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義上的科學肇始於14世紀至16世紀的西方文藝復興時代,與近代意義上的藝術出現的時間大致相同。這種相同並非偶然。在對中世紀神學的激烈批判當中,人文精神得以高揚。反封建的思想啟蒙運動成為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近代科學和藝術的發展與思想啟蒙相輔相成,科學和藝術構成了西方啟蒙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的啟蒙過程中,科學往往與民主、自由等理念相互融合,成為一種價值理想和價值原則,從而體現出人文的追求。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的位置發生了轉換,科學逐漸由邊緣走向中心,“科學”泛化成為“科學主義”,造成與人文的對峙和與藝術的緊張關係。作為科學工具層面的“技術”擠壓人的地位,社會日益物質化,缺乏豐富的精神訴求,缺乏堅實的人文建構。“科學至上”、“技術至上”、“物質至上”給西方社會帶來了許許多多問題。20世紀後期西方出現的非現代化、反現代化和非科學、反科學潮流,正是出於對科學與人文分離的不滿、試圖糾正而作出的努力。
16世紀以後,西方近代文化、包括科學和藝術傳入中國。以船堅炮利為先導的西方文化,首先以“器用”和“技術”的形態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科學即是從此開始的。“科學”主要是指“聲、光、化、電”之類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科學的努力最終引發出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實現了科學由“器”和“技”向“道”的演進。“五四”知識分子把科學從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引導到更加廣闊、更加深入的思想文化的層面。民主和科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大旗,人文精神得到極大發揚。民主和科學成為藝術創作的理念,藝術家在高揚人的解放旗幟的同時,科學也成為批判封建藝術的重要武器。“科學”的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成為20世紀中國藝術的主潮,無疑與“五四”提倡民主和科學有著極大的關係。
科學包括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體”“用”同一,不可分割。科學精神是求真的精神、創造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堅持的精神,本身便具有深刻的人文意義。回顧“五四”,我們在看到民主與科學構成啟蒙思潮的同時,也應當看到一些“五四”人物將“科學”看成僅僅是“方法”,從而造成“體”、“用”分離的缺陷。百年來,中國社會急切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在經濟建設中“技術至上”的傾向日益強化。重“用”輕“體”,科學日益喪失形而上的“道”的地位而走向形而下的“器”。我不贊同時下某些對於中國社會的“科學主義”的批評,中國的科學基礎從總體上看尚很薄弱,不能套用西方現代社會的“科學主義”,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將西方社會的非現代化、反現代化和非科學、反科學思潮引進中國;但是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後半期中國社會中“技術至上”的強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傾向,也確實應當引起我們的警惕。藝術必須具備科學精神而不能違背科學精神,藝術與科學是相通的。這種相通並非僅僅工具手段即“用”的溝通,就像20世紀50年代藝術創作領域中要求用“科學”方法改造“不科學”的中國畫那樣。更重要的是“體”的溝通,即人文的意義,“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存在,人的關懷,社會的關懷。中國社會正努力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這種轉變要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實現,更要在包括思維方式、價值原則、人生取向等思想文化領域中實現。中國社會不僅要實現現代化,更要追求現代性。藝術與科學的相通,藝術與科學的互動,將為這種轉變開闢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人以具體的、統一的方式而存在。藝術和科學從不同向度展示人的存在方式。藝術與科學的相分導致人的存在方式的分離,它們的整合必將實現人的存在方式的再度統一。藝術與科學在經歷了漫長的疏離與對峙以後,如何揚棄分離、重新整合,已經成為新時代無法回避的課題。藝術與科學從分離走向統一的過程,既指向廣義的文化整合,又意味著恢復存在的多重向度,回歸具體的存在。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至於説生活有它的一種基礎,科學有它的另一種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明確表示反對科學與生活世界相分離。我以為,藝術的對像是現實的生活世界,反對科學與生活世界相分離,也就是反對科學與藝術相分離。馬克思還認為:“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他將這門統一的科學概括為“歷史科學”。馬克思這種將“科學”從通常認為的“自然科學”擴展到“社會科學”、乃至其他科學如哲學、美學,甚至藝術等“人的科學”的論述,給予正在進行藝術與科學討論的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光明日報》2001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