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創刊于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７日，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報紙。在鼎盛時期，日發行量近２０萬份，在舊中國具有很高的聲望，堪稱輿論界之重鎮。周恩來在１９５８年與費彝民談舊《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曾經肯定了三點，第一，她是愛國的；第二，她是堅持抗日的；第三，她為中國的新聞界培養了眾多的傑出人才。這一評價，是十分中肯的。今年９月２６日，是原《大公報》總編輯、一代報人王蕓生的百年誕辰；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７日，是《大公報》百歲生日，本報編發此文，以饗讀者。
———編者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一所謂四不方針，是具有百年曆史的大公報之最終的辦報宗旨。之所以説是最終的辦報宗旨，是因為創刊于１９０２年的大公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還不是很自由主義的，那時的大公報，也稱不上是新型報紙。１９２６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接手老大公報，創辦新記大公報，從那時候起，大公報開始創造和秉承了上述自由主義之精神。而大公報對自由主義要求最強烈的階段，是在抗戰勝利前後一段時期。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是和大公報何去何從的問題，一而二，二而一地擺在了大公報人的面前。而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大公報的首腦們，當然不自今日始。
中國的自由精神，在其漫長的歲月中，可以説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情形。由陳寅恪先生提出的所謂“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包含了他對於如何因應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相融合，並使之汲取營養，勃而壯大的問題。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如何與中國文化中的傳統接軌。這個問
題其實也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應當全盤否定。另一方面，在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時候，是否有一個接受什麼樣的西方文化這個問題。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王蕓生先生《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一文當中。在這篇文章裏，蕓老的觀點十分明確，一言蔽之曰就是，中國要從兩千年的專制文化中擺脫出來。
蕓老説，“我願把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介紹給讀書的人，把正統與道統的眼鏡摘下，看我們的歷史，很少清明過。且在正統和道統交叉控制之下的文化與思想，也甚狹隘萎縮得可憐。我們應該進步向前，而不可迷戀復古，皇權專制的作風尤其應該肅清。”
而在另一方面，錢穆先生在他的《國學大綱》一書裏，卻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説，“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也’……然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日，則我國歷史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將為無國史智識之民族也”。
在如何因應現代化和文化傳統的時候，大公報人的觀點是比較傾向於激進主義的。雖然，這樣的激進主義和那些大罵大公報人的人相比之下，又是極為保守的了。大公報人如王蕓生輩，是比較傾向於對文化傳統之否定的。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國家和民族同樣面臨這樣的選擇。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仍要面對世界上兩大潮流之奔襲。這兩大思潮一是自由主義，即英美式的民主思想；二是蘇聯模式。如果説這兩種思想其實早就合二為一過，那麼，我們在某一個層面上，是承認其説法的。因為，就連孫中山，也是和俄
國人聯手建立了黃埔軍校的。而到了四十年代，中國人的前途，是要傾向英美還是蘇聯，的確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大問題。
值此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大公報人一方面鼓呼和平，主張避免民眾再經戰火之蹂躪，不要另起爐灶；一方面，勾畫出一副和平民主的新圖景。王蕓生先生的一篇社評，傾注了他的天真的夢。這篇社評的題目，就叫做《做一個現實的夢》。他在這篇社評中，重申了實行聯合政府，實行議會民
主，實行軍隊國家化，實行經濟重建，實行新聞自由等等主張。從當時的現實情形來看，蕓老的夢想很快就被碰得頭破血流了。
然而，大公報對於中國前途，還是選擇了自由主義。這樣一種主要是傾向民主體制的選擇，使大公報人的腦袋上，時時刻刻都懸挂著一把達摩克力斯劍……對於民主體制的選擇，包含了明顯的自由主義精神，因為民主體制的內涵，理所當然地涵蓋于自由主義之精神。自由是民主之結果；而民主是
自由之前提。雖然當時的人們，對於中國人是否要選擇這樣一條自由民主之路爭論不休。但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人們，有一個認識，那就是當時的社會主義和當時的資本主義，都顯露出它們的欠缺。張東蓀先生給英美的民主體制的打分是，“四十分”！而蕭乾，也在他的大公報社評《自由主義的信念》
裏，對於歐美的經濟體制及其自由貿易等，頗擲微詞。然而從大的方面來説，大公報是懂得西方自由主義之精髓的，所以，王蕓生才有了他的著名的關於中國人要中道而行的鼓呼。
體現大公報自由主義精神的社評即《自由主義的信念》，是由王蕓生授意，蕭乾執筆的。這篇社論寫道：
（一）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的。我們認為列寧只寫了一部民生主義，甘地只寫了一部民族主義，傑斐遜只寫了一部民權主義。中山先生之偉大，偉大於三民齊重……
（二）我們在談的自由主義異於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主要在於……
（三）我們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為前提。如果人類仍然逗留在□時代，則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無□成為同義了。人們既集居一處且分為國家省郡，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間必須求到和協。個人根本是集體的成員。在經濟上，我們贊成公用事業國有，也希望生産工具不歸於個人。中山先生節制資本、平
均地權的主張遲早要兌現……（該文件有些字已難以辨認）
（四）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
（五）我們認為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
這篇社評大體上完成了大公報人對於自由主義的闡述。它所論證的革命與改造並進的思想，有著比較深刻的內涵。從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發，社會之革命，應該是在改造的意義之上，而不僅僅為了奪權；進而言之，如果人們處在不斷出現革命、不斷奪權的大環境當中，那麼，當初人們選擇革命的初
衷就會完全變質。
持有大公報這類觀點的人，在當時被稱為“第三條道路”中人。張君勱張東蓀梁漱溟等人都是。他們的主張和大公報的社評互為呼應，鼓噪一時。但是在當時極為激進的起碼是年輕的大公報人中，自由主義並沒有多大的市場。
一直以來，大公報的自由主義表現在他的對國共兩黨的極為坦率的批評之上。然而，大公報的對於自由主義的看法，並不是今人的觀點。他對於蘇聯的看法，是抱著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大公報的老闆，一是派他的記者曹谷冰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去蘇採訪；二是派范長江到蘇區採訪，介紹中國
所謂之西北角。在此之前，後來做了大公報總編輯的張季鸞，作為孫中山的文秘，替他起草了許多重要的演説詞包括大總統就職演説，也寫過悼念列寧的文章。而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王蕓生的北上，當然也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的期望。大公報關於自由主義的選擇，也是隨著王蕓生的北上而結束的。
大公報人無論對社會主義，還是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裏，當然不可能完善無缺。他們也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自由主義的內涵深深。從其總體之根源看，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到康得的那句至理名言。他説： “段言如命令下：無論對自己或對他人，待人之道，應以人為目的，不應以之為手段。”
一切自由主義之邏輯，都是在這個大前提下制定出來的。也就是説，任何理想，包括自由的理想，如果為了實現之，而把人作為手段，而不是作為終極的存在，作為目的，那麼，這樣的理想一律會演變為事情的反面。多少罪惡藉自由之名而行！
附 件
《大公報》 中國近現代有廣泛影響的私營報紙。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７日創刊于天津。創辦人、總理英華（斂之），主筆方守六。初辦時，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對外傾向親法。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７日停刊。１９２６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合作，以新記公司名義接辦該報，
于同年９月１日復刊，訂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提倡民主，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１９３６年後曾先後出版上海版、漢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慶版。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王蕓生等宣佈報紙歸人民所有。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日遷址北京出版，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０日停刊。《大公報
》在中國內地，總計出版６４年零２個月。香港《大公報》繼續出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
王蕓生（１９０１—１９８０）的名字是和大公報分不開的。他自己説：“大公報就是王蕓生，王蕓生就是大公報。”有人認為這話有點過分，但長期以來，王蕓生寫的社評確實代表了大公報的基本態度。
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對報名的解釋是：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大公報人堅持以文章報國，保持了文人論政的本色。抗戰時期，王蕓生所寫的社評雖數次受到周恩來的批評，但周對其文章的評價卻是：“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周恩來書信集》第１９８頁，中央文獻
出版社）
１９４１年，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榮譽獎章。
《百年滄桑———王蕓生與大公報》王芝琛 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
《南方週末》2001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