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艷陽天》:三十而立
我奔了三十歲,還沒寫出長篇的東西,心裏著急。在我看來,短篇是小東西,要想立住,必須有大部頭的。我覺得自己能把握長篇了,而且昌樂的所見所聞總在我腦中縈繞,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寫出來。我的那些農民朋友們一下子都來到了我身邊。寫蕭長春時,老朋友蕭永順仿佛就坐在我對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聽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在東村曬場、護秋,我也都寫了進去,有了那些親身經歷,我覺得自己寫得相當活。寫了改,改了寫,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滿意了。《艷陽天》出版後,反響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覺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讀者喜歡我,每天都收到好多來信。單純談文學的很少,都是從政治上談。有些人説我還寫馬立本這種人的感情生活沒必要。我自己不這麼看。如果把這些所謂不符合形勢的部分都去掉,《艷陽天》肯定要大大遜色了。不過當時正鬧“革命”嘛,讀者怎麼説都可以理解。
《金光大道》:我最偏愛
從1966年到1970年底,這五年間,我跟全國所有的作家一樣,是在鬥批改、下放農村接受再教育中度過的,完全放下了筆。197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重新返回了北京,於是在順義箭桿河邊南彩衛生院悶頭開始寫我的第二部長篇。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愛這部《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因為從人物故事到所蘊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後來有文章説,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覺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於“文革”中把“高大泉”作為寫作樣板,讓大家都這麼去寫,説實話,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我。這個路子是我趟出來的,最合我的脾氣,對別人就不那麼合適了。而且今天看來,這樣做抹殺了生活和創作的多樣性。
但人們更喜歡《艷陽天》。我多少有點失望,那時覺得《金光大道》比《艷陽天》要成熟多了。但現在想來,讀者是有道理的,當時受觀念和水準的限制,過於強化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這點我是二十年後才認識到的。
我開始懂事時,正是農村開始實行互助組的時候,它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在這一兩年關於我的爭議中,有人指責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戀互助組。其實寫《金光大道》時,互助組已過去十多年了。而70年代初,農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經接受不了。所以我只能返回頭來寫50年代。
人們喜歡《艷陽天》也許還因為它的手法更像中國古典小説,人物更生活化、個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沒有順著這條路走下去,現在想來有點可惜。還有,在《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統論。今天我當然不這麼看了。時間會使人改變很多。
《西沙兒女》:應付差事
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著風浪顛簸,所以這一段的歷史腳步是複雜的、險峻的,而且表面上豐富多彩,內含著各種滋味,非是幾頁稿紙所能説清道明的。
以軍宣隊為主的工作組看了我的檔案,認為我出身好,長期在農村寫作,群眾反映不錯,便把我推到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的實權位置,由此開始毀譽不一的幾個月造反日子。
有一天我們正開會,端木蕻良跑來説,紅衛兵要抄書。我們商議,也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並由作家們自己把書封起來,通知外邊的人説,我們機關紅衛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機關登記。
“四人幫”倒後,一開始把我説成幫裏的人,傳聞特別多,開會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發言稿,説我是江青的面首,從西沙回來先奔江青去了,機關司機在外面凍了一夜。這怎麼可能呢?我上釣魚臺從來不能用機關車。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關於《艷陽天》的,她説看到小石頭的死,心裏很難過。
江青調用海軍飛機送我們去西沙群島。我們三個人穿了軍裝,每人配了警衛員,坐直升飛機跑遍西沙諸島,一天跑兩三個島,開了十幾次會。我一個月寫完《西沙兒女》之後就交給上面,這事就算應付過去了。
江青對於會咏他們説:“你們幾個有搞音樂,搞舞蹈的,沒有搞文學的,你們要請教浩然同志,他是專家……”我説:“我從來沒做過黨的工作。連小組長都沒當過……”江青指著我説:“你太客氣了……”我聽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話還是反話?
我對官場事情不太感興趣,我幹不了這事。開會還要記錄,連皺眉頭都要記。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視的人不會挨整的,我可以踏實地搞創作。
《蒼生》:回歸鄉土
苦悶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徵。那時我不去文聯了,工資都讓孩子們替我領。我對過去歲月的看法是:那種處境下有一度輝煌,在一個年輕的我來説,確實有所愜意,有所滿足,但也伴隨著旁人難以知道和體味的惶恐、憂患和寂寞。我趕上了那個時代,並有幸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況。我對當時的創作不後悔。
在這種心境下,我來到三河縣段甲嶺,挂職段甲鎮的副鎮長,夜晚和老鄉們睡在一條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動人的故事,像一股股熱流激發起久已塵封的創作慾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根———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我在這種情況下寫了《蒼生》這本書。這書寫得不是很好,我也不滿意,藝術都是遺憾的吧。寫這本書的時候不是戰戰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那時正是農村的一片大好形勢,許多作品寫到農民富得有錢都不知怎麼花了,坐飛機旅行,住高級賓館,在沙發上跳一跳。在這種情況下我寫《蒼生》,同志們可以想像我這種小小翼翼。
1988年,600頁的長篇小説《蒼生》悄然地擺到了新華書店的書架上。第二年國慶,又獲了建國40年文學作品徵文頭獎。《蒼生》的出版的確把我從無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熱鬧的文壇。評劇表演藝術家趙麗蓉和我同是寶坻老鄉,她找到我,説:“你的《蒼生》把我的戲癮勾上來了,我一定要演你筆下的田大媽。我要為河北老鄉塑造好這個形象。你一定要把《蒼生》搬上電視呀!”
《蒼生》雖然拍了電視劇,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沒有我以前的作品影響大。這一點我心裏明白,也並不感到失落。時代變了,我已過了虛榮的年紀,只要鄉親們喜歡,我就滿足了。
這時我已住到了“泥土巢”,是三河縣委縣政府給我在縣招待所蓋的小院,在這個“巢”裏我創辦了《蒼生文學》。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學事業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愛這個事業,愛得發昏,愛得成癖,愛了足足一生。這樣的深愛,將會跟我的生命並存亡。
我忘記了一點:年齡不饒人。1993年6月25日上午,半杯啤酒、半碗麵條下肚之後,腦梗塞(老百姓叫中風)這個惡魔突然向我撲了過來。以後在一連串的搶救中經歷了失語、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覺……在整個過程中,頭腦始終是清醒的,心情是平靜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知道可怕的後果。但我沒有恐懼和悲哀,心靈上倒有一種解脫感,輕鬆感,我本該給社會、給家庭、給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餘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幾天來,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與殘廢、活著與死去它們之間的距離是那樣的近,只是一紙之隔。
關於我的爭議還在持續,有些人加入爭論但對我的事情並不了解,許多作為攻擊要點的細節不準確。早在70年代末,“文革”後文藝界對我的批判風颳起來時,我便意識到,自己必須站出來,把自己説清楚。於是從1982年開始動筆寫自傳體小説《樂土》、《活泉》、《圓夢》。本來打算寫五部,但1993年、1997年兩次腦血栓,使我被迫放下了筆。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這個心願。
《北京青年報》 2000年10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