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好奇的讀者看到了一本別致的回憶錄，那就是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彼得魏德哈斯（PeterWeidhaas）所著的《憤怒書塵》。這位魏德哈斯先生，上月又來到北京，看見我拿出他那本原名《把我的憤怒寫入書架的灰塵中》的書，他笑著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印有他的中文名字衛浩世。但他很快又把名片索回去。他説：“真對不起，我還沒有來得及換新名片。”在他順手劃去“總經理”幾個字的那一瞬間，我又想起來，他從今年2月起，已不再擔任法蘭克福圖書博覽會總經理。此前，我見過一份資料，説“他擔任法蘭克福書展總裁二十五年，在任期內以世界性的視野，使法蘭克福書展成長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版權交易中心。”因為以前曾見過一面，他很隨意地和我談起了他那本回憶錄。

    上次我們見面時，您作為法蘭克福書展總裁，應邀來北京參加回憶錄中文版首發式。如今，您已經光榮退休。對於過去二十多年的工作，您個人的自我評價如何。

    就我這個職業本身來説，應該説是不錯的。自己的工作嘛（他有些不好意思，笑得有點靦腆），還算可以吧。我一直都非常努力。〖在他之前，法蘭克福書展自1949年創辦以來，只有過兩位總裁，他們分別是威廉米勒（1949－1958）和西格費爾德陶貝特（1958－1975）。繼衛浩世先生之後，由洛倫佐魯道夫先生擔任總裁。〗

     您寫作回憶錄的目的，也有對自己一生勞績回顧的意思吧。以後會不會再寫回憶錄續集呢？

    實際上，我一直在思考，我究竟是誰？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我做得如何？出於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我寫出了回憶錄，主要是想反映很多五六十年代青年的親身經歷。彼得哈莫出版社在1997年為我印行了這本書。但從1995年起，我又著手寫新的書，也就是這本回憶錄的續集。其中將寫到這些年在台灣和大陸兩方作展覽的一些內幕和故事。説起中國（他來過九次北京，曾四訪台灣），讓我想起第一次的中國之行。那時在1975年，中國還封閉得很，我們的所到之處都受到過分熱情的招待，但對方明顯是出於宣傳的需要，有目的地組織我們參觀了農村和工廠，哦，那種利用沼氣的地窖，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從書裏可以看出，每到一個國家之前，您總是要找本與這個國家相關的小説來看。有沒有讀過中國作家的書呢？

    中國書我讀得不多，但茅盾的小説的確讀了一些，張潔的書我也有興趣。別的作家就説不上了。以後如果有時間，當然願意再多讀些。回憶錄寫作是否要靠日記來幫助呢？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是閱讀卻是經常性的，並且一定要把所思所想記在書的邊緣，而且註明讀完這一本書的日期。這跟別人的習慣不一樣，人家通常把得到書的日期寫在書上。多年以後重新拿起藏書，書中的日期和批註，會很容易就勾起我的記憶，想起自己經歷的每一個故事和細節，這也就成了我寫回憶錄的主要依據。等我把這書寫完之後，給出版家朋友看了之後，他們都認為該出版。很好玩的是，書很快在匈牙利、希臘、俄國和西班牙等國出了九個版本，也包括兩種中文版。

    書中非常動人的地方，是您誠實記錄每一次戀愛的故事。您的前女友看過書後，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對了，您寫出了人家的名字，對方會有意見吧。

    （狡黠地微笑）對，我什麼也沒有隱瞞，所以寫到往事時就很坦蕩。至於用名字嘛，我自然早考慮到這個問題。你或許不知道，她們的名字我沒用真名，寫的都是我虛構的。不過，至少有一個前女友看了書，她並沒有任何反對意見。畢竟那是我們共同的經歷，大家當年都年輕嘛。

    説到青年時代，您能談談當年的心態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每一個德國青年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犯罪感，雖然我們本人並沒有參與戰爭。大家都感到壓抑，想擺脫現實，可是又無處可逃。因此，大家那時都願意到外國去流浪，想借助外面的經歷改變自己的心態。作為德國人的壓抑感，很早就使我脫離了雙親的庇護。當我意識到以德意志名義發生並由德意志人們進行的殘暴行為，也有我的一份在內時，正在成長中的我無法再忍受下去，於是産生了逃逸的念頭。我不想做德國人，我不想再講德語，我尤其不想再被列入這個社會。我逃走了，加入電車上的那些灰蒙平庸的人群。我逃離了老師們，我逃離一切在這個國家追求權勢的人。我奔波于歐洲。法蘭西，英格蘭，西班牙，希臘，土耳其都列入我的無休止的逃跑計劃之中。但是，很快我發現自己這樣到處遊蕩不是辦法，於是後來就返回德國投身出版。

     流浪好像是六十年代很受青年歡迎的時尚，您的書也寫到其他人的行動，大家是否受到凱魯亞克《在路上》的影響？

    那當然，五十年代的青年，誰不讀他呢？當然，卡夫卡和羅曼羅蘭給我的影響也很大。卡夫卡表達了一種當時我們中間很多人都具有的作為德國人的負罪感，儘管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被控告，但不知道是被誰控告。我們生活在一個幻覺的世界中，並且知道這是一個虛偽的世界。我反覆讀卡夫卡所有的書，像他的小説《審判》《變形記》我都讀過無數次。我試圖通過對內容的分析，深入到這些小説所特有的刻骨銘心的法則中去。

    為尋找支援和方向，我開始讀書。就像我當初把我的全部青春投入到搭車逃逸中去探索一樣，我現在又把它投入到書籍中去了。我並不是出於自我教育而去讀書，我在苛求自己。我把自己獻給了我讀的書。只有我在讀書，我就生活在書中。每當我讀完一本書，把書合起來，就意味著不僅僅是我在書中游歷了一遍，而且也是書中的故事在我內心中的一次穿行，同時也多少改變了我。

    我有大約四千冊藏書，大多數都讀過。讀書應該成為人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我也希望今天的年輕人，有比我年輕時更熱烈的讀書情趣。

    《中華讀書報》2000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