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無涯，人生有限。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眉毛底下是眼睛，這是説，天下本來沒有新鮮事，事實呢，倒也不儘然。抗戰期間，郭沫若在重慶做五十大壽，稱老稱公，張恨水等一批資深報人極為驚訝，以為就年紀來説，似乎還不到時候。可是，正所謂“計劃不如變化快”，在傳媒極盛的今天，新新人類大行其道之際，文學界的心態、年紀的劃分，早已像圈地一樣，圈出了全新的內容。我所矚目的文章家伍立楊先生，在遠未到不惑之年，卻已被視為“老朽”、“遺老”，關心文壇時事的人，那就不免為之莞爾不已了。
還在十餘年前的九十年代初期，立楊的文章，在全國的報紙副刊上，尤其在上海的幾大名報，頗為縱橫馳騁一陣，出現風頭甚健的局面。關心他的文字的讀者，也以江南文化深厚的地方的人士居多。事實上，我後來得知，他的確是一位“脫略小時輩，結交盡老蒼”的讀書人。外間每以為他是五六十甚至七十以上的老者。為此，頗鬧了一些笑話。他的文字，呈現的是長風振林、微雨濕花兼而有之的文化風格。後來我得知，在技術上，他是從清末民初的淺近文言作品“得意”，再倒推到三代漢魏六朝的文章“得神”，又從早期譯為中文的美國國父傑斐遜等人的文章“得魂”，營造出一種讀之令人口角余香的文字氛圍。
早些年，他的作品以藝文的探求為軸心，來展現探驪得珠的美學喜悅。近些年的變異更是大有“榴花照眼明”的效果，似乎看得出他對文史哲超越式的運用。毛志成先生説他的文章是“古氣鬱鬱，洋氣習習”，在他的近作《霜風與酒紅》一書中，可謂發展到了極致。內中文史與哲學的交融頗為圓融。而他對民國史的研究，更不避細事微情，造成一個有機的連環，較之歷史系出身的同齡人，他的方法，明顯有一種出奇兵打側翼的特點。用對偶然性的挖掘，來認知“挑戰與反應的時代”。文化散文、民國研究、民權探求，仍然是《霜風與酒紅》的三架馬車，其間，重實學、不虛飄仍是他的底蘊。其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實，無論是文化、人性、興亡感、荒謬感，他的文筆氣質，既不同所謂的“遺老”，也不同“新新人類”，與時髦暢行的“文化名人”也迥然有別，他將現代性融入時間觀念和歷史意識之中，以高妙的文筆來運轉調遣之，這樣，他的文論、札記、史論自成一種文學樣式，在他穩定的文章愛好者群中，有空谷足音之嘆的讀者，當然不止我一個。
《生活時報》 2001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