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義上的科學肇始於14世紀至16世紀的西方文藝復興時代，與近代意義上的藝術出現的時間大致相同。這種相同並非偶然。在對中世紀神學的激烈批判當中，人文精神得以高揚。反封建的思想啟蒙運動成為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近代科學和藝術的發展與思想啟蒙相輔相成，科學和藝術構成了西方啟蒙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的啟蒙過程中，科學往往與民主、自由等理念相互融合，成為一種價值理想和價值原則，從而體現出人文的追求。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的位置發生了轉換，科學逐漸由邊緣走向中心，“科學”泛化成為“科學主義”，造成與人文的對峙和與藝術的緊張關係。作為科學工具層面的“技術”擠壓人的地位，社會日益物質化，缺乏豐富的精神訴求，缺乏堅實的人文建構。“科學至上”、“技術至上”、“物質至上”給西方社會帶來了許許多多問題。20世紀後期西方出現的非現代化、反現代化和非科學、反科學潮流，正是出於對科學與人文分離的不滿、試圖糾正而作出的努力。
16世紀以後，西方近代文化、包括科學和藝術傳入中國。以船堅炮利為先導的西方文化，首先以“器用”和“技術”的形態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科學即是從此開始的。“科學”主要是指“聲、光、化、電”之類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科學的努力最終引發出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實現了科學由“器”和“技”向“道”的演進。“五四”知識分子把科學從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引導到更加廣闊、更加深入的思想文化的層面。民主和科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大旗，人文精神得到極大發揚。民主和科學成為藝術創作的理念，藝術家在高揚人的解放旗幟的同時，科學也成為批判封建藝術的重要武器。“科學”的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成為20世紀中國藝術的主潮，無疑與“五四”提倡民主和科學有著極大的關係。
科學包括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體”“用”同一，不可分割。科學精神是求真的精神、創造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堅持的精神，本身便具有深刻的人文意義。回顧“五四”，我們在看到民主與科學構成啟蒙思潮的同時，也應當看到一些“五四”人物將“科學”看成僅僅是“方法”，從而造成“體”、“用”分離的缺陷。百年來，中國社會急切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在經濟建設中“技術至上”的傾向日益強化。重“用”輕“體”，科學日益喪失形而上的“道”的地位而走向形而下的“器”。我不贊同時下某些對於中國社會的“科學主義”的批評，中國的科學基礎從總體上看尚很薄弱，不能套用西方現代社會的“科學主義”，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將西方社會的非現代化、反現代化和非科學、反科學思潮引進中國；但是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後半期中國社會中“技術至上”的強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傾向，也確實應當引起我們的警惕。藝術必須具備科學精神而不能違背科學精神，藝術與科學是相通的。這種相通並非僅僅工具手段即“用”的溝通，就像20世紀50年代藝術創作領域中要求用“科學”方法改造“不科學”的中國畫那樣。更重要的是“體”的溝通，即人文的意義，“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存在，人的關懷，社會的關懷。中國社會正努力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這種轉變要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實現，更要在包括思維方式、價值原則、人生取向等思想文化領域中實現。中國社會不僅要實現現代化，更要追求現代性。藝術與科學的相通，藝術與科學的互動，將為這種轉變開闢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人以具體的、統一的方式而存在。藝術和科學從不同向度展示人的存在方式。藝術與科學的相分導致人的存在方式的分離，它們的整合必將實現人的存在方式的再度統一。藝術與科學在經歷了漫長的疏離與對峙以後，如何揚棄分離、重新整合，已經成為新時代無法回避的課題。藝術與科學從分離走向統一的過程，既指向廣義的文化整合，又意味著恢復存在的多重向度，回歸具體的存在。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至於説生活有它的一種基礎，科學有它的另一種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明確表示反對科學與生活世界相分離。我以為，藝術的對像是現實的生活世界，反對科學與生活世界相分離，也就是反對科學與藝術相分離。馬克思還認為：“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他將這門統一的科學概括為“歷史科學”。馬克思這種將“科學”從通常認為的“自然科學”擴展到“社會科學”、乃至其他科學如哲學、美學，甚至藝術等“人的科學”的論述，給予正在進行藝術與科學討論的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光明日報》2001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