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話語：死亡是可怕的。在死亡面前人可以靠很多力量活下去，譬如信念，譬如藝術。但當死亡變得像鄰居一樣，令你別無選擇地與之長相廝守，那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當年在納粹集中營，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死亡竟使一些赴死者以殺人為前提而活得有滋有味，他們獲得了一種死亡的

    力量。由此證明，納粹顛覆了人類生命的全部尊嚴和文明世界的基本價值。本文作者在閱讀了三部有關納粹的文藝作品之後，目睹了當年被置於死地的人們的各式人生色相，把“生存還是死亡”這個令哈姆雷特徘徊不已的質疑推進了更深的境界。值此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５６週年之際，本版謹以此文紀念。

    馬丁路德説過，地獄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對死亡的體驗。２０世紀的納粹監獄或集中營就是無數人走向死亡或體驗死亡的地獄。死是可怕的，死於強權或暴政更是可怕，但被納粹關押、囚禁的人仍然可以擁有某種力量而使自己免於無邊的害怕和畏懼。事實上，作為對野蠻的對抗，文明的成果之

    一，就是不斷發現種種力量使人在死亡、類似于死亡或接近於死亡的境況中，依然活得像正常人一樣。

    政治犯：主義的力量

    在國難方殷的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川中女傑胡蘭畦的紀實小説《在德國女牢中》以其對德國法西斯監獄的真實敘述而風靡一時，半年之中連印四次，短期內即有英、俄、德、西四種文本問世。據新四軍的鐵腕人物項英説，延安還曾把它作為教材。

    胡蘭畦是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活躍人物，她的早期經歷由其友人秦德君告訴茅盾，成為小説《虹》中梅女士的原型。１９２９年胡到德國留學後，因從事反日活動於１９３２年冬被捕。“德國女牢”——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地方！等待煩惱、受辱、憤怒是囚犯們的揮之不去的心

    情，她們眼中常常“迸發出比太陽光還強烈的憤懣的光芒”。但儘管如此，小説卻是以其簡潔明快的節奏渲染出一種昂揚樂觀的調子，仿佛胡不是被關押，而是去參加一次革命者的聚會，“我雖被囚禁在牢中，‘光明’卻沒有忘記我。”見慣了本世紀種種酷刑的讀者，也許會對它不可思議。

    獄中的生活待遇不差。在柏林警察總局時，牢房的空間雖小，但非常乾淨；押到女牢後，早餐較差，中午一頓卻總有一菜一湯。“總之，在這裡可以把加了油鹽的洋山芋吃個飽，有時還有煮水果。晚餐的麵包上總加上牛乳餅或者鹹魚，有時還有煮雞蛋。至於飲料，如果不是牛奶可可，就是糖茶。

    ”此外還有獄外同志不時送來的牛油、麵包、香腸、蘋果等等。由於胡主動要求打掃囚室，她獲得更大的活動自由，可以欣賞窗外美景，可以讀到多種報刊。獄中囚犯都是政治犯，有大體相同的革命立場。胡第一次出來散步，囚犯們就用眼、用手向她表示熱情的理解，堅強、沉靜、活潑、關愛，正是

    這些囚犯們的精神狀態，胡常常被“感動得受不住了，忘記了一切憂愁，飄飄然好像飛在天空中一樣。”她們交流鬥爭經驗，爭取散步時間，練體操，學英語，比較中西文明，討論世界局勢。“和她們在一起，時間就像閃電般，一閃就過去了。”

    甚至獄中的看守，除了完成自己的職責外，一般也不對囚犯們有附加的虐待，還經常滿足囚犯們的合理要求。其中一個高個子的女看守還和胡成了朋友，幫助胡做了不少事，有一次女看守忍著不吃，卻把麵包和咖啡送給胡。

    嚴格地説，１９３２年德國司法系統的“納粹化”還沒有完成，“德國女牢”還屬於魏瑪共和國“文明”司法系統，所以“本書中描寫的獄中情景，比之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在德國法西斯集中營裏的那些駭人聽聞、滅絕人性的事情，其野蠻程度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儘管胡批判資本主

    義，但她畢竟享有民主體制下囚犯的權利，“比抗日的同胞安全，比東三省民眾的生活舒服”，以至於最後“很不願出去”。

    監獄也是令人留戀的————這當然需要理由。無論如何，沒有任何人包括革命者願意蹲大獄，哪怕是再“文明”的監獄。胡與她的難友們不是受虐狂，不是幻想家，她們的樂觀信念是高度理性的産物，她們有一套“主義”也即革命信念的支撐。胡清楚地知道，這是階級鬥爭的具體形態之一。“

    在一個革命者看來，這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而且認為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是階級鬥爭尖銳時的應有現象。資本主義發展到以法西斯的手段來統治的時候，什麼卑鄙無恥的手段也都會弄出來的。”既然是“必然”之事，她也就臨之不驚，處之不懼。革命就要有犧牲，坐牢是革命者的命運。“如果

    要我做一個真的人，我只有很堅強地把一切的困難都擔負起來。好吧，我就借德國的牢獄來鍛鍊鍛鍊自己！”

    按照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法西斯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無産階級將在這個階段把資本主義送入墳墓。從而，法西斯可以拘禁革命者的身體，卻阻擋不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更無法消除革命者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優越感。“我覺得不幸的決不是我們，而應該是沒落的資本主義。”她們

    極度藐視關押她們的敵人，把監獄當戰場。德國革命領袖蔡特金逝世後，她們在獄中舉行了聲勢頗壯的悼念活動。胡甚至感到監獄裏有比大街上更多的自由：“要不是在監牢裏，又有誰能在街市上舉起拳頭，向可愛的女革命家致敬？誰能在街頭市上集合許多人為她遊行，為她唱國際歌，併為她逝世發

    出弔唁和電報？”

    社會壓迫、政治迫害之類古已有之，從中國的屈原到西方的但丁，權力與利益之爭令無數的優秀分子不堪其苦。１９世紀以降，一些“先知”們發明瞭種種意識形態，把種種權力與利益之爭解釋為不同社會集團及其社會理想之爭。意識形態的功能是推廣某種信念及行動綱領，動員並組織對抗性集

    體以改造社會。對個體來説，意識形態是使蕓蕓眾生成為某一主義的追隨者，把個體的不幸遭遇及其獲救的希望與一個超驗的集體聯繫起來，使個人獲得全體的信念和力量，即使在地獄中也能看到天堂。一個沒有“主義”武裝的囚犯會覺得“德國女牢”是難以忍受的，但有信念的政治犯和革命者的心坎裏卻“像秋天的白雲，不斷地飛出鬥爭的激情！”因為有“主義”，２０世紀的監獄才一再回蕩著氣壯山河的旋律：真實的如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想像的如《紅燈記》中的李玉和“願把這牢底來坐穿”。

    音樂家：藝術的力量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獄中手記》裏生動地敘述過死刑犯們的一次戲劇演出，讓讀者永遠記下了那些卑微可恨的罪犯們，是如何通過藝術可愛起來的故事。一般認為，納粹德國留下三部文藝作品：安妮弗蘭克的《日記》、赫伯特齊佩爾的《達豪之歌》和伊利威斯爾的小説，它們都屬於獄中之

    作。

    慕尼黑附近的山城達豪，１９世紀因聚集了一批藝術家而著名，２０世紀因納粹在此建立第一個集中營而聞名。１９３８年５月，納粹把奧地利作曲家齊佩爾關進達豪，也就把音樂送進了達豪。

    音樂家就是音樂家，哪怕是在骯髒愚昧的包圍中。第二天晚上，在一份少得可憐的晚飯之後，齊佩爾與另一個囚犯開始背誦詩歌，那是《浮士德》的第一幕：“請相信我，千百年來……”囚犯們渾濁的眼睛開始發光了。這些被剃去了頭髮、剝奪了一切權利包括姓名的人，已經或即將在殘暴、饑餓

    、恐怖、羞辱之中，在焦慮、苦悶、單調、疲勞之中失去了記憶和想像，他們不再知道“我是誰”。齊佩爾想為他們做點什麼，在遇到營中的幾位音樂家，也得知可以搞到一兩把小提琴和吉他之後，他萌生了搞音樂會的念頭。７月初，“齊佩爾樂隊”湊集了１４位持有各種特製的、五花八門的樂器的

    演奏員，在星期天下午，在一個為集中營的擴大而修建的、尚可使用的、可以容納２０到３０人的廁所裏開始了。“沒有人講話，在短暫的音樂會過程中，他們在一種心領神會、彼此默契的氣氛中坐著，保持著絕對的安靜。同樣也有振奮、激動和對某些有價值的東西的重新肯定，以及某種自由的感受。至少這裡有一處納粹沒有完全控制住的呼吸空間。這種努力的嚴肅性重新喚起了人的尊嚴感，一種沒有淪為納粹企圖把他們踐踏成渣滓的自豪感。”音樂不僅使人忘掉痛苦，而且能使人對其無遮蔽的、赤裸裸的自我到底是什麼樣的———有更清楚的認識。

    “達豪音樂會”一直持續到９月底。音樂會需要作品，齊佩爾志願在勞動１２小後再去打掃廁所，這裡燈光明亮，可以獨自寫作到深夜。９月初，齊佩爾與他過去的朋友、作家索耶弗在回集中營的路上討論音樂時，偶然看到集中營大門上的標語：勞動創造自由。齊佩爾對索耶弗説：這能寫一首好歌。幾天以後，索耶弗寫出了《達豪之歌》，齊佩爾為它譜了曲。９月中旬，達豪的所有囚犯都會唱這首歌了。

     　《達豪之歌》共五段，每段兩節，第一節是對現實情景的描繪，第二節是不斷重復的副歌。比如第一段：

    充滿了死亡，高壓線　

    在我們的天地周圍繞上了一圈鎖鏈。

    無情的天空降下了炎炎之火、

    刺骨的冰雪和大雨滂沱。

    當我們默默地去做苦工

    幾千人行進在破曉的曙光中。

    生的慾望、我們的女人、我們的城鎮

    離我們那麼遙遠朦朧。

    與主歌悲沉的控訴不同，副歌則充滿希望和信念：“但是我們都懂得了達豪的訓箴／變得堅硬如同石頭一般／達豪的兄弟，保持仁愛／達豪的兄弟，做一個男子漢／盡力勞動，達豪的兄弟／通向自由的惟有勞動。”

    勞動創造自由，席勒的《大鐘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都一再申述過這一真理。但在“沒有一隻鳥兒飛翔棲息”、只想把人變成動物的集中營，“勞動”只能是通向死亡而不是自由。然而，如果《達豪之歌》因此就把勞動等同於死亡，那就從心理上徹底毀滅了囚犯們的生命意義，齊佩爾只

    能把這一事實接受下來，並以此為起點，把達豪兄弟從遺忘和麻木的苦役中喚醒，顛覆納粹借勞動摧殘囚犯的企圖：勞動是被迫的，但我們在勞動中創造著自由。這就是音樂對生活的改寫，通過這一改寫，《達豪之歌》保持、維護了囚犯們的生命意識，即使是通向死亡之路，囚犯也可以保持人的尊嚴

    。這是對野蠻人的反抗和對真正人的讚美。“在希特勒出現與興起之前，齊佩爾把藝術視為人追求希望的最高表達形式，代表著一種對他很願意與之溝通相聯的過去的繼續。希特勒上臺之後，他又把藝術視為不光是最高理想的表達形式，而且是抗議對人的精神加以淩辱的現實手段。然而在達豪，他懂

    得了藝術不僅僅是重要的理想或政治義憤的表達方式，藝術是真正生命存在的基礎。沒有藝術，人的精神將會枯萎死亡。

    １９３８年９月下旬，齊佩爾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那是歌德長期生活過的美麗地方，但他不再可能進行集中營音樂會了。由於此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政策還沒有發展到“最後解決”的階段，所以齊佩爾可以于１９３９年２月被家人營救。此後，他把《達豪之歌》帶到菲律賓和美國，戰後又帶到奧地利。

    小人物：死亡的力量

    “德國女牢”是一般的監獄，初期達豪對猶太人也還限于非人道的虐待，它們原則上都不通向死亡。１９４０年６月，波蘭青年維斯拉伕基拉爾因從事抵抗活動而被捕入剛建好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直到１９４５年。他的獄中生涯與奧斯威辛相始終。

    納粹的猶太人政策此時已經演變到種族滅絕階段，在奧斯威辛，每天、每夜、每小時都在殺人，開始在廚房後的砂坑裏少量處決，接著是在１１號囚舍集體屠殺；最後是在專門設計出來的比克瑙毒氣室大規模屠殺。５年之中，約４００萬生命隨著焚屍場連續不盡、香得刺鼻的濃煙而飛升。死亡鍛

    煉著活人的神經。基拉爾和另一個運屍工弄了一些馬鈴薯拿到停屍房，“我們坐在‘棺材’上圍著火爐，煎馬鈴薯餅。油餅的香味刺激著鼻子，沖淡了噴在屍體上的氯氣惡臭味。我們極其信任這些屍體，相信它絕不找我們的麻煩。我時而吹吹口琴，時而唱唱歌。這裡籠罩著一種和諧的氣氛。”一個華沙來的“年輕貌美妖媚多情”的女管理員萬達迷上了基拉爾，他們在一個空的棚屋緊緊擁抱，剛想往鋪板上一倒之時，卻看到“有個臨死的女人，正張大渾濁的眼睛看著我。這一雙眼珠確確實實已鼓出了眼眶，碩大無比，充滿了驚恐，從她肺部發出一陣陣嚕嚕的響聲，這女人快死了。”

    奧斯威辛的囚犯分為兩類，一類被立即送入毒氣室和焚屍爐，另一類被挑選出來為這架殺人機器服務，包括運屍工、護理員、領工員、文書、囚舍長等“上層囚犯”。基拉爾幸運地長期充當後一種角色，他的生命總是和死亡聯繫在一起。比如處理屍體，他先在把屍體從禁閉室拖出來的第一組，但

    禁閉室陰森可怕，死屍形象猙獰，而且“屍體沉重的頭撞擊在樓梯上，已經變軟的四肢不時勾住樓梯和門檻，這給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難度。”他找機會溜進負責為屍體脫衣服的另一組，卻又發現“從已經軟綿綿的而且膨脹起來的屍體上扒下衣服並不比運屍輕鬆，只是空氣新鮮一點，涼爽一點罷了”。

    不是拖屍體就是剝屍體上的衣服，這就是他能做的選擇。

    研究大屠殺的學者一直奇怪：人們怎麼可以對飛濺在他們衣服上的孩子們的腦漿無動於衷？人們怎麼能對一位母親不要殺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主要是直接殺人的黨衛隊，就基拉爾這樣的殺人輔助者來説，回答起來並不難：你有動於衷又能怎樣？奧斯威辛的存在以

    及這些小人物的活著，就是以殺人為目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屠殺和死亡，已經使死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意外的不幸和極限的來臨，而是一個日常現象和基本事實。如果説文明社會的規範和理想、意識與情感，都是基於生的價值和活的存在而有意義的話，那麼在奧斯威辛，“反正都是焚

    屍場”，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恥感甚至殘忍、冷漠等等已經失去了主體與對象。黨衛隊以殺人為使命，但“上層囚犯”也以他人的死來維護自己的生，而我們卻很難説他們是精神變態或生性殘忍。

    比如，基拉爾被關進窄小的禁閉室，裏面已經有了三個囚犯，“他們三個擠在這個小空間還算湊合，可現在我又偏偏被安排到這裡，這只能怨天尤人了！現在只有一條出路，但願那個瀕臨死亡的囚犯儘快咽氣，那我們就剩下三個人了，這樣起碼可以換換站立的姿勢，動動手腳，伸伸胳膊。”有的

    囚舍長故意弄死囚犯，並把屍體藏起來以避開運屍工，為的是把死人當活人多領一份食物。這些“殘忍”的行徑不難得到辯護：反正是死，早死晚死、我弄死他弄死又有多大差別？“上層囚犯”們都很清楚，停止焚燒之日就是他們死亡之時，所以他們潛在地都希望不斷有猶太人運來使他們有工作可幹

    。而且被殺者的財物主要為黨衛隊所有，“上層囚犯”也能從中得到零頭。“進毒氣室的人越多，值錢的東西流到營裏也就越多。和老百姓，甚至和黨衛隊員有聯繫的囚犯伺機將這些東西換成食品，後來更多地換成酒。”基拉爾有一次用一瓶酒與同樣身份的人做交易，對方“取出連著幾顆金牙的頜骨

    ，放在我的膝上，抱歉地説：‘現在困難了，沒有新囚犯運來了。’”甚至營裏的普通囚犯們也因此受益：黨衛隊的貪婪可以給他們製造喘息的機會，他們的生命也許可以延長幾天哪怕是幾小時，而那些新來的囚犯帶來的食品垃圾也會使廚房供應的湯稍許濃一些。

    死亡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摧毀正常人擁有的理性和情感，使正常狀態下的觀念模式和行為規範失效；使人麻木自動，不以死亡為意，不以生命為念。更重要的是，在奧斯威辛，殺人到了這樣的量：死亡已構成一種生活環境；甚至到了這樣的性質：殺人成為另一些人活著的前提。到了這個時候，活

    人就可以無視死亡：死亡不再可怕，死亡不再是一個問題。從而死亡世界中的活人反倒與正常人差不多，他們其實並不特別冷漠或殘忍，他們仍然是人。基拉爾已經積累了一套在死亡世界中“生活”的藝術，通過“黑市交易”搞到煙、酒、食品和日用品，他經常和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喝酒取樂。“焚

    屍爐在冒煙也罷，在填滿被煤氣毒死的人的溝坑中，人的油脂在火焰中咝咝作響也罷，這都毫無關係。”重要的是他可以搞到肉、禽、火腿、各式香腸和燒酒，“席間的氣氛好像我們根本就不是身陷囹圄的人。酒酣飯飽，增加了大家的樂觀情緒。”快樂、偷情、走私、酗酒、爭鬥、拉幫結派、吹牛拍馬等正常社會中的行為，也都出現在集中營的“上層囚犯”之間，他們之間甚至也有善惡之分、好壞之別。在他們眼中，世界的美妙並不因死亡而失色。基拉爾去野外搬運屍體時，竟能夠欣賞美：“空地上孤零零地長著一棵樹，屍體就放在樹陰下。柳樹葉在輕輕地歌唱，雲雀在天空中哼著小曲。花蝴蝶在開滿鮮花的草地上飛舞，青翠欲滴的小草發出令人心醉的芳香”——“這裡的一切是多麼美啊，我完全陶醉了！”

    在惡劣的環境中，在死亡面前，人可以靠很多東西活著，比如主義，比如音樂，而普遍的死亡，工作性地殺人，也使人在死亡面前獲得力量：因為生命既已輕如鴻毛，因為死亡如此隨意。在這個意義上，納粹顛覆了生命的全部尊嚴和文明的基本價值，它使一些人在死亡的世界中也有滋有味地活著

    ，而我們卻不能以常態中的道德否定他們。

    ■背景資料：

    胡蘭畦：《在德國女牢中》，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保羅弗卡明斯著，常濤等譯：《赫伯特齊佩爾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版。

    維斯拉伕基拉爾：《世界的肛門———奧斯維辛五年》，中譯本改名為《死亡的回憶———奧斯維辛五年》，李平、裘明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南方週末》2001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