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流浪金三角》與讀鄧賢從前的《大國之魂》、《天堂之門》等作品一樣，刺激、獵奇、驚險、壯烈，通篇飽含著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充斥著一種人世的悲涼感和人類的災難感，流浪的衝動和傳奇色彩的渲染瀰漫于字裏行間。然而閱讀過程中，筆者不時感受到作品有一些破壞文本意義的東西，甚至有些替鄧賢惋惜———也許還可以寫得更精粹，如果把那些破壞文本的東西作一些技術上的處理，作品將會更雄渾，更博大，境界更高。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作祟呢？
筆者認為作家的主體意識過於強烈了，以至於讓讀者覺得主人公不止在敘事、抒情、議論，他還替讀者包辦了一切———他把對書中人物的評論、對歷史的感受、對時事和政治的評價，幾乎全部用一定社會規範內的政治話語進行解釋，從而失去了作為一個作家的獨特視角。金三角的歷史、現實和毒品種植與交易中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如果一個作家的視點是在這樣的層面上延展，則顯示不出作家的獨特性。您為什麼要到金三角流浪？僅僅是為了尋找一個寫作的題材嗎？鄧賢在書中不厭其煩地昭示讀者他是一個作家，他過去的作品如何如何，讀者當然不會認為鄧賢是在賣弄自己，可既然這種身份已經成為作品中的一個元素，那就要讓它表現出其獨特的價值，否則一個記者也行，一個遊客也行。一個作家的視點未必是全面的，對現實事物的觀察、對歷史事件的分析不一定會贏得讀者的認同，具體到《流浪金三角》中，讀者的閱讀期待也不完全是對金三角毒梟的獵奇欲和對國民黨殘部歸宿的探知，與其喋喋不休地把心裏話全都擁塞給讀者，不如點到為止，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因為有時淡化創作主體的痕跡，不僅是對作者的解脫，也是對讀者的尊重。
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都明白，寫作中很怕業已形成的固定觀念，即使有，也想方設法掩藏起來。世界之大，人類文化之豐富，往往會存在一些超出人的判斷能力之外的現象，民族不同，文化習俗不同，有時對的會變成的錯的，錯的會變成時尚。在“土司招親”一章中，筆者覺得鄧賢沒有必要那麼急切地表現出對一夫多妻制的批判，如果寫得更客觀些，從當地的歷史和傳説中再尋找更多婚配方面的故事，讓習俗與文明發生碰撞，讓讀者在碰撞中去作出評判，也許這一章就更有深意。
一種文體有其自身的風格。中國的紀實文學從“中國潮”以來，一直是慷慨多氣、憂憤傷時的問題主義作風，近來筆者看到的《龍門圓夢———中國高考報告》和這部《流浪金三角》依然是這種風格的延續。我無意于抨擊這種風格，但我認為這種風格的單一化，是造成中國紀實文學流於呆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許可以多變換一些姿態，加進去一些智慧、幽默、反諷和無奈，讓枯燥的事件多一點藝術的彈性，讓人生的智慧減緩一點憂患的壓力，讓幽默的戲謔反襯出一點人類的無奈———真正含量豐厚的作品往往終止于無奈，像《紅樓夢》的混沌一樣。
《中國青年報》 2000年0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