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後20年中國大地涌動的改革開放的春潮，改變了五四以來“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被動交往的狀態。進一步開掘、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主動、積極地吸取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建設當代形態的中國新文化，已成為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共識和自覺追求。
20年間中國文學思潮、流派在變化發展中所顯示的一大特徵，是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互補與融合。雖然張揚主體、自我的審美價值創造，追求文學自身的特性與意義是其現代性的應有之義，但生成于中國現實與歷史傳統中的現代性，無論它如何超越“再現論”文學觀與“表現論”文學觀二元對立的模式，或如何參照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主體神話與後現代的解構思潮，都離不開民族審美意識的取捨與闡釋，結果是文學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必然以個性化與社會性的深度融合為基礎，而審美價值的多向度拓展則以審美性與功利性的內在統一為創造機制。例如余華、劉震雲等作家的主體化敘事對傳統敘事方式的超越，及其對“心理現實”的強化與表現，都只是對傳統理念本體或自然本體的超越和對生命本體的凸顯，其成功之作（如《呼喊與細雨》等）並沒有否棄文學的現實性及包括現實主義在內的一切傳統藝術方法的價值。既無法脫離自己經驗生活的基因與客觀時間的涉足，更難以違背各種敘事、抒情方式互為影響的藝術辯證法。這一切都源自於文學傳統的影響與積澱，作家總是在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衝突中，體認現代性的創新離不開傳統的有價值成分的參與和昇華，遵循延續與變異的發展規律。而“新生代”的文學作品所以缺乏人文精神的內涵，恐怕與作家審美意識中的傳統積澱薄弱有關。其慾望化的敘寫方式是一種無根的製作，而不是超越傳統的現代審美價值創造。
中國文學藝術的傳統觀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關注現實人生的價值理想。因此，文學發展總是執著於人文精神與多樣化語言、形式的營造。無論是著眼于社會群體的儒家審美視角，抑或是立足於個體的道家審美視角，都把文學的審美創造指向人生意義與生命價值的境界。其中，民間創作與文人創作雖然存在著嚴肅、高雅的價值層面與通俗、閒適的價值層面的區別，但“雅”、“俗”之間的互補與轉化卻是促進文學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這説明中國文學傳統的包容性與相容性，不僅體現為儒、道、釋文學觀念的互補和“雅”、“俗”文學形態與價值取向的多元共生，還體現于文學流派、風格的多元融合和藝術表現手段的雜糅、綜合；一切成就卓著的作家，其個性、風格的形成，都是多元整合的結晶。正是這些富有生命力的文學觀念、審美意識與表現手段，成了當代作家現代性文學創造的基礎和條件。在他們從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新潮中吸取現代的審美意識和新穎的藝術技巧的同時，必然以現代思想和現代人的審美要求重新詮釋、激活傳統中的有生命力的審美意識與藝術經驗，並進而看到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文學的偏執與缺陷，從而體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特質和發展方向。尤其在小説敘事方式與技巧的創新中，更不難發現，中國固有的和西方輸入的不同敘事觀念與方法，就是在撞擊、互補中走向融合的。誠如有的學者所説：“……西洋小説幫助中國作家重新發現傳統文學的表現方法；中國作家對傳統文學表現手法的闡述和運用，反過來加深對西洋小説的鑒賞能力，提高了學習借鑒西洋技巧的自覺……如此這般，移步換形，不斷深入認識，以至切下其中任何一個片斷，都很難簡單地把它判為西洋小説的影響或者傳統文學的啟迪。”（陳平原：《中國小説敘述模式的轉變》）
二
中國文學思潮、流派多元共生的發展趨勢，體現了主導與多元協調發展的現代價值構建。轉型期的社會引發了人們對生存、發展的新思考，也啟發了作家審美價值創造立足於人的感性生命的層面，進而探詢和表現當代人的心靈世界的變化。儘管文學形像是藝術想像和虛構的産物，但都保留著感性生命的鮮活血肉。作家對現實人生的審美體驗，必然濃縮于作品人物的經歷和內心活動之中，即使是抒情詩也往往飽含著抒情主體的經驗生活與生命情感。正因為如此，作品才能引起讀者的興味或共鳴，那些關心自身的生命遭際或希望從作品描繪的人生圖景中窺見自己影子的讀者，才會受到強烈的感染，並在豐富自己的內心生活的同時，提高了審美趣味。但是，文學意義與價值的生成卻不停留於此，當代人的個體存在總是與社會、人類的命運密切相關，因而不滿足於對自身的生命狀態的觀照，必然要求文學創造由個體的感性生命的層面進入到更廣闊的社會人生的領域，探尋人生的意義，表現生命的價值。於是，感性生命表現的單純性，就為更加複雜的情感活動與人性描寫所超越。在這種超越中，文學也從致力於描寫個體人的遭際轉向揭示社會群體的普遍處境和人生追求。某些回避人生理想追求的“新寫實”小説和過於私人化的
寫作方式的缺憾，或許就是局限於人的感性生命的觀照與表現所致。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不應忽視文學的自我價值與社會審美價值內在統一的規律。誠然，文學是主體審美創造的産物，是最富於個性化與獨創性的，惟其如此，才形成了文學流派、個性與風格的多元景觀。但是，文學活動是一個主客體雙向互動的系統結構，包括由作家自身構成的創作主體世界和由讀者———社會構成的接受主體世界。前者生成文學的自我價值，後者生成文學的社會審美價值；自我價值只是為文學價值提供潛在的可能，它制約著文學價值的審美、文化指歸及其藝術品質，而當它進入接受主體的鑒賞活動後，才衍化為社會的審美、文化價值。因此，對這兩個相依相續的環節的任何割裂，都將導致文學天平的傾斜與失重。一切強調文學的自我價值而排斥社會價值的思潮、流派，都把文學價值的生成與實現束縛于作家個體與文學文本的內部，切斷了作品（文本）與讀者的溝通，甚至拒絕文學走向社會。其實，作品（文本）蘊含的社會審美、文化指歸，必然要通過讀者的鑒賞活動而作用於社會；潛藏于作品的文學意蘊，必然要通過讀者的解讀和批評家的價值評判而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群體的精神生活。所以，人們判斷一部文學作品有無價值的最後尺度不是別的，而是看它在何種程度上滿足了社會主體的審美、文化需求。文學價值取向的多層面與多向度，改變不了文學活動的內在規律，即精神向實踐領域的回歸和個體活動向社會領域的延伸。
可見，儘管作家創作與讀者閱讀（接受）活動是通過單個人而實現，卻不只是個體主體的行為，更屬於一定社會、群體的行為。因為不同讀者對同一作品所産生的價值評價的差異，反映了社會主體之間不同的文化素養、精神需求與利益尺度的差異；而從作品（文本）構成的多層次性來看，既是創作主體價值選擇的多樣化的反映，又是不同文學思潮、流派和風格形成的條件。而思潮、流派和風格總是屬於特定時代、社會和民族的，並通過多元化的藝術形態呈現出來的。因此，中國文學的現代價值構建，不可忽視多元價值選擇中的主導觀念和主導形態，當代的時代精神與審美價值的探索與表現，應成為多向度價值選取的核心和多種價值、功能協調統一的紐結點。這樣，才能不斷滿足廣大讀者的審美需求，提高接受主體的審美理想、趣味與能力，優化社會的精神文化環境，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揮文學的特殊作用。
《光明日報》2001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