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一書2000年6月由日本講談社出版。本書以日本幕末以至昭和戰前100年的上海為歷史舞臺，以活動在上海的日本知識分子為線索，從中日兩國跨地域、跨文化雙邊互動的視角，揭示了上海在中日兩國近代歷史、文化、文學上的獨特意義和價值。如果説“魔都”上海也是一面“魔鏡”，通過這面“魔鏡”的獨特的折射，作者讓我們看到了“上海的日本”——一種漫溢出國界的、在上海寫下的日本近代歷史，以及“日本的上海”——一種絕非本國歷史所能概括的上海近代歷史。鋻於此書尚無中文譯本，先期譯出以下譯文，以饗讀者。
“低俗的西洋”：拒絕上海的芥川龍之介
1921年3月，芥川以大阪每日新聞社海外視察員的身份被派遣來上海，後來他又以上海為出發點，在中國各地旅行了約四個月左右。回日本後，他按旅行城市的先後順序寫了若干篇旅行記，1925年結整合《中國遊記》，由改造社出版。
芥川在上海停留了約一個半月，而前半段的三周因胸膜炎住院，哪也沒有出行。出院以後，他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活動，訪問了各色人員及各種場所。這期間，他以他擅長的、理智的觀察，敏銳地抓住了上海的各個側面。試舉兩例：
“這個咖啡廳比起我們熟知的‘巴黎男’之類的咖啡廳要低俗下等得多。在粉紅色的墻壁旁，梳著分頭的中國少年彈著一架大鋼琴。在這咖啡廳的中央，三、四個英國水兵，與濃粧艷抹的舞女踩著散亂的舞步。在入口的玻璃門旁，一個賣玫瑰花的中國婆婆，在遭到我不買的拒絕後，茫然地眺望著舞池。我好像看到了一幅繪畫報紙上的插圖，這插圖的題目當然是‘上海’。
——又回到原處，一個中國人正悠悠地向池中小便。陳樹藩正在揭桿反叛，白話詩的流行是否日見式微，‘日英同盟’是否可續成？對這個男人來説，這些無疑都不成問題。他的臉色和態度悠閒自在，毫無牽掛。陰霾的天空下的中國式的亭子和洋溢著病態綠色的水池，以及往水池中斜斜注入的一條豐沛的小便——這不僅是一幅抑鬱而可愛的風景畫，同時，更是這老大帝國的辛辣而可悲的象徵。”
不愧是芥川式的速寫。將半殖民地的上海的種種性格，及其背後所顯露的中國無救的虛無刻畫得鮮明生動。但遺憾的是，芥川沒有在此之上繼續觀察，進一步向深處挖掘。
半殖民地上海的“混沌”給他極大的困惑，他懷著夢中“如詩歌裏吟咏的中國”，而把現實的中國判定為“猥褻的、殘酷的、貪婪的、如小説裏描寫的中國”。
總之，他把上海看作是“錯位的”西洋、“低俗的西洋”，表現出對其“近代性”強烈的反感。由於對上海這樣的反感、拒絕，甚至妨礙了他與章炳麟、鄭孝胥等中國政治家的真正對話，使好容易得到的感覺未能深入發展，而轉向後來他十分喜歡的北京去了。
由上海出發北上的芥川，途中乘坐了畫舫，特意利用水路，觀賞江南水鄉。但意外的是，除了蘇州、揚州等少數幾個例外以外，芥川對這些水鄉也給予了斷然的否定。比如，他把與此同時喚起谷崎種種幻想的杭州西湖看作只是個“泥池”，把南京的秦淮河貶斥為“平常的溝河”，而把洞庭湖踐踏成“除了夏天，只是爛泥地裏的一條河”。
江南的水鄉絕沒有使他産生如谷崎般的幻想，也沒有讓他像金子光晴那樣從中抽象出唯美主義的“美”，而是使他以恰如“小説家”的眼光，凝視著“水鄉”的現實。並且，作為小説家，他發現了同樣由“水鄉”哺育出來的、卻與谷崎筆下的完全不一樣類型的女子。
他晚年發表的短篇小説《湖南的扇》(《中央公論》，1926年)，以革命家産地湖南為舞臺，描寫了兩個愛著犯了死罪的匪賊頭目的藝妓，其中一人因男人的死深受打擊卻一直堅毅地忍耐著，另一人像是為了確認自己的愛似的，怡然吞食浸潤了男人頭顱之鮮血的餅子。小説的開頭特意以這樣的“小事件”來“顯示富於激情的湖南人的本性”，使人不由感到：以女主人公為代表的湖南人的這種“極強的好勝心”的稟賦，與眼前上海這樣的半殖民地的“散亂的”混沌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因此，無論是“西洋”還是“中國”，芥川最終所追求的是其“原真性”，無論怎樣“融合”，其結果也只能是一種“錯位”。在這一意義上，他之所以讚賞湖南、北京，正是源於這種“土著性”，相反，他之所以批判上海，也正表示了他對這種非“均一性”的近代空間的拒絕。這就是作為所謂“近代人”的他的最終選擇。
“五大娛樂”：井上紅梅所見之上海
井上紅梅(本名進)是很早就關注上海的風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向日本介紹中國風俗的所謂“中國通作家”之一。我們至今並不能準確知道他的生卒年月，只知道在1920—1930年間，他是紅極一時的名記者、新聞界寵兒。有一種説法是：在大正初年，他曾有過放蕩的經歷，還曾經營過餐飲店，在一敗塗地之後，來到上海。
我們已無法知道他到上海之初，是靠什麼職業來維持生計的，但可以確切知道的是：1918年，在40多位中日各界名流的支援下，他的定期刊行的個人雜誌《中國風俗》出版了。這些支援者們有佐原篤介——《上海週報》社長、余民——《上海神州日報》社長、歐陽予倩——劇作家、張春帆——小説家、石井柏亭——西洋畫家、木下太郎——詩人等。
以此雜誌為舞臺，紅梅在此後的三年中，以充沛的精力從事著所謂“中國五大娛樂——吃(菜肴)、喝(酒)、嫖(女)、賭(賭博)、戲(戲劇)”的介紹工作，此時，他作為記者的形象已初見端倪。這裡，拾取一段《中國風俗》上描寫上海新風俗的文章，標題是《女學生之誘》。
“嬌嬌女學生，金絲邊眼鏡——這是女學生之誘的歌詞，追逐女學生在當時是一種十分時新的買賣。那些人大都是有所謂‘拆白黨’、‘探艷團’別動隊之稱的墮落男學生，變換種種手段接近女學生。比如，在運動會或展覽會上，他們每每裝成女學生的家人出席。然後，他們就總是在每天下午放學的三、四點鐘時，徘徊于女子學校的門口，尾隨在盯上的女學生之後。他們的喉頭裏低聲唱著的就是《女學生之歌》。歌的曲調來自運動會上‘淺草色兒青，操場地兒平’的調子，而運動會上的這個曲調則又是來自日本‘真是好高興，真是好高興’的調子。”
在所謂“五大娛樂”中，紅梅對於“嫖”即性風俗給予了特別大的關注。他翻譯了當時十分暢銷的花柳小説《九尾龜》(張春帆著)，在日後把《中國風俗》雜誌編輯成單行本《中國風俗》(上中下三卷，上海日本堂，1921年)時，紅梅也沒有忘了收進這本《九尾龜》，並題之曰“嫖界指南”。此後，他還翻譯過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淫書《金瓶梅》，但它在日本國內禁止發行。以上情況，自然不可否認有紅梅熱衷於放蕩的因素在內，而受到當時上海花柳界繁盛之影響也是確實的吧。
魯迅的不快
1921年以後，紅梅一度離開上海，輾轉居住于南京、蘇州。在南京，他與一個被他稱為是“對於中國風俗研究多少有幫助”的蘇州女子，過了一段同居的生活，此人名叫畢碧梅，是一個寡婦，帶著孩子，經常抽鴉片，紅梅在她影響下，也染上了鴉片癮，為此，不得不與這個女子分手。
關於紅梅在南京和蘇州的活動情況，諸如《沉浸于中國的人》(上海日本堂1924年)、《酒、鴉片、麻將》(萬里閣，1930年)等書中有所記載，只看這些書，就可以推想他沉湎于中國風俗探究的日日夜夜。
然而，進入三十年代，紅梅似乎突然換了一個人。他又回到了上海，開始翻譯被稱為中國新文學之父的魯迅的全集，並且發表揭露蔣介石獨裁政治的報道——《上海藍衣社的恐怖事件》。
《魯迅全集》的翻譯，引起了作者本人的極大吃驚。魯迅對此表示了明顯的不快：“對於井上紅梅氏之翻譯拙作，我感到十分意外。他和我可謂道不相同。但是，他要翻譯，我也是沒有辦法。”在魯迅如此感嘆的背後，無疑隱藏著對於“風俗記者”紅梅的偏見。
但是，如果可以把魯迅所領導的“左翼文學”作為中國三十年代的“思想風俗”之一看待的話，那麼，紅梅也就沒有什麼值得特別非難的了。因為在紅梅看來，左翼文學也許正如白色恐怖一樣，不過是新時代的風俗之一罷了。換句話説，不是紅梅，而是包圍著紅梅的上海的“時代風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難以名狀的感激”：村松梢風
村松梢風是讀了芥川龍之介將上海罵成“蠻市”的《中國遊記》後，反而引起了興趣，而專門越海來到上海的文人。以《談話買賣業者》等作品而終於漸漸受到文壇認可的村松梢風，1923年3月，懷著親眼看一下“奇異的世界”的巨大期待，來到了這個“不可思議的都市”。
首次來遊，梢風大約在上海呆了兩個半月。他“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體驗”，在這個被他稱作“魔都”的“摩登都市”中盡享了快樂。記錄這段時間種種體驗的《魔都》(小西書店，1924年)，在他此後的“關於上海的書係”之中也是非常有名的。書中對魔都上海的陰暗面，以及自己在上海“放蕩形骸”的詳細情形，都作了如實的描寫。
比如，他造訪上海最大的娛樂街四馬路上的一座茶樓——青蓮閣的情形如下：“某晚，我與朋友二人上了此樓。樓上的人熙熙攘攘、往來上下、猶如街市。我們剛一登上樓梯，就忽地被雞(娼妓)捕獲。在這樹立著一根根柱子的寬廣的二樓上，也許能容納下幾千客人。就著桌子喝茶的，憑欄俯視街上行人的，若無其事地踱步的，在這些人之間，無數的雞左右穿梭著。有的纏繞著客人，有的玩笑嬉鬧的，有的一起在桌邊喝茶閒聊。香煙的煙霧嫋嫋濛濛遮蔽了電燈的光線。混雜喧騷令我茫然無措。不久，回過神來，才去看捕獲我們的雞的臉，我的朋友的那個是正當妙齡的圓臉大眼姑娘，我的那個看起來只有十四、五歲，活像個用賽璐珞做成的洋娃娃，但兩個人都算不上美女。我的朋友用上海話呵退她們，但她們就是不離開。
此時的梢風對上海這種特有的“混雜”和“喧囂”尚還“茫然無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就漸漸地沉浸到“這種無秩序無統一的事態”、這種“混沌而不可捉摸之中”去了。且看他興奮的樣子：“站立其中，我歡喜地高聲大叫。目眩于華美，沉湎于淫蕩，放縱得失魂，我深深沉溺在了所有惡魔式的生活之中。於是，歡喜，驚訝，悲傷，一種難以名狀的感激涌上心頭。這是為什麼呢？現在的我還不能徹底明白。只知道：吸引著我的，是人的自由的生活。這裡沒有傳統，一切的束縛都已去除。人想做什麼全憑己見。爽快淋漓地放任的感情活潑潑地、毫無遮掩地運作。”
就好像要實行這樣的信念似的，不久，梢風就與一個叫赤木芳子的交際舞日本女教練進入了同居生活。
《魔都》中有一個叫“Y子”的女子，她原是日本小學校的代課老師，懷著對上海的一種朦朧嚮往，來到魔都。與梢風相結識之初，她身邊有一個以掮客發財的男相好。那時，那些在日本難以糊口的摩登女郎，大批來到上海，她也許就是航海而來的無數摩登女郎中的一個。這個女子後來與梢風一起回到日本，很快又投入了另一個男人的懷抱，後來，不知何時，又曾經流落到中國青島。
“魔都沉醉者”
梢風的種種行動中，有一件事值得特別一提。這就是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年輕文學家們的交往。他拿著佐藤春夫寫給田漢的介紹信訪問了田漢，結識了創造社的成員們。這些人中除田漢外，還有從日本回國不久的郭沫若、鬱達夫、成倣吾等。
與中國文學家的交流，在先期來遊中國的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那裏，就有這樣的願望，但未能實現，因此，此次梢風與創造社的交往，便更具有文學史上的特別意義。這種中日文人之間令人欣慰的友好交往，在谷崎、佐藤春夫、金子光晴等人後來來中國時，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
1925年，梢風又來到上海。這次是因為他接受做上海京劇名優綠牡丹在日本當時有名的劇院“帝劇”公演的經紀人，為處理相關事務而來的。但後來，由於綠牡丹中國方面的經紀人朱啟綏私吞演出費的定金，為了追回這筆錢，他不得不在中日之間往返奔突，結果，終於找到了朱啟綏，而私吞的款項則沒有能追回。但因此，他與上海這個城市卻有了更深一層的因緣關係。
記載這種關係的，有《上海》(騷人社，1927年)、《中國漫談》(騷人社，1928年)、《新訪問記》(騷人社，1929年)等書，這些書切實地證明了他作為“魔都沉醉者”的形象。(劉建輝文)
中華讀書報 2001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