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種以文字寫作為生的職業應運而生,這就是自由撰稿人。顧名思義,自由撰稿人是自由的文字工作者,以自由人的身份賣文為生。但是,是不是進入這個角色的人從此自由了呢?要弄清這個問題,不能不把自由和撰稿人分開來談。首先,什麼是自由?脫離了單位故然是自由,但那不過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心靈上的自由,於是,寫作不得不重新面對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寫作?對此,《我的自由選擇》和《我願意這樣生活》兩本書對此問題做出了回答。
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在許多作家那裏並不是問題,對他們來説,寫作是牟取功名最有利的手段。然而,當一個人戴上作家的桂冠的時候,他能否當之無愧?也就是説,他通過寫作得到的名與利,是否創造了同等的價值?刁斗在《自由在我》一文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同樣是用文學寫作這種行為填裝生命“籮筐”的人,你往“籮筐”裏裝什麼?是誠實地書寫,還是欺世的謊言?他把前蘇聯的作家和中國作家做了一番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在前蘇聯,有一批業已成名的作家,像布爾加科夫、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等,寧可在生命的“籮筐”裏堆滿痛苦與災難,也要發出與自己的生存信條和藝術準則無有牛氐牾的聲音;而在中國,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們的“籮筐”裏,卻很難找到什麼體面的東西。刁斗繼而寫道,想幹什麼就能幹成什麼不一定自由,但不想幹什麼就可以不幹什麼則肯定是自由的。在不同寫作的比較中,他看到了自由的寫作是誠實的寫作,誠實的寫作應是問心無愧的,而有些以作家自居的人,是不是往自己的“籮筐”裏裝了自由精神所創造的有價值的作品?他們回避了什麼逢迎了什麼?回避和逢迎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與自由精神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不為功名所左右,是心靈的自由表達,而後者,是想在寫作中求得社會承認的作家身份。
自由,並不僅僅意味著人身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比起人身的自由來,才是自由一詞的真諦。然而,做一個自由撰稿人,不但要面對精神自由的問題,還要面對經濟的問題,畢竟,沒人不能不為“稻糧謀”,人要生存,不能不吃飯,不能不穿衣,為此,他不能不成為一個撰稿人。王小波在《我為什麼要寫作》一文中,提出了“反熵”理論,所謂“反熵”,按他的説法就是趨害避利,與市場經濟的趨利避害原則相悖。為了寫作,王小波從處於經商熱中的美國回來了,還辭去了在大學教書的差事,專心寫作,他為了什麼?就為了成為自由撰稿人——不但撰稿,還要自由,包括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因為他認為:“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個反熵過程。”所以,他成為自由撰稿人。
做一個自由撰稿人,看似容易,做起來很難,他所面臨的就是兩難的選擇:既要自由表達,又要為“稻糧謀”,在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時代,一個自由撰稿人不能不面對困難的局面。有一些人,回避了自由的問題,一門心思賺錢,他們美其名曰自由撰稿人,其實不過是撰稿人而已,從本質上説,是不能以“自由”相稱的。
自由撰稿人和作家比起來,似乎在寫作領域裏還不太夠“格”,容易被人瞧不起。作家們時常趾高氣昂,表現出不屑來,由於功成名就,靠稿費和版稅完全可以維持生計,自然要高高在上。然而,作家們儘管解決了經濟問題,但是,有哪個作家敢拍著胸脯説,他創造了由自由精神而來的不朽作品?且不論朽與不朽,他能做到誠實的寫作嗎?他能問心無愧地説沒有欺世盜名嗎?一個解決了經濟問題的作家,不一定解決了自由的問題,有時候,自由問題會妨礙經濟問題的解決,當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為了良知,他能把自由的問題放在首位嗎?他能為了心靈表達的自由,也像前蘇聯的那些作家,寧願往自己生命的“籮筐”裏裝痛苦與災難嗎?如果他能做到這些,他才能説自己高出自由撰稿人一等,他既解決了自由的問題也解決了經濟的問題。但是,又有哪個作家敢説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而所謂作家的身份,其實是可以隨便印製的名片———愛怎麼印就怎麼印,在他還沒有創造出由自由精神而來的不朽作品之前,他和撰稿人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只是名稱,可是,名稱又能説明什麼呢?
王小波用他特立獨行的做法,抹去了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界限,由於他勇敢地面對自由的問題,他同時具有作家和自由撰稿人兩個頭銜,然而,人們看重他的並不是他的頭銜,而是他自由的心靈。大概,這也是中國作家和自由撰稿人都不能不面對的,那不是名與利,而是自由的精神。
中國婦女報 2001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