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與被看,這是近代以來中西關係的一個核心問題。
■《帝國的回憶》就是這樣一部看與被看的編年史。
■但看與被看的問題還遠未終結,這是一種持久的目光政治。
1858年7月,法國駐華公使葛羅乘普雷吉特號快速護衛艦在山海關附近上岸,他想看看長城。當地駐軍立即出動攔截。葛羅的衛隊“有12人之多,裝備精良”,硬闖是闖得過去的,但公使先生此行是“為了滿足純粹的好奇心”,沒計劃找茬打架,便登船返航,他在船上凝視著長城內外“迷人的景色,陷入了遐想之中”。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葛羅先生的“遐想”抵達何處,現在先看看這件事中一個關鍵性的細節:
這些在首都門戶安營紮寨的清國軍人們,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一直與英國和法國處於戰爭狀態。什麼廣州事件,什麼大沽海戰,什麼停戰協議在天津簽訂,所有這一切他們都一概不知。
一百四十多年後,我們和那些法國人一樣驚訝,我們知道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兵臨北京門戶,但是當時,就在幾百里外,我們的軍人竟“一概不知”。
——這就是“沉睡”,正是在這種沉睡中,葛羅帶著他的兵馬在兩年零三個月後衝進了北京,在1860年10月9日的《紐約時報》上,大字標題是:
英法聯軍佔領北京西郊
圓明園慘遭洗劫
所以,讀《帝國的回憶》(鄭曦原編,三聯書店2001年5月第1版),感覺是鬱悶的。這本書的副題是《〈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其中編錄了自1857年1月到1911年10月《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報道,第一篇就是記述葛羅長城之行的《清國東段長城觀察記》,這是富於象徵性的開端:西方人在窺視、觀察、描述和闡釋,這個古老帝國暴露在外來目光之下,而它對這種目光並無覺察,就像那些士兵不知道洋鬼子們所為何來。
看與被看,這是近代以來中西關係的一個核心問題。被看是被動的,看是主動的,你在你家的窗口架一台望遠鏡,你注視著街上的行人,這時你已經把自己置於一種權力地位,你用你的目光粗暴地侵犯了那些被看的人。《帝國的回憶》就是這樣一部看與被看的編年史,經過很多年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從被看的位置上走到當年那些觀看者的位置上,看一看他們眼中的中國。
當然,我們都熟悉我們的近代史,但通過《帝國的回憶》,我們看到的景象依然新鮮:李鴻章1896年對美國的訪問充滿了狂歡節氣氛;1879年,中國儒生戈鯤化成為哈佛大學第一位華人教授,他在哈佛總共教了4個洋弟子;1908年,慈禧太后死後,一位名叫托馬斯 米拉爾德的急性子評論者斷言:“大清國從整體上表現出了其社會體制的穩定性,並且清國政治家們在面對緊急事態時表現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
——這本書把我們帶到歷史的現場,在那裏,一切還是混沌不清的,歷史的輪廓還未形成,我們看到的是大量諸如此類的細節,其中大部分已經隨著時間流逝被我們忘記。
但我讀這本書的主要興趣倒不在掌故,洋人們注視著晚清帝國,我注視著這些洋人,他們的目光有時是卑劣、傲慢的,有時是善意的,有時是冷靜的探究,有時純屬沒來由的幻覺;他們有時是旁觀者清,有時與其説他們是在看我們不如説他們在看自己。
漸漸的,別人的目光終於使我們警覺起來,我們睜開眼睛,開始環顧世界,審視自身,我們的目光與他們的目光相遇,看來看去,對峙和交流,我們的眼睛焦慮、迷茫,燃燒著憤怒的鬥志和急切的希望。1911年10月14日,《紐約時報》刊出新聞:《革命軍在武昌宣佈成立共和制政府》,“帝國的回憶”終結了。
但看與被看的問題還遠未終結,這是一種持久的目光政治。編者鄭曦原是一位外交官,他在紐約開始編纂這部書,那是1996年深秋的一個下午,“茂密的加拿大紅楓燦若晚霞,襯托著曼哈頓蔚藍的天空。”
北京晨報 200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