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六七年前，一本現在看來編得並不好的《馬爾羅研究》面世，我由此開始接觸馬爾羅。我説“編得並不好”，因為其中幾篇小説都是節譯，這種做法最不可取——當然也情有可原，那時他的作品還沒怎麼譯介到中國來呢。以後《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的狀況》都出版了，末一種甚至有三個譯本，然而馬爾羅在中國，好像始終沒有産生類似薩特、加繆、莫裏亞克和“新小説派”那樣的反響。他素以描寫中國革命知名，自己仿佛也曾參與其中，還是重要角色；西方人長期對此確信無疑，把他的作品看作親身經歷的記錄。例如米歇爾萊蒙著《法國現代小説史》就説：“對於馬爾羅來説，文學乃是以他的生活感受為基礎的。他之所以寫出了《征服者》或《人的狀況》，那是因為他參加過亞洲的革命運動。”然而對於上述題材的供給一方——中國和中國人——來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在我們眼中，此人總有蒙事兒之嫌。而且又寫的政治事件，不僅胡編不得，這種作品本身品位就不高。大家多半把它們看作不無失實之處的政治小説了。

    現在馬爾羅的《反回憶錄》又翻譯出版了。在這裡我們遇到從前在《征服者》和《人的狀況》中遇到過的老問題——怎麼能相信他寫的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呢。別的不説，至少1965年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就頗為可疑（他們的確見過面，但只持續三十分鐘，雙方泛泛交換了些外交辭令）。這本書的確才華橫溢，豐富多彩，然而要想從中找到足夠的真實（以馬爾羅的傳奇經歷，顯然可以提供不少鮮為人知的情況），大概難免失望。我們看到一個一以貫之的馬爾羅，要麼他有意造假，要麼他對真實有自己的想法。

    莫洛亞在《安德烈馬爾羅》一文中説：“他在某一場合曾説過，惟有回憶錄才是值得一寫的書。”馬爾羅以後的確寫了一部“值得一寫”的書（據利奧塔《馬爾羅傳》記載，《反回憶錄》出版前，他曾宣稱：“我要向他們表明，我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然而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回憶錄。這不光是指書中所涉及的時間被重新組合，首先與通常回憶錄的對應物就根本不同。馬爾羅説：“文學中還有一個領域，批評界還沒有把這個領域分離出來，因為批評界將這個領域與回憶錄混為一談，這就是敘述其作者所做的事情的書。不，是感覺到的事情。因為回憶錄往往是人的感情的再現。”他無意甚至不屑于記錄真實；在他看來，有比這更重要或更真實的東西。他説：“我把這本書稱為《反回憶錄》，因為它回答了一個回憶錄不談的問題，而不回答那些回憶錄論述的問題；還因為讀者在書中可以看到一個經常陷於悲劇的人物，像打暗處走過的貓那樣黏糊、圓滑的人物，一個我無意中揚名的冒失鬼。”然而就是這個出現在他筆下的他，也只是歷史中一些淩亂的投影而已。也許讀《反回憶錄》同時要讀兩本書，一本是二十世紀法國史，一本是老實寫法的馬爾羅傳；然而對於曾經是這段歷史上一位英雄的馬爾羅來説，他有充分自信認為我們對這些早已耳熟能詳。不過重要的不是他沒寫什麼，而是他寫了什麼。

    我們習慣於把傳記分為真實與虛構兩種，後者實際上根本不是傳記。這裡惟一的尺度是真實。然而世界上有樣東西並不在這一范圍之內，就是思想。思想是另外一種真實。馬爾羅並不關心這個世界什麼樣子，他關心這個世界本質如何；在他看來，世界的本質是思想。他雖然是歷史中的一個身體力行者，最終卻是以心靈和想像去觸及歷史的。所以在他筆下，歷史不是記憶，是呈現。這也可以説是創造，他因此仍不失一個文學家的本色；然而不同於一般創造者，在於有著旨在揭示歷史本質的明確指向。

    J貝爾沙尼等在《法國現代文學史》中説：“初看上去，《反回憶錄》的結構似乎混亂無章，其實它是圍繞著一些重要的，有時是蘇格拉底式，有時是莎士比亞式的談話而安排的。對於確實在馬爾羅與戴高樂將軍，與博學的尼赫魯和毛澤東之間進行的會談，這些對話不是再現它們，而是改變了它們，把它們置於永恒的方面。與他們談話，恰似與斯芬克司或諸法老談話。總是同樣的對馬爾羅繼續探索的命運與死亡的詢問。”這似乎足以解答我們前面的質疑。馬爾羅是以其經歷在歷史中尋找一種契機，從而述説自己“感覺到的東西”——那不是歷史，是哲學。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德布瓦岱弗爾在《今日法國作家》中説：“他是否拆毀過邊臺斯雷的浮雕，是否領導過中國的革命，是否發現過薩芭女王的首都，這都不重要；而且既然他肯定是目擊者，那麼他在政治事件發生時的確切位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世紀的所有轉折關頭，他都在場。”《反回憶錄》應該這麼讀法，《征服者》和《人的狀況》之類小説也應該這麼讀法，它們並不是政治小説。説來此人感悟力極強，只須看上一眼就明白了。

    馬爾羅是行為者，更是思想者；思想者馬爾羅需要歷史中的一個支點，而這要由行為者馬爾羅提供。他至少要“看上一眼”，所以這個英雄，又像是兒童。他之所以畢生對政治充滿熱情，也當作如是解釋。他説：“為什麼記述我與國家元首的談話，而不是與別人的談話呢？因為無論哪位印度朋友的談話，即便他是學識最淵博的印度教智者，都不能像尼赫魯那樣讓我深切地感受時間。”也許在這一切入點（對馬爾羅來説，正是他在歷史中找到的支點之一）上，他覺得自己得以更真切地面對歷史本質。這可以説是與歷史的一次遭遇。所以在廣州革命博物館裏，他想到的是：“就像在莫斯科一樣，展出的圖片是為了解釋革命的歷程，但更要建立一段屈從於勝利者的歷史。”而觀看《東方紅》時，想到的是：“現在表現的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但沒有反映它所遇到的艱難險阻。”馬爾羅無疑是以歷史的知情人（就本質意義而言）自居，他雖然拒絕記錄真實，卻能洞徹真實。

    然而離開本質的層次，我們很難相信馬爾羅永遠能夠洞徹一切。他似乎一生都糾纏在兩個情結之中，一個是“英雄”，一個是“東方”。就前一點而言，歷史本身顯然比他更高明；就後一點而言，他很可能與許多西方人一樣，把一個本來屬於地理的概念誤解成了文化概念。正因為如此，《反回憶錄》中不無玄虛然而未必深刻之處。“英雄”也好，“東方”也好，並不是通往本質之路，至少不比馬爾羅自己的切身體驗更重要。

    利奧塔談到《反回憶錄》時説：“書的內容並不是馬爾羅的生平，而是‘馬爾羅生命’。這並不是‘叫這個名字的人’的傳記，而是表示生命的單數名詞，對一切生命來説都是一個內在的謎，這本書就從其中逸出而不自知。”這裡生命也就是思想，然而馬爾羅是通過生命達到思想。這個生命所體驗的是人類最根本的體驗。書中多次寫到死亡——他自己面對的死亡，以及家人、戰友、其他人，乃至整個人類面對的死亡，那一刻馬爾羅比任何時候都深刻。歷史就是人類的境遇，對人的認識就是對歷史的認識。尼讚説過：“死亡是馬爾羅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他的著作是通過認識死亡來認識生活的。”《反回憶錄》同樣是一部死亡之書。當馬爾羅説：“思考人生——面對死亡的人生——也許僅僅是深入地審視死亡。我不是説被殺這樣的死亡，因為對於那些尋常有幸表現勇敢氣概的人來説，這種死亡並不在話下；而是指那種與所有超越人力的事物一樣勢不可擋的死亡，那種與衰老甚至大地滄桑巨變（大地或以千年沉寂，或以滄桑巨變——即便由人類活動所致——的形式在揭示死亡），尤其是與不可逆轉——‘你永遠不知就裏’的事物一樣勢不可擋地死亡。面對這樣的問題，那些只與我一己相關的事情，對我來説還那麼重要嗎？”他不止是在説明他不打算寫什麼，實際上已經揭示了關鍵的一切。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