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之父”這個稱謂，最早是誰提出來的已經很難考證，但最早將這個稱謂訴諸文字的，則是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上個世紀30年代，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曆盡重重艱險，輾轉來到中國革命聖地延安，迅速就被朱德總司令的經歷和性格所吸引，決定為朱德寫傳。“紅軍之父”這四個字最早出現在史沫特萊所著的朱德元帥傳記《偉大的道路》一書裏。另一位美國作家斯諾在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裏，也曾對朱德給予高度評價：“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像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做是一個人……”

    白駒過隙，歲月悠悠。進入21世紀初春，解放軍出版社在中國革命歷史的寶庫裏再度開發，出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傳記叢書，史沫特萊當年對朱德恰如其分的稱謂，也成為這套叢書的一本書名：《紅軍之父》。較之60多年前史沫特萊等人的著作，這套叢書又補充了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史料，對於一些傳説進行了考證，對謬傳進行了糾正，情節和細節都經過專家認同，具備“真”和“全”的特點。

    這套叢書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是更加注重了文學性。與那些資料性較強的書籍不同，作為文學傳記的寫作，重視營造氛圍，從而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般徜徉在特定的歷史時空裏：

    先把我們的記憶從現在的時空倒回去，一直倒轉到1927年的那個長江中下游的夏天，那個炎熱夏天的武漢至九江的江面上。太陽把江面照得一片通紅的時候，那條在當時可視為豪華的客輪從許多駁船、桅船及小漁船的縫隙中鑽出來了，沿江而下，船尾噴起的浪花把整個江面從夢中攪醒，然後在江心築起一道菱形的浪堤，娓娓向後延伸，一直到岸邊。

    這段文字再次説明：即便同一件事，它投射在作家和史學家心目中的景象也是絕不相同的。如果這個場景確實曾經存在的話，在史學家那裏，它們極有可能將被抽象成如下主題詞：1927年夏。晴。長江九江段。如此，時間、地點、氣候三要素都已交代清楚，再簡潔不過了。而作家偏偏要在這裡花團錦簇地抒發一番詩情畫意，讓讀者不知不覺地完成時空轉換，順其自然地前去觀賞那片流金溢彩的江面。同時，這種自然的描寫，往往還有一定的象徵意味，一個成熟的作家，對於任何一處氛圍的鋪排，都是心有靈犀的，筆在寫景，心在寫意。

    關於南昌起義，許多資料和書籍都曾經描述過朱德當時以軍官教育團團長的身份請客、拖住幾名軍閥團長的故事，這個故事因有較強的傳奇色彩而廣為流傳，也不可避免地演繹出許多版本。對於這一重要情節，作者採用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在撲朔迷離的故紙堆裏透視歷史的真相，材料取捨較為得體。作品引用了這樣一段回憶：“我們打仗的時候就是沒有發現敵人的團長，其他地點也沒有捉到（敵人）團長。為什麼？因為起義時朱總司令在江西大旅社請客，把敵人團長都請了去。所以我們沒有捉到一個敵團長。第二天，才發現（他們）都在朱德同志那裏。”這段資料引用得頗具匠心，因為這是發生在70多年前的事情，目擊者後來的回憶不盡相同，如果張開想像的翅膀去編織故事，繪聲繪色，可能具有較強的可讀性，但那樣就有可能失真，反而因小失大。

    “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傳記叢書”目前已出版五本，作者都是多年鍾情于軍事文學創作的軍旅作家，其寫作風格各有韆鞦，每部作品也各有特色。其中，《雄關漫道》以細膩的筆觸，精雕細刻了橫刀躍馬、剛直不阿的彭大將軍的形象，展現了一代驍將彭德懷個人命運同中國革命及時代命運的起落興衰緊密相連的歷程。《新孫吳》則以文學的視角，對劉伯承元帥的戎馬一生進行了生動的敘述。《高山魂》集中筆墨刻劃了徐向前元帥曆盡艱難堅韌不拔的性格特徵，使這位以敢打硬仗、惡仗、險仗著稱，對革命事業九死不悔的一代名將的形象栩栩如生。《大漠長空》聚焦于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委派聶榮臻元帥領導國防工業建設的歷程，再現聶帥在另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上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的風采。

    時值21世紀初春，這套叢書的問世同60多年前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遙相呼應，連接成可供我們眺望星空的通道。昨夜星辰經過幾十年歲月風雨的洗禮，經過幾代中外作家的細緻拂拭，閃射的光輝更加璀璨奪目，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身的偉大精神和在這種偉大事業裏表現出的卓越智慧，將永遠高懸在人類文明歷史的上空，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年輕的讀者。

    （“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傳記叢書”：《紅軍之父》等劉學民等著解放軍出版社2000－2001年版）

    《中國青年報》2001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