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中旬,老作家梅娘要去加拿大居住一段時間,就便順訪溫哥華,參加卑詩大學特意為她安排的東北淪陷時期女作家座談會。我前往她那小小的兩居室話別。閒談中,她告訴我,她翻譯的《中國的光榮與悲哀——評趙樹理》(玉川大學出版社,1979)一書出版了。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的高興並不亞於她。
我知道,解放初期的一段時間裏,她與趙樹理過從密切,有過思想上的碰撞。我編《梅娘小説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時,收了她兩篇回憶趙樹理的文字。那真是娓娓道來,情真意切。此外,我還知道,該書作者日本駒澤大學教授釜屋修,也對趙樹理十分崇敬。在翻譯的過程中,梅娘與他也成了好朋友。
這些年,我在研究淪陷區文學的同時,一直在留意這樣一個課題:國外中國新文學研究史稿。日本的趙樹理研究,當然在我的視野之內。於是,我迫不急待索要新作,以先睹為快。
梅娘説,她自己還沒有見到。山西趙樹理研究會計劃在趙樹理逝世三十週年之際召開紀念研討會,邀請她和釜屋先生參加,書在會上首發。如果會議的經費落實,她將在9月間從加拿大直接去大同參加會議。
後來,我得到梅娘先生的信,説會議不開了。年底,她返回北京。得到這本書的時候,已是今年春節。中譯本書名改作《玉米地裏的作家——趙樹理評傳》(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封面的背景是一片溝梁縱橫的貧瘠黃土地。趙樹理的木刻像置於左上方,頭戴氈帽,樸實凝重,活脫脫一位農民。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置於其上。在這裡,梅娘和趙樹理聯繫在一起。
作家梅娘和趙樹理同處一個時代,卻分屬兩個世界。
趙樹理(1906—1970),成長于晉冀魯豫邊區,與鄉土和鄉村革命有著不解之緣,是一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轉型”意義的“農民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批判鬥爭的高潮期中,不幸含冤殞命。
梅娘(1920—),活躍于日本佔領時期的東北、北京文壇,曾在異族殖民統治和封建男權專制的雙重壓迫之下,頑強地為女人和女人的生存狀態述説吶喊,是長期被冷落的中國淪陷區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沉寂近五十年“復出”後,仍不懈地在新的歷史時期執著于“女性書寫”。
作為東北巨賈的庶出女,在人倫關係緊張紛擾的大家庭中,幼小的梅娘就已經飽嘗了人間的辛酸和世態的炎涼。還在小學階段又逢東北淪喪,讓她過早地體味到民族災難給個人、家族帶來的痛苦和損失。所有這些,對梅娘的情感、思想以及後來的創作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她的作品中,出現得最多的人物是戰亂中的婦女,往往通過她們的坎坷經歷和悲慘命運,以“女人和女人之間的濃厚的感情”,展示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間的不平,進而提升到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關注與愛護。歷史是公正的。今天,梅娘那些塵封半個世紀的舊作一版再版,從九十年代開始,作家梅娘的文學成就漸次被納入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趙樹理、梅娘兩人的年齡相差有14歲。可是在解放前,兩個人的主要作品的出版時間,卻大體上相近。
趙樹理是壯年成名。新中國成立前夕,作為新世界締造大軍的一員,44歲的趙樹理意氣風發地從解放區來到北京。此時,他是蜚聲文壇的前輩作家,是新中國主流文學的代表,是文化界的基層領導人物。
梅娘可以算作少年得志。幾乎在同時,強忍著丈夫意外遇海難棄世的悲痛,29歲的梅娘攜帶著兩個幼女和腹中的胎兒,急切地從台灣返回即將成為共和國首都的北平。她背負著“漢奸”的歷史包袱,以及據説是正在執行中共特殊任務的丈夫死因不明的疑案,決心脫胎換骨,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就是這樣兩個屬於不同世界的人物,在以後風風雨雨的歲月裏,有一段時間碰到了一起。
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段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由趙樹理任主席的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沒有把梅娘、雷研等一批從日本佔領區走過來的文化人排斥在外。梅娘參加的是康濯等人主持的小説組。由於趙樹理在曲藝組活動,梅娘與她的接觸不是很多。然而,兩次近一年的異地邂逅,使她與趙樹理有了更為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由於與工業生産方式及市民生活模式格格不入,趙樹理決心走農村的熟路。1951年3月來到了平順縣川底村體驗生活。第二年4月,以及9到12月,又兩度入住該村,參加了建社、生産、分配、並社、擴社等一系列工作。湊巧的是,當時已調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的梅娘,受命編寫有關農村合作化運動的系列電影腳本,也于1952年春季來到川底村體驗生活。在這遠離都市的窮鄉僻壤,趙樹理和社婦女主任一起接待了她。梅娘後來曾用“喜出望外”來形容當時見到趙樹理的感受。
趙樹理在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曾無私地幫助過許多人。從他的身上,梅娘“體會到了共産黨人改造天下的豁然大度”。而在川底村的朝夕相處,卻使他們都意識到倆人背景的差異。
比如,趙樹理要為梅娘做一頂當時女幹部最流行的八角帽。梅娘一句“我戴上八角帽,也戴不出共産黨員的風采”,使他愕然,從此不再觸及此類話題。畢竟,梅娘是留用人員、改造對象。梅娘也在內心深藏著不以為然:男女有別,不願戴。
還有一件事深深刺激了梅娘。房東的獨生子參軍七年沒有音訊,估計已為國捐軀。梅娘想按照婚姻法幫助兒媳辦理離婚手續,開始新的生活。當梅娘徵求趙樹理的意見時,他表示反對,理由是,這裡是老區。的確,像房東兒媳這種情況的人很多。幫助兒媳就等於拆了這個需要有幫手的家,會引起連鎖反應。最後,梅娘還是被同樣心懷深切同情但無可奈何的趙樹理説服了,但心頭揮之不去的,是對自己無能的愧疚,是對青春被扼殺的控訴。
這些天翻地覆時代的小插曲,對生命個體而言並非無足輕重。追昔撫今,我們似乎無權責怪誰,甚至也不必作價值判斷。也許,只能惋嘆歷史的有情或無情。
此後,梅娘和趙樹理各自走著自己的道路。
在不間斷革命的年代裏,農民作家趙樹理雖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煩,但仍創作了一批較好的作品。
舊文人梅娘則很快淪為革命運動的對象。
1952年,在忠誠老實運動中被認定有資産階級腐朽思想遭批判。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因經歷複雜被打成“日本特務嫌疑”。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按一級條款處理,被關進勞改農場。服刑期間,13歲的二女兒得不到母親的呵護,在救濟院中病死。1961年解除勞教,成為無業人員。“文化大革命”使得本已岌岌發可危的的生活航船,一下子跌入無底的深淵:批判、鬥爭驟然升級;23歲的兒子因無錢及時治病而夭折;倖存的女兒為向社會表明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離她而去,三年之後才覺醒返回……不過,比趙樹理幸運的是,梅娘終於熬到了重見天日:1978年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編劇的公職。回首既往,令人喟然的是,在沒有固定收入的那漫漫二十年間,梅娘完全靠各種粗活零工,以及個別大膽好心人的少許接濟,維持著這個破碎家庭的生存。梅娘確實從富賈官僚之家的小姐太太,改造成了名副其實的自食其力者。
共和國成立之後,梅娘基本上與文學創作絕緣。新與舊的時代差距與鴻溝,使得一批著名現代作家在創作的大門前都舉棋不定或改換職業,更不用説淪陷區作家了。梅娘只化名在《上海新民報晚刊》上連載過短篇小説《我和我的愛人》。五六十年代,她曾以各種署名在北京、上海、遼寧等地出版了多種由她改編的連環畫、通俗故事,以及她參與翻譯的著作。這些已不是原創性的文學創作了。
梅娘文學創作的第二個階段,始於七十年代末,兩者間中斷近四十年。這個階段,主要寫知識小品、遊記文、回憶錄以及時文。翻譯也是她筆耕內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譯作,就是日本學者的這部研究趙樹理的專著。
建國初期與趙樹理共處的那一段時光,給梅娘留下難以磨滅的美好印象。八十年代初,當得知此書後,她出於對趙樹理的懷念,轉輾託人找到一本,迫不及待地翻譯起來。用梅娘自己的話來説,“那翻譯,不僅是詞句上的準確轉換,而是每一組遣詞,都纏繞著我的苛求:我苛求所有的詞語都是最恰當的,不僅符合原意,而且潛含著原書的神采。”之所以字斟句酌、殫思竭慮地推敲,並不是為了揚名,也不是為了稿酬,只是為了“償還思念”(《趙樹理與我》)。
梅娘的翻譯,不但在外在形式上力求準確,而且刻意在內容上抓住研究對象趙樹理和研究者釜屋修的精髓。對此,原著者和趙樹理研究者都作了充分的肯定。釜屋修看了梅娘的譯文之後就曾説:他從“譯筆中潛含的情愫”裏發現,“梅娘對趙樹理懷有很深的友誼之情”日本《中國季刊》1994年春季號。
在幾經週折之後,梅娘這部早已交稿的譯著,終於在世紀之交得以問世。梅娘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稿酬分文不取。對於早已逾古稀望期頤的梅娘老人來説,這部譯著的出版,無疑了卻了她的一個心願。同一個時代曾分屬兩個不同世界的作家,梅娘和趙樹理,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好會合之後,通過這部譯著,又一次會合。趙樹理早在三十年前含恨離世,留下了冤屈、疑惑和不甘。時過境遷,這近半個世紀之後的第二次會合,是一種精神上的會合。
漫漫歷史長河中,五十年只是彈指一揮間。可是對於人生不過百年的個體生命來説,這幾十年的波譎雲詭、時移俗易,真可謂滄海桑田。梅娘與趙樹理,殊途同歸,最終得到了歷史的承認。
(《玉米地裏的作家——趙樹理評傳》,〔日〕釜屋修著,梅娘譯,北嶽文藝出版2000年11月版)
光明網 200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