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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知道,開始罷!

    牛津大學的人文傳統源遠流長,至少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謨、科萊特、莫爾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新學”。正像所有源遠流長的事情一樣,人文的含義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不必加以深究。多數時間在牛津大學度過的阿倫布洛克,六十來歲時,當了牛津大學的副校長後,坐在圖書館裏,靜靜地想了想人文主義是個什麼東西,也正像所有不必加以深究的事情一樣,是不能去想它的,這一想,布洛克就糊塗了。布洛克的糊塗,説明要麼牛津是個好混的地方,要麼人文主義真是説不清楚的東西。

    有一個錯覺,以為人文主義在文藝復興時期忽然強壯起來,它其實是溫和出現的。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科學思想也不是源於人文主義的研究,相反,倒得益於大學裏繁榮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傳統。更能説明問題的是聖經人文主義,他們為宗教提供了另外一種相當不同的方法,即把人文主義的治學方法應用到《聖經》本文。這使我認為,尋找人的價值,這種思維衝動必然會出現,而且能從任何非人文知識體系中找到第一觸動。而經歷了被喚醒的觸動,也許使文藝復興的人文知識分子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文藝復興人”對知識的貪婪和堅信自我教育的功效,使他們的豐富讓後人幾乎無法企及。閉門寫作二十年的蒙田還為這些知識找到了經驗作為立足點,他説:只有一件事有把握,那就是我自己。以此回答了他自己的疑問:我知道什麼呢?

    歐洲受教育階層在十八世紀以法語為通用語言,四處遊歷,爭論不休,在吵鬧中開始了啟蒙運動,將批判理性用於權威、傳統和習俗的有效性。提出問題,要求進行實驗,不接受過去一貫所作所為或所説所想的東西,已經成為普遍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成果有:孟德斯鳩開列被告的權利、萊辛鼓吹寬容猶太人、貝卡裏亞和邊沁反對酷刑、盧梭衛護兒童權利等等。這些人相信:如果人類能從恐懼和迷信中解放出來,他們就會在自己的身上找到改造人類生活條件的力量。

    批判理性的力量即使如此之大,也沒有成為惟一的思想元素,這恐怕是批判理性作用於自身後産生的結果。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感情復活、對感性的崇拜與批判理性呈混雜之勢。德國狂飆運動的年輕人譴責理性主義把感情的自發性、人的個性、天才的靈感變成冰冷的規則。從譴責帶來的不是割裂,而是充實了啟蒙運動對自由的信念。最後,康得在思想界的哥白尼革命制服這兩個犟傢夥,結束了唯理論與經驗論互相為敵的傳統。他認為人確實只能知道經驗中的東西,無法了解超過這以外可能存在的任何現實,但是,通過感官,我們接觸到了客體,而且惟有感官提供我們知覺;通過了解,我們思考了客體,由此産生了概念。

    不是每個思想家都能像康得這樣打通任督二脈,然而,不斷地找到個人價值的維度,不斷分化、深入、交錯、融合,卻是思想家的主要任務。眾説紛紜的十九世紀就是這樣的。達爾文徹底嘲笑了人的優越感、托克維爾對美國的民主進行了詳盡調查、歌德成為一個全才、貝多芬莫扎特深刻了人類的情感。對教育的改革呼應了文藝復興時期對教育的認識,關注的人也更多:德國的洪堡創建了人文主義預科中學,創辦了柏林大學,明確它的目標為學術與科學研究。英國人柯勒律治面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弊端,開的藥方是:一種新的社會需要在一個更加普及的基礎上改造教育思想。自由主義在這時達到了成就的頂峰。

    二十世紀來了後,一鳴驚人的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提出的“現代”概念迅速流行,人和人的關係完全改變了,這在易卜生戲劇中得到了形象的體現。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總而言之,現代主義在大多數國家是未來主義和虛無主義、革命和保守、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異乎尋常的混合;它慶祝技術時代,同時譴責技術時代,它興奮地接受舊文化體系已經死亡的看法,同時又在那種恐懼面前深感絕望。”人類興奮又絕望地迎接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新發現,他那麼明確地證實了人類的非理性。其他領域內———音樂、文學、繪畫、建築、電影———大規模顛覆舊有的活動,更是以衝撞教條為樂趣。

    人文主義遭遇最嚴重的懷疑也在這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在富有人文傳統的德國竟然上臺,還有大量損毀人的尊嚴與個性的管制方法的出現,人文主義似乎無法證明它不是過時且無力的。幸好,有甘地繼續證明人文主義的合理性。熟讀托爾斯泰和梭羅著作的甘地,制訂了不服從和消極抵抗策略,是有史以來最有效也最徹底地摒棄暴力的人文主義者,在他之前,勇氣通過展現暴力體現,直到他表現出人文主義對勇氣的獨特理解:必須直面暴力與非理性的現實,但絕不採用暴力與非理性。

    布洛克花了十年時間記錄下幾乎所有的人文主義觀點,但結果並不能提供模式以滿足思維的惰性,他只找到一種傾向、一個維度、一場開始的辯論。至多,只能找到這三條寬泛的信念:人文主義的焦點在人身上;每個人對其自身而言,都是最有價值的,而其他一切價值的根源就是對這點的尊重;獨立思想極其重要。

    賀拉斯的一句詩,康得引為啟蒙運動的座右銘;其實,人義主義似乎一直可以用它作為座右銘:

    “敢於知道———開始罷!”

    ●《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英〕阿倫布洛克著,董樂山譯,三聯書店1997年10月

    南方週末   200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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