，有的人甚至將此做為求名求利的手段。前幾年曆史散文很紅，贏得了大量的讀者，但這些文章篇幅都比較短小，像你這樣，用洋洋60萬言的巨大篇幅來全方位地描述一個封建王朝的斷年史的，實屬罕見。接下來，你是否還要按照這條路子寫下去？

    王樹增：我不知道在世界文學範圍內，“紀實文學”這個名稱是不是中國所獨有，我一直對這個名稱的定位是否恰當感到疑惑。“紀實”和“文學”似乎有點不搭界。文字的東西大概只有虛構和非虛構之分，國外把除了虛構的文字之外的東西統統稱做“非文學類”。看來“文學”二字不是可以隨便標榜的。《1901年》只是一種文體樣式，叫做“紀實文學”有點不敢當。

    除了寫字，我不會于別的。以後還要繼續寫點“非文學”的東西，直到寫的東西沒人看了為止。

    （《1901年》王樹增著，崑崙出版社2001年8月43．00元）

     《中國青年報》2001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