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７月中旬，老作家梅娘要去加拿大居住一段時間，就便順訪溫哥華，參加卑詩大學特意為她安排的東北淪陷時期女作家座談會。我前往她那小小的兩居室話別。閒談中，她告訴我，她翻譯的《中國的光榮與悲哀——評趙樹理》（玉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７９）一書出版了。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的高興並不亞於她。
我知道，解放初期的一段時間裏，她與趙樹理過從密切，有過思想上的碰撞。我編《梅娘小説散文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時，收了她兩篇回憶趙樹理的文字。那真是娓娓道來，情真意切。此外，我還知道，該書作者日本駒澤大學教授釜屋修，也對趙樹理十分崇敬。在翻譯的過程中，梅娘與他也成了好朋友。
這些年，我在研究淪陷區文學的同時，一直在留意這樣一個課題：國外中國新文學研究史稿。日本的趙樹理研究，當然在我的視野之內。於是，我迫不急待索要新作，以先睹為快。
梅娘説，她自己還沒有見到。山西趙樹理研究會計劃在趙樹理逝世三十週年之際召開紀念研討會，邀請她和釜屋先生參加，書在會上首發。如果會議的經費落實，她將在９月間從加拿大直接去大同參加會議。
後來，我得到梅娘先生的信，説會議不開了。年底，她返回北京。得到這本書的時候，已是今年春節。中譯本書名改作《玉米地裏的作家——趙樹理評傳》（北嶽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０）。封面的背景是一片溝梁縱橫的貧瘠黃土地。趙樹理的木刻像置於左上方，頭戴氈帽，樸實凝重，活脫脫一位農民。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置於其上。在這裡，梅娘和趙樹理聯繫在一起。
作家梅娘和趙樹理同處一個時代，卻分屬兩個世界。
趙樹理（１９０６—１９７０），成長于晉冀魯豫邊區，與鄉土和鄉村革命有著不解之緣，是一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轉型”意義的“農民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批判鬥爭的高潮期中，不幸含冤殞命。
梅娘（１９２０—），活躍于日本佔領時期的東北、北京文壇，曾在異族殖民統治和封建男權專制的雙重壓迫之下，頑強地為女人和女人的生存狀態述説吶喊，是長期被冷落的中國淪陷區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沉寂近五十年“復出”後，仍不懈地在新的歷史時期執著于“女性書寫”。
作為東北巨賈的庶出女，在人倫關係緊張紛擾的大家庭中，幼小的梅娘就已經飽嘗了人間的辛酸和世態的炎涼。還在小學階段又逢東北淪喪，讓她過早地體味到民族災難給個人、家族帶來的痛苦和損失。所有這些，對梅娘的情感、思想以及後來的創作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她的作品中，出現得最多的人物是戰亂中的婦女，往往通過她們的坎坷經歷和悲慘命運，以“女人和女人之間的濃厚的感情”，展示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間的不平，進而提升到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關注與愛護。歷史是公正的。今天，梅娘那些塵封半個世紀的舊作一版再版，從九十年代開始，作家梅娘的文學成就漸次被納入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趙樹理、梅娘兩人的年齡相差有１４歲。可是在解放前，兩個人的主要作品的出版時間，卻大體上相近。
趙樹理是壯年成名。新中國成立前夕，作為新世界締造大軍的一員，４４歲的趙樹理意氣風發地從解放區來到北京。此時，他是蜚聲文壇的前輩作家，是新中國主流文學的代表，是文化界的基層領導人物。
梅娘可以算作少年得志。幾乎在同時，強忍著丈夫意外遇海難棄世的悲痛，２９歲的梅娘攜帶著兩個幼女和腹中的胎兒，急切地從台灣返回即將成為共和國首都的北平。她背負著“漢奸”的歷史包袱，以及據説是正在執行中共特殊任務的丈夫死因不明的疑案，決心脫胎換骨，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就是這樣兩個屬於不同世界的人物，在以後風風雨雨的歲月裏，有一段時間碰到了一起。
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段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由趙樹理任主席的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沒有把梅娘、雷研等一批從日本佔領區走過來的文化人排斥在外。梅娘參加的是康濯等人主持的小説組。由於趙樹理在曲藝組活動，梅娘與她的接觸不是很多。然而，兩次近一年的異地邂逅，使她與趙樹理有了更為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由於與工業生産方式及市民生活模式格格不入，趙樹理決心走農村的熟路。１９５１年３月來到了平順縣川底村體驗生活。第二年４月，以及９到１２月，又兩度入住該村，參加了建社、生産、分配、並社、擴社等一系列工作。湊巧的是，當時已調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的梅娘，受命編寫有關農村合作化運動的系列電影腳本，也于１９５２年春季來到川底村體驗生活。在這遠離都市的窮鄉僻壤，趙樹理和社婦女主任一起接待了她。梅娘後來曾用“喜出望外”來形容當時見到趙樹理的感受。
趙樹理在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曾無私地幫助過許多人。從他的身上，梅娘“體會到了共産黨人改造天下的豁然大度”。而在川底村的朝夕相處，卻使他們都意識到倆人背景的差異。
比如，趙樹理要為梅娘做一頂當時女幹部最流行的八角帽。梅娘一句“我戴上八角帽，也戴不出共産黨員的風采”，使他愕然，從此不再觸及此類話題。畢竟，梅娘是留用人員、改造對象。梅娘也在內心深藏著不以為然：男女有別，不願戴。
還有一件事深深刺激了梅娘。房東的獨生子參軍七年沒有音訊，估計已為國捐軀。梅娘想按照婚姻法幫助兒媳辦理離婚手續，開始新的生活。當梅娘徵求趙樹理的意見時，他表示反對，理由是，這裡是老區。的確，像房東兒媳這種情況的人很多。幫助兒媳就等於拆了這個需要有幫手的家，會引起連鎖反應。最後，梅娘還是被同樣心懷深切同情但無可奈何的趙樹理説服了，但心頭揮之不去的，是對自己無能的愧疚，是對青春被扼殺的控訴。
這些天翻地覆時代的小插曲，對生命個體而言並非無足輕重。追昔撫今，我們似乎無權責怪誰，甚至也不必作價值判斷。也許，只能惋嘆歷史的有情或無情。
此後，梅娘和趙樹理各自走著自己的道路。
在不間斷革命的年代裏，農民作家趙樹理雖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煩，但仍創作了一批較好的作品。
舊文人梅娘則很快淪為革命運動的對象。
１９５２年，在忠誠老實運動中被認定有資産階級腐朽思想遭批判。１９５５年，在肅反運動中因經歷複雜被打成“日本特務嫌疑”。１９５７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按一級條款處理，被關進勞改農場。服刑期間，１３歲的二女兒得不到母親的呵護，在救濟院中病死。１９６１年解除勞教，成為無業人員。“文化大革命”使得本已岌岌發可危的的生活航船，一下子跌入無底的深淵：批判、鬥爭驟然升級；２３歲的兒子因無錢及時治病而夭折；倖存的女兒為向社會表明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離她而去，三年之後才覺醒返回……不過，比趙樹理幸運的是，梅娘終於熬到了重見天日：１９７８年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編劇的公職。回首既往，令人喟然的是，在沒有固定收入的那漫漫二十年間，梅娘完全靠各種粗活零工，以及個別大膽好心人的少許接濟，維持著這個破碎家庭的生存。梅娘確實從富賈官僚之家的小姐太太，改造成了名副其實的自食其力者。
共和國成立之後，梅娘基本上與文學創作絕緣。新與舊的時代差距與鴻溝，使得一批著名現代作家在創作的大門前都舉棋不定或改換職業，更不用説淪陷區作家了。梅娘只化名在《上海新民報晚刊》上連載過短篇小説《我和我的愛人》。五六十年代，她曾以各種署名在北京、上海、遼寧等地出版了多種由她改編的連環畫、通俗故事，以及她參與翻譯的著作。這些已不是原創性的文學創作了。
梅娘文學創作的第二個階段，始於七十年代末，兩者間中斷近四十年。這個階段，主要寫知識小品、遊記文、回憶錄以及時文。翻譯也是她筆耕內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譯作，就是日本學者的這部研究趙樹理的專著。
建國初期與趙樹理共處的那一段時光，給梅娘留下難以磨滅的美好印象。八十年代初，當得知此書後，她出於對趙樹理的懷念，轉輾託人找到一本，迫不及待地翻譯起來。用梅娘自己的話來説，“那翻譯，不僅是詞句上的準確轉換，而是每一組遣詞，都纏繞著我的苛求：我苛求所有的詞語都是最恰當的，不僅符合原意，而且潛含著原書的神采。”之所以字斟句酌、殫思竭慮地推敲，並不是為了揚名，也不是為了稿酬，只是為了“償還思念”（《趙樹理與我》）。
梅娘的翻譯，不但在外在形式上力求準確，而且刻意在內容上抓住研究對象趙樹理和研究者釜屋修的精髓。對此，原著者和趙樹理研究者都作了充分的肯定。釜屋修看了梅娘的譯文之後就曾説：他從“譯筆中潛含的情愫”裏發現，“梅娘對趙樹理懷有很深的友誼之情”日本《中國季刊》１９９４年春季號。
在幾經週折之後，梅娘這部早已交稿的譯著，終於在世紀之交得以問世。梅娘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稿酬分文不取。對於早已逾古稀望期頤的梅娘老人來説，這部譯著的出版，無疑了卻了她的一個心願。同一個時代曾分屬兩個不同世界的作家，梅娘和趙樹理，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好會合之後，通過這部譯著，又一次會合。趙樹理早在三十年前含恨離世，留下了冤屈、疑惑和不甘。時過境遷，這近半個世紀之後的第二次會合，是一種精神上的會合。
漫漫歷史長河中，五十年只是彈指一揮間。可是對於人生不過百年的個體生命來説，這幾十年的波譎雲詭、時移俗易，真可謂滄海桑田。梅娘與趙樹理，殊途同歸，最終得到了歷史的承認。
（《玉米地裏的作家——趙樹理評傳》，〔日〕釜屋修著，梅娘譯，北嶽文藝出版2000年11月版）
光明網 2001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