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關於書評家是在“沒有盡頭的形容詞階梯上不斷往上爬”的準確論斷，並沒為自己爭到書評家的豁免權，相反，他獨特的文風倒使他在去世50年，將版權自動轉給公眾之後，仍逃脫不掉被陳列在那個相當擁擠的階梯上示眾的命運。

    當他身無分文與流浪漢擁擠在收容所浴室裏，看到“污垢、破綻、補丁、權當紐扣的帶子、一層又一層的藍縷衣衫，有破洞連片，靠污垢黏在一起。”聞到“流浪漢身上的汗臭同收容所原有的令人作嘔的糞便味交雜在一起”時，他所使用的主語是“我們”，即他和其他48名流浪漢。他們同樣窮困骯髒，同樣要忍受收容所所長野蠻的呵斥。對於一個走投無路而又具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不走運的上等人”，奧威爾並不覺得自己跟眼前那些人有什麼不同，對自己被迫與他們為伍沒有哪怕一句抱怨，甚至連些許哀愁都找不到。

    在奧威爾這一系列以親身經歷為題材的散文中，他始終都像這樣，沒有讓自己從生活的背景中突顯出來。他似乎有意要讓人們把自己看作是所描繪情景中一個和其他所有人一樣都必須接受命運安排——不管它有多麼糟——的普通成員。無論是在殖民時期緬甸警察部隊中充當一名處境尷尬、內心矛盾的小角色；還是懷著滿腔熱情自願到西班牙為正義而戰，卻發現每天的生活就像在監獄裏一樣骯髒和有失尊嚴，奧威爾自己都不是文中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光彩角色。

    他憎恨為之服務的帝國，但同時，他對當地人也充滿著由於日常生活的衝突所帶來的厭惡。在緬甸，他的工作是參與對緬甸人的絞刑。他做了他必須做的事，然後為“已經做完而感到松了一口氣”；在英國的舊書店裏，他被那些討人嫌而並不真正愛書的顧客糾纏得死去活來，最終對書失去了愛好；在西班牙前線，他沒有向開槍伏擊的對象開槍，因為那個法西斯分子當時正狼狽地提著褲子。奧威爾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是這樣同所有人生的小角色、小人物一樣，被內心和外在的矛盾纏裹在一起，無處可逃。

    從這個角度説，奧威爾的作品是平視的，他在生活和作品中的位置與讀者是完全平等的。你仿佛是在聽一個年老的親戚在繪聲繪色地講敘自己的故事，你能輕而易舉地感受到主人公的體溫和呼吸，就像自己的一樣真實可信。

    儘管奧威爾的經歷曲折，卻沒有什麼離奇的故事和懸念色彩。他的文風稱得上是“力透紙背”的反義詞，所選取的細節都是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現象，他也不去做絲毫的渲染和修飾。因為他不需要。

    奧威爾的描述使我們仿佛帶上了特製的眼鏡，原本平常的現實變得不那麼順眼了，世界也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事物的顏色發生了變化。那些個曾看上去自然而然的東西竟會如此荒誕不經，那些別的作者們濃墨重彩、極力鞭撻的東西原不過是浮在事物表面的一層浮土，真正令人作嘔的東西還在下面呢。

    這便是我喜歡奧威爾的原因，他從不咬牙切齒，使盡渾身解數，卻讓你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知不覺百般信任地順著他的思想去剝離這個稀奇古怪的世界。他敘述從容，決不燃燒起強烈的愛恨。也許他明白，火焰越強烈，熄滅的越快，也就越容易被時間所遺忘。

    這讓我想起俄國社會黨人被流放西伯利亞時，往往把個體的受難上升到人類生存的哲學層面，有一種深沉廣博的濟世態度，他們的文字像面臨深淵一樣令人暈旋，仿佛無時無刻不置身於深重的苦難與燦爛奪目的陽光之下。強烈的反差使人每讀一回便有感同身受的灼痛感。而我們有許多自以為是的“上等人”在忽然被拋置到底層時，既沒有奧威爾的從容，更沒有俄國思想者承托全人類痛苦的氣概，而是常在具體人和事的恩怨糾葛中耗盡激情。他們甚至會把苦難寫得更苦，或者再攙雜進一些偽飾的蜜糖，使回顧和反思永遠停留在自我把玩的自戀遊戲情境中不能自拔，更不要説各種不同時期以提倡的方式(無論官方還是民間)讓作家生活到原本不屬於的群體中，去為寫而寫了。

    應當説，奧威爾最著名的作品並不是這些回憶散文，而是政治小説《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年》。我把它們看成姊妹篇，雖手法各不相同，主題卻是漸次深入的。但它們都太尖銳了，直逼現實，使我們只顧回味其中的細節及其深刻含義，而忽視了審美評判。正像奧威爾自己所説，在他歸納的作家四種寫作動機中——顯示與眾不同，且死後留名；分享世界的美並加入到創造美的過程中去；為把歷史的真實留諸後世；為社會向自己希望的方向發展而努力——他的小説更多的是出於第四種動機，而他的散文則可能是第一、二種的混合。顯然，他的意圖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實現，因而他才被推上形容詞的階梯，並永遠陳列在相當靠前的位置上。

    (《奧威爾文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奧威爾經典文集》，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中國經濟時報 2001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