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與外交》將美國的文化傳統與外交表現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結合起來考察，探求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繫。不僅述其然，而且究其所以然。從一個新視角揭示了美國霸權主義外交的歷史文化淵源。《美國文化與外交》雖然涉及到迄今為止美國歷史的全過程，但並不是一部單純寫史的著作。作者把美國政治文化主流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外交政策行為列為十個專題進行研究。每個專題重點突出，彼此間既有密切聯繫，又有明顯區別，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該書探討了美國文化的形成。所謂美國文化本是源於歐洲大陸的清教文化，由清教信徒移民新大陸時帶到北美，並在北美大陸找到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異化為美國的白人文化。這種文化在美利堅民族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有著很強的排斥異文化的民族優越感，甚至是種族優越意識。美國人自詡為“上帝的選民”，以“救世主”自居，負有教化和拯救弱小民族的“天賦使命”，而美國則是“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巔之城’”，是尋求自由者的“希望之鄉”。這種以對其他民族的優越感為價值取向的文化主宰了美國政治的主流，貫穿于美國的全部歷史。儘管作為美國文化本源的清教在歐洲曾飽受岐視和迫害，但美國在尋求發展、擴張版圖時，卻總是伴隨著對其他民族的岐視、壓迫和摧殘。如美國人在西進過程中對印地安人、墨西哥人，在海外擴張初期對菲律賓人，以及在稱霸世界過程中對非西方意識形態的國家和民族都是如此。
作者在書中表述了這樣一種觀點：文化不僅在確定國家對外政策目標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一國外交政策的手段、方式和風格産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一觀點貫穿于整部書中。
在國際社會中，文化的多元性是超越任何意識形態的客觀存在，這種多元性正是構成國際社會的重要基礎之一。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在國際交往中維護其所代表的國家利益，並體現其作為一個國際社會成員應負的責任，現代外交應具備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要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溝通，促進彼此間的對話和理解，減少衝突和對抗。
儘管世界各國因文化底蘊不同，綜合實力相差懸殊，其外交方式、手段相異，但決不能“以己之心，度人之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如果一個大國憑藉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企圖以某一種文化模式取代文化的多元性，那麼也就是在破壞國際社會存在的基礎。而有些美國人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總是居高臨下，自以為“享有完成其命運和拯救世界的無限特權”。因此，他們把自己的是非標準作為國際社會評判是非的標準，把其他國家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作為衡量該國文明進步與否的標準。即所謂“美國信念的理想過去是，現在還是不僅對美國是正確的，而且對其他國家也是正確的。”可以説，這就是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文化基礎。美國在“惟我獨尊”的優越意識下所展開的外交，即使不刻意張揚，那種淩駕於國際社會之上咄咄逼人的做法也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本書挖掘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文化因素，並給予了理性的批判。
《美國文化與外交》雖然是分專題對美國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進行評析，但是我們通過作者的精心編排還是可以大致看清美國外交的主要線索。建國二百多年來，美國的外交總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鮮明的特徵。如務實傳統、孤立主義、理想主義、冷戰對抗，等等。但是無論實行什麼“主義”或是採取什麼外交政策都是以維護美國利益為目的的，都是實現美國利益的手段。儘管美國從來都是不失時機、不遺餘力地搞“輸出民主”、“人權外交”，但是在推行過程中卻採取雙重標準：因是否服從符合美國利益而異，順我者友，逆我者敵。當現實利益與文化價值觀發生衝突時後者往往服從前者。作者認為，美國在推行文化價值觀時決不會超越自身的現實利益，而是要使之成為實現其政策、經濟、安全等利益的手段。書中以大量的資料、確鑿的事實對美國“輸出、民主”、“人權外交”的功利性、虛偽性做了深入的剖析。
《美國文化與外交》作為一部學術著作具有創新意義。首先，研究一國的文化傳統對其外交政策、外交思想、外交行為的作用和影響，對系統了解該國的外交特點、歷史根源以及外交趨向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書不僅對認識美國文化與外交的歷史大有裨益，而且對研究當代美國外交也具有現實意義。其次，書中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如對“孤立主義”文化情結的評析，對推行文化價值觀（“輸出民主”、“人權外交”）與維護現實利益之間矛盾的評析，以及對美國領土擴張、經濟擴張和文化擴張的論述等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該書為進一步開展國別文化與外交的研究開了個好頭。但是，書中有的地方引文過多，沖淡了對主題的闡述；有的地方分析論述形式單調、展開不夠。
《光明日報》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