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種以文字寫作為生的職業應運而生，這就是自由撰稿人。顧名思義，自由撰稿人是自由的文字工作者，以自由人的身份賣文為生。但是，是不是進入這個角色的人從此自由了呢？要弄清這個問題，不能不把自由和撰稿人分開來談。首先，什麼是自由？脫離了單位故然是自由，但那不過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心靈上的自由，於是，寫作不得不重新面對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寫作？對此，《我的自由選擇》和《我願意這樣生活》兩本書對此問題做出了回答。

    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在許多作家那裏並不是問題，對他們來説，寫作是牟取功名最有利的手段。然而，當一個人戴上作家的桂冠的時候，他能否當之無愧？也就是説，他通過寫作得到的名與利，是否創造了同等的價值？刁斗在《自由在我》一文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同樣是用文學寫作這種行為填裝生命“籮筐”的人，你往“籮筐”裏裝什麼？是誠實地書寫，還是欺世的謊言？他把前蘇聯的作家和中國作家做了一番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在前蘇聯，有一批業已成名的作家，像布爾加科夫、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等，寧可在生命的“籮筐”裏堆滿痛苦與災難，也要發出與自己的生存信條和藝術準則無有牛氐牾的聲音；而在中國，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們的“籮筐”裏，卻很難找到什麼體面的東西。刁斗繼而寫道，想幹什麼就能幹成什麼不一定自由，但不想幹什麼就可以不幹什麼則肯定是自由的。在不同寫作的比較中，他看到了自由的寫作是誠實的寫作，誠實的寫作應是問心無愧的，而有些以作家自居的人，是不是往自己的“籮筐”裏裝了自由精神所創造的有價值的作品？他們回避了什麼逢迎了什麼？回避和逢迎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與自由精神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不為功名所左右，是心靈的自由表達，而後者，是想在寫作中求得社會承認的作家身份。

    自由，並不僅僅意味著人身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比起人身的自由來，才是自由一詞的真諦。然而，做一個自由撰稿人，不但要面對精神自由的問題，還要面對經濟的問題，畢竟，沒人不能不為“稻糧謀”，人要生存，不能不吃飯，不能不穿衣，為此，他不能不成為一個撰稿人。王小波在《我為什麼要寫作》一文中，提出了“反熵”理論，所謂“反熵”，按他的説法就是趨害避利，與市場經濟的趨利避害原則相悖。為了寫作，王小波從處於經商熱中的美國回來了，還辭去了在大學教書的差事，專心寫作，他為了什麼？就為了成為自由撰稿人——不但撰稿，還要自由，包括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因為他認為：“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個反熵過程。”所以，他成為自由撰稿人。

    做一個自由撰稿人，看似容易，做起來很難，他所面臨的就是兩難的選擇：既要自由表達，又要為“稻糧謀”，在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時代，一個自由撰稿人不能不面對困難的局面。有一些人，回避了自由的問題，一門心思賺錢，他們美其名曰自由撰稿人，其實不過是撰稿人而已，從本質上説，是不能以“自由”相稱的。

    自由撰稿人和作家比起來，似乎在寫作領域裏還不太夠“格”，容易被人瞧不起。作家們時常趾高氣昂，表現出不屑來，由於功成名就，靠稿費和版稅完全可以維持生計，自然要高高在上。然而，作家們儘管解決了經濟問題，但是，有哪個作家敢拍著胸脯説，他創造了由自由精神而來的不朽作品？且不論朽與不朽，他能做到誠實的寫作嗎？他能問心無愧地説沒有欺世盜名嗎？一個解決了經濟問題的作家，不一定解決了自由的問題，有時候，自由問題會妨礙經濟問題的解決，當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為了良知，他能把自由的問題放在首位嗎？他能為了心靈表達的自由，也像前蘇聯的那些作家，寧願往自己生命的“籮筐”裏裝痛苦與災難嗎？如果他能做到這些，他才能説自己高出自由撰稿人一等，他既解決了自由的問題也解決了經濟的問題。但是，又有哪個作家敢説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而所謂作家的身份，其實是可以隨便印製的名片———愛怎麼印就怎麼印，在他還沒有創造出由自由精神而來的不朽作品之前，他和撰稿人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只是名稱，可是，名稱又能説明什麼呢？

    王小波用他特立獨行的做法，抹去了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界限，由於他勇敢地面對自由的問題，他同時具有作家和自由撰稿人兩個頭銜，然而，人們看重他的並不是他的頭銜，而是他自由的心靈。大概，這也是中國作家和自由撰稿人都不能不面對的，那不是名與利，而是自由的精神。

    中國婦女報 2001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