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從埃及回國途經新加坡的時候，在書攤上到處可以看到一種名為《老夫子》的漫畫圖冊，經友人介紹才知道“老夫子”已經享譽四海。但是，這個“老夫子”已經不是三四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天津漫畫家朋弟的手筆，作者名叫王澤！我曾看過天津老漫畫家黃冠廉的文章，指責這位自六十年代起在香港發表了大量關於“老夫子”的漫畫故事的王澤，有剽竊朋弟之嫌，並且在香港《漫畫讀物》上用文字來表達心中的憤憤不平。王澤生在天津，原名王家植，五十年代在文化宮做美術幹部，六十年代到香港，開始在報端發表題為“老夫子”的漫畫故事。後來我翻看了王澤的《老夫子》，可以斷定，在人物造型與性格設計上，王澤確實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獨創的漫畫人物。何況連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三四十年代，由於現代都市的發展，大眾文藝進入讀圖時代，對於都市緊張生活具有調節功能的幽默漫畫應運而生。在當時家喻戶曉的便是葉淺予的《王先生與小陳》、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和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朋弟原名馮棣，1931年畢業于上海藝術專科學校，藝術創作主要活躍在京津一帶，作品更多發表在《新天津畫報》、《庸報》、《益世報》、《銀線畫報》、《三六九畫報》、《一四七畫報》等報刊上。他筆下的老夫子創造了一個極具時代特徵的遺老遺少性質的平民形象，新舊事物與觀念在其身上強烈地衝突著。而且這個人物既天真又迂腐，既憨厚又狡獪，既有正義感又喜愛弄些小聰明，通過這一複雜人物多棱鏡般地折射了社會的斑斕與荒誕，對於現實生活不無批判精神；特別是由於這種小人物常常處於尷尬與無奈，而分外惹來讀者的關切，乃至同情；因此老夫子在那個時代是人們喜聞樂見的漫畫人物，而且由於朋弟身處社會底層，漫畫具有很強的市井色彩，自然就與都市的大眾生活融混一起。及至五十年代在北京琉璃廠和天津天祥商場的舊書鋪花上一兩角錢仍然可以買到一本舊日的《老夫子》，可見當時發行量之巨，流行影響之廣。如今京津一帶五十歲以上的人腦子裏大都印有老夫子那個笑話百齣的形象。但是在五十年代之後，由於意識形態的改變，不入時的老夫子形象便漸漸從社會生活中淡出，作者朋弟本人也黯然下去。1957年初社會思想鬆動的那一陣子，朋弟興致忽高，畫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報》上。漫畫家李濱聲還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老白薯》，為他鼓掌鼓勁。説“我祝賀年已知命的漫畫家重新提筆作畫，並希望今後‘老白薯’經常出現在漫畫的花壇上”。但緊跟著的“反右”，他倆未能倖免。從此，朋弟消隱得無影無蹤了。這昔時的文化便成為一種被忘卻的歷史。然而這時，香港卻冒出了一個老夫子，還有老白薯。在這裡，雖然將老夫子後腦殼的髮辮去掉，大腿加長了一些，還把老白薯的上衣換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個字（把“老白薯”改稱“老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徵卻與朋弟筆下的人物全然一樣，這就是王澤之所為了。這種笨拙的剽竊術，是一種“掩耳盜鈴”的愚蠢行為。但由於當時香港和內地隔絕，資訊不通，便使得他瞞天過海，並家喻戶曉起來。
前年，我在大樹畫館接待了一位來自海外的畫家，他自稱王澤。這位王澤先生説他曾在天津生活近三十年，對津門感情尤深。談話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澤。我當即問他“您認不認識朋弟？”他説：“認識認識，很熟。”就此一句，隨即便回避了這個問題。當時，我想到了黃冠廉先生那篇文章，並想起王澤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諱言于朋弟二字，為了避免客人難堪，我也跳開了關於老夫子的話題。
其實依我看，王澤先生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談到朋弟。搬用和套用自古有之；話説明白，萬事皆無。王澤生於1926年，朋弟生於1907年，當年朋弟大紅大紫之時，王澤正是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中的美術青年，由欽佩到模倣，直至搬用，並非不可思議。此外，王澤先生的老夫子雖然源自朋弟的老夫子，其中也有某些他自己的再創造。因為王澤的老夫子已是當代老夫子，與朋弟的老夫子相隔半個世紀。時代不同，生活不同，藝術的取材也不同。因此畫中的社會批判性少了，生活幽默成分多了；原先那個使生活現實頻頻出醜的人物，如今已變成純粹“解人頤”的笑料；內容上還增添很多現代生活的情趣與細節。在藝術上，朋弟的老夫子皆為早期漫畫的四聯形式，四聯漫畫的結構如同古代的絕句詩，結構方式都是起、承、轉、合；而王澤的老夫子多用六聯方式，增加了情節過程，可能受到了迪斯尼卡通畫和歐美現代漫畫的影響，而且，作品中也有他自己一些漫畫發現。但是，老夫子的人物原型——無論是形象造型還是性格設計（包括性格因素和心理特徵），畢竟全是朋弟的創意。別忘了，連“老夫子”的“大名”也是人家朋弟的呢！而且，將王澤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比較一下，無論是人物的動作、神態、表情，還是形象細節，都毫無兩樣，一目了然。但在其生動性與審美價值方面，王澤比起朋弟還差著一個不小的距離。若比一比線條的功力，王澤在山下，人家朋弟卻高高地站在山上。這也是原創者與模倣者的最真實的區別了。故而應該説，倘若沒有朋弟，決不會有王澤的老夫子。但確認了朋弟的原創，並不因此就掩蓋王澤也有一定的才能，相反，把老夫子的生命延續到當代，倒有王澤的“功績”。讓我們感慨萬端的倒是，晚年的朋弟甚是淒涼，他死於1983年。據黃冠廉説朋弟去世之前，曾偶然見過王澤模倣的《老夫子》，但他表情淡然，默不作聲，心中的苦澀卻可想而知；他一生畫了一千二百幅漫畫，到頭來，手中的藝術被多年的“革命風暴”掃蕩得空空如也，畢生創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盤端去。想一想他最終的人生境況，真如一片冰天雪地！而如今出版的《中國漫畫史》居然沒有朋弟的名字；幾種懷舊式的《老漫畫》，也全然不見“老白薯”和“老夫子”的影子。可是，王澤的“老夫子”卻紅遍四海，被人戴上“漫畫大師”的桂冠，並真的達到了“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老夫子漫畫”，進而王澤在台北還成立了會員制的“老夫子俱樂部”，拍攝電視電影，利用商業手段來運作，甚至已經企業化了。那麼，曾經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或天津的王澤是不是也應該找一個什麼機會紀念對他有過大恩大德的老鄉朋弟呢？也好對歷史、對鄉親、對漫畫史有一個叫人心服口服的交待。其實即使不交待，歷史也不會弄錯；糊塗的往往是現實，清楚的必定是歷史。而對於如今的京津文化界來説，我們倒是應該記住朋弟這位曾經給過一代人開懷歡笑、才華非凡的藝術家，尤其是美術界更應做朋弟藝術之研究，使其在中國漫畫史上佔有理所當然的一席之地——即讓歷史記住他！
歷史是健忘的。如果它還沒有記起，我們有責任提醒它。
《人民日報》 2001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