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無涯,人生有限。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眉毛底下是眼睛,這是説,天下本來沒有新鮮事,事實呢,倒也不儘然。抗戰期間,郭沫若在重慶做五十大壽,稱老稱公,張恨水等一批資深報人極為驚訝,以為就年紀來説,似乎還不到時候。可是,正所謂“計劃不如變化快”,在傳媒極盛的今天,新新人類大行其道之際,文學界的心態、年紀的劃分,早已像圈地一樣,圈出了全新的內容。我所矚目的文章家伍立楊先生,在遠未到不惑之年,卻已被視為“老朽”、“遺老”,關心文壇時事的人,那就不免為之莞爾不已了。
還在十餘年前的九十年代初期,立楊的文章,在全國的報紙副刊上,尤其在上海的幾大名報,頗為縱橫馳騁一陣,出現風頭甚健的局面。關心他的文字的讀者,也以江南文化深厚的地方的人士居多。事實上,我後來得知,他的確是一位“脫略小時輩,結交盡老蒼”的讀書人。外間每以為他是五六十甚至七十以上的老者。為此,頗鬧了一些笑話。他的文字,呈現的是長風振林、微雨濕花兼而有之的文化風格。後來我得知,在技術上,他是從清末民初的淺近文言作品“得意”,再倒推到三代漢魏六朝的文章“得神”,又從早期譯為中文的美國國父傑斐遜等人的文章“得魂”,營造出一種讀之令人口角余香的文字氛圍。
早些年,他的作品以藝文的探求為軸心,來展現探驪得珠的美學喜悅。近些年的變異更是大有“榴花照眼明”的效果,似乎看得出他對文史哲超越式的運用。毛志成先生説他的文章是“古氣鬱鬱,洋氣習習”,在他的近作《霜風與酒紅》一書中,可謂發展到了極致。內中文史與哲學的交融頗為圓融。而他對民國史的研究,更不避細事微情,造成一個有機的連環,較之歷史系出身的同齡人,他的方法,明顯有一種出奇兵打側翼的特點。用對偶然性的挖掘,來認知“挑戰與反應的時代”。文化散文、民國研究、民權探求,仍然是《霜風與酒紅》的三架馬車,其間,重實學、不虛飄仍是他的底蘊。其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實,無論是文化、人性、興亡感、荒謬感,他的文筆氣質,既不同所謂的“遺老”,也不同“新新人類”,與時髦暢行的“文化名人”也迥然有別,他將現代性融入時間觀念和歷史意識之中,以高妙的文筆來運轉調遣之,這樣,他的文論、札記、史論自成一種文學樣式,在他穩定的文章愛好者群中,有空谷足音之嘆的讀者,當然不止我一個。
《生活時報》 200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