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與被看，這是近代以來中西關係的一個核心問題。

    ■《帝國的回憶》就是這樣一部看與被看的編年史。

    ■但看與被看的問題還遠未終結，這是一種持久的目光政治。

    1858年７月，法國駐華公使葛羅乘普雷吉特號快速護衛艦在山海關附近上岸，他想看看長城。當地駐軍立即出動攔截。葛羅的衛隊“有１２人之多，裝備精良”，硬闖是闖得過去的，但公使先生此行是“為了滿足純粹的好奇心”，沒計劃找茬打架，便登船返航，他在船上凝視著長城內外“迷人的景色，陷入了遐想之中”。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葛羅先生的“遐想”抵達何處，現在先看看這件事中一個關鍵性的細節：

    這些在首都門戶安營紮寨的清國軍人們，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一直與英國和法國處於戰爭狀態。什麼廣州事件，什麼大沽海戰，什麼停戰協議在天津簽訂，所有這一切他們都一概不知。

    一百四十多年後，我們和那些法國人一樣驚訝，我們知道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兵臨北京門戶，但是當時，就在幾百里外，我們的軍人竟“一概不知”。

    ——這就是“沉睡”，正是在這種沉睡中，葛羅帶著他的兵馬在兩年零三個月後衝進了北京，在1860年10月9日的《紐約時報》上，大字標題是：

    英法聯軍佔領北京西郊

    圓明園慘遭洗劫

    所以，讀《帝國的回憶》（鄭曦原編，三聯書店2001年５月第１版），感覺是鬱悶的。這本書的副題是《〈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其中編錄了自1857年１月到1911年１０月《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報道，第一篇就是記述葛羅長城之行的《清國東段長城觀察記》，這是富於象徵性的開端：西方人在窺視、觀察、描述和闡釋，這個古老帝國暴露在外來目光之下，而它對這種目光並無覺察，就像那些士兵不知道洋鬼子們所為何來。

    看與被看，這是近代以來中西關係的一個核心問題。被看是被動的，看是主動的，你在你家的窗口架一台望遠鏡，你注視著街上的行人，這時你已經把自己置於一種權力地位，你用你的目光粗暴地侵犯了那些被看的人。《帝國的回憶》就是這樣一部看與被看的編年史，經過很多年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從被看的位置上走到當年那些觀看者的位置上，看一看他們眼中的中國。

    當然，我們都熟悉我們的近代史，但通過《帝國的回憶》，我們看到的景象依然新鮮：李鴻章１８９６年對美國的訪問充滿了狂歡節氣氛；１８７９年，中國儒生戈鯤化成為哈佛大學第一位華人教授，他在哈佛總共教了４個洋弟子；１９０８年，慈禧太后死後，一位名叫托馬斯米拉爾德的急性子評論者斷言：“大清國從整體上表現出了其社會體制的穩定性，並且清國政治家們在面對緊急事態時表現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

    ——這本書把我們帶到歷史的現場，在那裏，一切還是混沌不清的，歷史的輪廓還未形成，我們看到的是大量諸如此類的細節，其中大部分已經隨著時間流逝被我們忘記。

    但我讀這本書的主要興趣倒不在掌故，洋人們注視著晚清帝國，我注視著這些洋人，他們的目光有時是卑劣、傲慢的，有時是善意的，有時是冷靜的探究，有時純屬沒來由的幻覺；他們有時是旁觀者清，有時與其説他們是在看我們不如説他們在看自己。

    漸漸的，別人的目光終於使我們警覺起來，我們睜開眼睛，開始環顧世界，審視自身，我們的目光與他們的目光相遇，看來看去，對峙和交流，我們的眼睛焦慮、迷茫，燃燒著憤怒的鬥志和急切的希望。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紐約時報》刊出新聞：《革命軍在武昌宣佈成立共和制政府》，“帝國的回憶”終結了。

    但看與被看的問題還遠未終結，這是一種持久的目光政治。編者鄭曦原是一位外交官，他在紐約開始編纂這部書，那是１９９６年深秋的一個下午，“茂密的加拿大紅楓燦若晚霞，襯托著曼哈頓蔚藍的天空。”

    北京晨報 200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