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大辭典》是我國迄今為止出版的最大的國史辭典，收詞近七萬條，字數達一千一百萬。1999年底，當這部特大型工具書定稿待印之際，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經過二十二年與史學界的通力合作，終於完成了這部被稱之為“世紀巨制”的國史辭典，填補了中國學術界的一方空白後所産生的欣慰之情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對這部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的大辭典究竟有沒有市場的擔心又令人感到壓力沉重。因此在確定初版印數時，決定首印五千冊。出版後的情形卻出乎意料：從今年四月初版五千冊應市後，短短四個月內，重印四次，累計印數達一萬六千冊。
深遠悠久的重史傳統所營造的社會人文背景是《中國歷史大辭典》得以決勝於市場的重要原因。《中國歷史大辭典》作為迄今為止中國出版的最大最權威的歷史辭典，它引起社會的關注，受到讀者的歡迎與賞識應該説是具有深厚的社會人文背景的，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一位讀者認為，《中國歷史大辭典》是中國文化建設一項功德無量的工程，起到了保存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傳遞中國文明歷史薪火的作用。
當然，《中國歷史大辭典》的成功，不能單純歸因于社會對歷史辭典的需要。事實上，書店裏並不缺少歷史工具書。大辭典之所以能縱橫市場還在於它的精品效應：它不是普通學者的一家著述，而是代表國家學術水準由當代中國最傑出的史學家們集體煉就的圭皋之作；不是簡單復述歷史學科基本知識的工具書，而是將中國數千年來積存起來的豐厚歷史文化遺産進行科學的整理，運用辭書的形式分門別類地予以記錄和傳述的經典。歸根結底，歷史大辭典所包含的豐富的原創性（學術性）以及作者和編輯精心製作使之在科學性、準確性和綜合品質上所達到的高度都是其他一般辭書所難以匹敵的。
經典作品的市場生命力首先基於它在學術上的原創性。《中國歷史大辭典》雖然是部工具書，但學術上的原創含量可以同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歷史學經典著作相媲美。它由國家組織一流專家進行撰寫，釋文不僅吸取古人今賢的已有成果而且注入專家本人大量原創心得，可謂殫精竭慮，嚼飯哺人。全書凝聚著中國整個史學界的智慧心血，集中了迄今為止中國歷史學科研究中的所有真傳所得，所傳遞知識資訊當之無愧地代表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最高水準。
除此之外，《中國歷史大辭典》從編校品質到裝幀設計也是無可挑剔的。作者和編輯認真撰寫和審核每條辭條，對大量的人名、地名、人物生卒年、文獻典籍、數據資料都仔細核對。從內容到文字，從史實到體例，對釋文字斟句酌，反覆切磋，匡謬糾誤，磨礪雕琢，精益求精，做到言必有據，據必可信，從而保證大辭典的綜合品質。
《中國歷史大辭典》暢銷市場，對中國出版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它告訴我們，只要是精品圖書就肯定會有市場，出版優秀圖書和精品圖書應成為出版社的主流選擇。坦率而言，出版界和書業市場上的某些現狀令人擔憂。單靠媒體炒作也可以給圖書帶來市場機會。一些缺乏內涵的書籍借助炒作登上暢銷書的排行榜已不乏其例。這種現象實際上是對文化事業的褻瀆，它很容易誤導那些短視的出版商形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漠視和忽略自己的社會職責，專意迎合
少數人飄忽不定的市場口味，只去出版一些淺薄甚至是庸俗的圖書。此類圖書雖能贏得某些讀者的青睞，甚至能製造虛假出版繁榮的泡沫，但對民族文化素質與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幾無好處。《中國歷史大辭典》在短短四個月內連印四次的事實是對這種現象的否定，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是對市場浮躁行為的撥亂反正，它説明，中國的圖書市場其實很需要精品，讀者也在呼喚著精品，他們賞識精品，理解精品，更喜歡購買精品。出版社作為大眾文化傳播機構，更應重視自己的社
會職責，多出好書，多出精品，以積累文化、承傳文明、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同時，出版優秀圖書對作為企業的出版社來説也能取得厚實可觀的利潤和效益，事實證明，像《中國歷史大辭典》一類具有豐富文化內涵、製作精良的圖書能為出版社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上帶來雙贏。顯然，創制和出版精品對國家有利，對讀者有利，對出版社的生存和發展也有利。
毫無疑問，中國出版業即將面臨的競爭是殘酷的，對加入WTO以後所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出版界實際上還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預測，至今尚未拿出有針對性的前瞻性戰略。此時此際，《中國歷史大辭典》的成功發行，正可以為我們制定今後的出版戰略提供必要的市場依據。它的熱銷給予我們這樣一種啟示：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原創經典在讀者心目中擁有巨大的感召力，因而也具有豐沛的市場潛力，這種感召力和市場潛力正是新世紀中國出版業的希望所在。只要我們高舉中華文明的偉大旗幟，立足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豐厚土壤，背靠中國獨有的人文生態環境，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文化優勢，拒絕平庸，拋棄劣作，用構建中華民族嶄新的精神脊梁的氣魄胸襟去製作和出版大批精品，以此來鼓舞人，引導人，造就人，必然能取得市場，佔領市場。這可能也是中國出版業在加入WTO之後於劇烈的市場競爭中在人文圖書領域中立於不敗之地的首選戰略。
《中華讀書報》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