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以下簡稱記）：曾先生，您長期在香港工作，作為著名作家和報人，為香港的文化發展和進步文藝做了大量工作。今年，時值建黨80週年，請您談談進步文藝在香港的情況。
曾敏之（以下簡稱曾）：談香港進步文藝的發展，不能不回顧香港歷史的進程。百年來，香港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愚民政策使香港同胞對祖國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疏離，因此，香港很長時期是談不上文化與文學的。
如果説香港在傳統文化、文學有了轉變的契機，應看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魯迅先生所起的作用。1927年，魯迅南來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曾兩度到香港訪問講學，他在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以《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為題，發出振聾發聵的強音，針對香港的現狀，向香港青年沉痛地告誡：“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他要求“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作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明確提出“五四運動”提倡的文學革命，已形成思想革新，形成社會革新運動。
可以説，魯迅是向一潭死水的香港投下了石破天驚的巨響，推動進步文學的開端。
繼魯迅之後，另一位新文學健將許地山先生於１９３５年由北京到了香港，接受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之聘，擔任教授，他除了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課程，還致力於拓展中國文學的教學活動，培養青年作家，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更積極投入抗日救亡的文化工作。他的耕耘，為香港文學播下進步的種籽並有了收穫。
抗戰爆發，從北京、上海各地撤退到香港的文化人、作家為數不少，香港成了宣傳抗戰的文化與文學陣地。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前，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香港《大公報》由楊剛主編的《文藝》週刊等都是推動香港進步文學的動力，一批作家如戴望舒、葉靈鳳、端木蕻良、蕭紅等……的創作更為香港的新文學發展提供了實績。他們不論是寫詩歌、寫散文、寫小説，都遵循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表現形式，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依歸，反映的是時代精神。
記：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間，一大批文化人從上海、廣州等地撤到香港，香港成為南中國的文化中心。請您談談與他們的交往。
曾：解放前夕，我奉調南來廣州任《大公報》特派員，旋調香港《大公報》任華南版新聞主編並寫評論，此時，解放戰爭正節節勝利，國民黨瀕臨崩潰，特務活動更猖獗了，在這樣的形勢下，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間大批文化人、作家從上海、廣州、桂林、重慶等地撤退到香港，避免被國民黨反動派迫害，因此香港又成為南中國的文化中心。文化界、文學界的著名人物郭沫若、茅盾、柳亞子、葉聖陶、鄭振鐸、曹禺、喬冠華、夏衍、端木蕻良、司馬文森、周鋼鳴、薩空了、黃藥眠、陳殘雲、黃慶雲、劉尊棋、陸詒、陳蘆荻、黃新波、廖冰兄、袁水拍……等都雲集香港，這時期的香港已形成“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之後可媲美上海的一個文化基地。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先後出版，夏衍主編的《華商報 茶亭》副刊為黃谷柳寫的《蝦球傳》長篇小説連載，以《春風》、《秋雨》、《水遠山長》三部曲為內容，在文壇取得很高的評價，也為香港文學本土化奠定基石。我因為長期在新聞崗位上工作，與文化界關係密切，與柳亞子、端木蕻良、司馬文森、夏衍、周鋼鳴、陸詒、黃新波等都有交往，陸詒曾邀我作過國統區的形勢報告；中榮學院院長成慶生邀我和譚文瑞擔任新聞系採訪及新聞編輯的講授。當解放大軍南下解放華南的戰役開始時，廣東籍的作家２０多人曾在詩人黃寧嬰家中座談迎接華南解放後如何推動文藝運動，我也參加討論。不久，全國革命勝利的大局已定，中共中央邀請在港的民主文化人分批北上，參加新中國的籌建工作。廣東的作家群則進入東江遊擊區，準備于廣州解放時參與接管城市的工作。香港的文化與文學活動轉入新的階段了。
記：５０年代以後，由於香港與中國大陸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香港的文藝創作也呈現出較為複雜的局面。在此情況下，進步文藝是如何在香港得到堅持和發展的？
曾：５０年代是嚴峻的年代，也是新中國誕生，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充滿歡欣鼓舞的年代。
西方帝國主義仇視中國的新政權，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列強集團，在策劃包圍中國，伺機企圖扼殺新中國于搖籃之中。而香港當時是處於英國統治之下，以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中國大陸實行的社會制度遙相對立，反映在文化、文學方面有截然不同的表現。
香港的居民多數是中國人，擁護北京的稱“左派”，反之稱“右派”。由於人心未盡歸向北京，香港的右派勢力藉文化傳媒的有利因素，大肆反共宣傳。左派的進步報刊處於弱勢。美國新聞處曾公然資助右派文人、作家，出版所謂綠色圖書雜誌及著作，在文化宣傳上誣衊中國。另一方面是英國以黃色、暴力、賭博的放縱，藉以麻醉人心，以收愚民效果。從５０年代開始，在文化、文學、藝術上左右對立的壁壘是十分明顯的。這現象延續很久。
當年的香港，進步的報刊有《文匯報》、《大公報》、《商報》、《晶報》及文學刊物《文藝世紀》、《海洋文藝》等等，報紙的副刊、文學刊物以進步作家為主要撰稿人，同時培養新秀。由於４０年代已播下了進步的種籽，發展、形成了力量，一批中堅作家沿著“五四”文學傳統開拓香港文學領域，取得可喜的成就，抗拒了來自右派、來自標榜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壓力。這些中堅作家有吳其敏、阮朗、舒巷城、侶倫、海辛、張君默、何達、原甸、吳羊璧……還有老作家李輝英、劉以鬯堅持文藝創作。更有金庸、梁羽生以新派武俠小説家的創作成就在香港文壇上傳播健康的、具有歷史知識的影響，匯合而成進步的文學陣營。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因地理的優勢，接受西方文學思潮是很自然的。以大專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兼授文學之輩，多傾向西方的文學流派，從而也多認同西方國家的政治意識，對新中國有疏離感，加之３０年來政治運動頻頻，也增強了自由主義的文化、文學思想意識在香港這樣殖民土壤上的發展。但是進步的文藝碩果是可引見的，舒巷城寫的《太陽落山了》，侶倫寫的《窮巷》、小説集《市聲、淚影、微笑》、散文集《海歌、夜語、情思》就能看到國際冒險家樂園、紙醉金迷洋場、金錢勢力控制下的香港真實的現實，反映了進步文藝為社會、為大眾的積極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隨著歲月的流逝，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日益強大，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中華的振興的偉大理想已變為現實。香港，這標誌百年來令中國人受過屈辱的殖民地回歸祖國了，從80年代通過中英談判達成協定，香港的歷史已翻新頁，文化與文學事業正邁向新的里程，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
香港已有了作家的組織，左右派的門戶之見逐漸消彌，香港作家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香港的文學刊物如雨後春筍，應勢而生；
香港以其自由、寬容的制度，在文化與文學上既形成多元化的格局，也納入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的巨流中。在創作上，作家有選擇創作方法的自由，因此發展前途無可限量。
曾敏之 1918年生於廣西羅城。抗戰期間參加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歷任《大公報》記者、採訪主任，暨南大學教授，1978年後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合會會長。1939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雜文集《曾敏之雜文集》，散文集《望雲海》、《文苑春秋》，專著《詩的藝術》、《古典文學欣賞舉隅》等。
《南方日報》 2001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