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六七年前,一本現在看來編得並不好的《馬爾羅研究》面世,我由此開始接觸馬爾羅。我説“編得並不好”,因為其中幾篇小説都是節譯,這種做法最不可取——當然也情有可原,那時他的作品還沒怎麼譯介到中國來呢。以後《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的狀況》都出版了,末一種甚至有三個譯本,然而馬爾羅在中國,好像始終沒有産生類似薩特、加繆、莫裏亞克和“新小説派”那樣的反響。他素以描寫中國革命知名,自己仿佛也曾參與其中,還是重要角色;西方人長期對此確信無疑,把他的作品看作親身經歷的記錄。例如米歇爾 萊蒙著《法國現代小説史》就説:“對於馬爾羅來説,文學乃是以他的生活感受為基礎的。他之所以寫出了《征服者》或《人的狀況》,那是因為他參加過亞洲的革命運動。”然而對於上述題材的供給一方——中國和中國人——來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在我們眼中,此人總有蒙事兒之嫌。而且又寫的政治事件,不僅胡編不得,這種作品本身品位就不高。大家多半把它們看作不無失實之處的政治小説了。
現在馬爾羅的《反回憶錄》又翻譯出版了。在這裡我們遇到從前在《征服者》和《人的狀況》中遇到過的老問題——怎麼能相信他寫的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呢。別的不説,至少1965年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就頗為可疑(他們的確見過面,但只持續三十分鐘,雙方泛泛交換了些外交辭令)。這本書的確才華橫溢,豐富多彩,然而要想從中找到足夠的真實(以馬爾羅的傳奇經歷,顯然可以提供不少鮮為人知的情況),大概難免失望。我們看到一個一以貫之的馬爾羅,要麼他有意造假,要麼他對真實有自己的想法。
莫洛亞在《安德烈 馬爾羅》一文中説:“他在某一場合曾説過,惟有回憶錄才是值得一寫的書。”馬爾羅以後的確寫了一部“值得一寫”的書(據利奧塔《馬爾羅傳》記載,《反回憶錄》出版前,他曾宣稱:“我要向他們表明,我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然而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回憶錄。這不光是指書中所涉及的時間被重新組合,首先與通常回憶錄的對應物就根本不同。馬爾羅説:“文學中還有一個領域,批評界還沒有把這個領域分離出來,因為批評界將這個領域與回憶錄混為一談,這就是敘述其作者所做的事情的書。不,是感覺到的事情。因為回憶錄往往是人的感情的再現。”他無意甚至不屑于記錄真實;在他看來,有比這更重要或更真實的東西。他説:“我把這本書稱為《反回憶錄》,因為它回答了一個回憶錄不談的問題,而不回答那些回憶錄論述的問題;還因為讀者在書中可以看到一個經常陷於悲劇的人物,像打暗處走過的貓那樣黏糊、圓滑的人物,一個我無意中揚名的冒失鬼。”然而就是這個出現在他筆下的他,也只是歷史中一些淩亂的投影而已。也許讀《反回憶錄》同時要讀兩本書,一本是二十世紀法國史,一本是老實寫法的馬爾羅傳;然而對於曾經是這段歷史上一位英雄的馬爾羅來説,他有充分自信認為我們對這些早已耳熟能詳。不過重要的不是他沒寫什麼,而是他寫了什麼。
我們習慣於把傳記分為真實與虛構兩種,後者實際上根本不是傳記。這裡惟一的尺度是真實。然而世界上有樣東西並不在這一范圍之內,就是思想。思想是另外一種真實。馬爾羅並不關心這個世界什麼樣子,他關心這個世界本質如何;在他看來,世界的本質是思想。他雖然是歷史中的一個身體力行者,最終卻是以心靈和想像去觸及歷史的。所以在他筆下,歷史不是記憶,是呈現。這也可以説是創造,他因此仍不失一個文學家的本色;然而不同於一般創造者,在於有著旨在揭示歷史本質的明確指向。
J 貝爾沙尼等在《法國現代文學史》中説:“初看上去,《反回憶錄》的結構似乎混亂無章,其實它是圍繞著一些重要的,有時是蘇格拉底式,有時是莎士比亞式的談話而安排的。對於確實在馬爾羅與戴高樂將軍,與博學的尼赫魯和毛澤東之間進行的會談,這些對話不是再現它們,而是改變了它們,把它們置於永恒的方面。與他們談話,恰似與斯芬克司或諸法老談話。總是同樣的對馬爾羅繼續探索的命運與死亡的詢問。”這似乎足以解答我們前面的質疑。馬爾羅是以其經歷在歷史中尋找一種契機,從而述説自己“感覺到的東西”——那不是歷史,是哲學。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德 布瓦岱弗爾在《今日法國作家》中説:“他是否拆毀過邊臺 斯雷的浮雕,是否領導過中國的革命,是否發現過薩芭女王的首都,這都不重要;而且既然他肯定是目擊者,那麼他在政治事件發生時的確切位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世紀的所有轉折關頭,他都在場。”《反回憶錄》應該這麼讀法,《征服者》和《人的狀況》之類小説也應該這麼讀法,它們並不是政治小説。説來此人感悟力極強,只須看上一眼就明白了。
馬爾羅是行為者,更是思想者;思想者馬爾羅需要歷史中的一個支點,而這要由行為者馬爾羅提供。他至少要“看上一眼”,所以這個英雄,又像是兒童。他之所以畢生對政治充滿熱情,也當作如是解釋。他説:“為什麼記述我與國家元首的談話,而不是與別人的談話呢?因為無論哪位印度朋友的談話,即便他是學識最淵博的印度教智者,都不能像尼赫魯那樣讓我深切地感受時間。”也許在這一切入點(對馬爾羅來説,正是他在歷史中找到的支點之一)上,他覺得自己得以更真切地面對歷史本質。這可以説是與歷史的一次遭遇。所以在廣州革命博物館裏,他想到的是:“就像在莫斯科一樣,展出的圖片是為了解釋革命的歷程,但更要建立一段屈從於勝利者的歷史。”而觀看《東方紅》時,想到的是:“現在表現的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但沒有反映它所遇到的艱難險阻。”馬爾羅無疑是以歷史的知情人(就本質意義而言)自居,他雖然拒絕記錄真實,卻能洞徹真實。
然而離開本質的層次,我們很難相信馬爾羅永遠能夠洞徹一切。他似乎一生都糾纏在兩個情結之中,一個是“英雄”,一個是“東方”。就前一點而言,歷史本身顯然比他更高明;就後一點而言,他很可能與許多西方人一樣,把一個本來屬於地理的概念誤解成了文化概念。正因為如此,《反回憶錄》中不無玄虛然而未必深刻之處。“英雄”也好,“東方”也好,並不是通往本質之路,至少不比馬爾羅自己的切身體驗更重要。
利奧塔談到《反回憶錄》時説:“書的內容並不是馬爾羅的生平,而是‘馬爾羅生命’。這並不是‘叫這個名字的人’的傳記,而是表示生命的單數名詞,對一切生命來説都是一個內在的謎,這本書就從其中逸出而不自知。”這裡生命也就是思想,然而馬爾羅是通過生命達到思想。這個生命所體驗的是人類最根本的體驗。書中多次寫到死亡——他自己面對的死亡,以及家人、戰友、其他人,乃至整個人類面對的死亡,那一刻馬爾羅比任何時候都深刻。歷史就是人類的境遇,對人的認識就是對歷史的認識。尼讚説過:“死亡是馬爾羅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他的著作是通過認識死亡來認識生活的。”《反回憶錄》同樣是一部死亡之書。當馬爾羅説:“思考人生——面對死亡的人生——也許僅僅是深入地審視死亡。我不是説被殺這樣的死亡,因為對於那些尋常有幸表現勇敢氣概的人來説,這種死亡並不在話下;而是指那種與所有超越人力的事物一樣勢不可擋的死亡,那種與衰老甚至大地滄桑巨變(大地或以千年沉寂,或以滄桑巨變——即便由人類活動所致——的形式在揭示死亡),尤其是與不可逆轉——‘你永遠不知就裏’的事物一樣勢不可擋地死亡。面對這樣的問題,那些只與我一己相關的事情,對我來説還那麼重要嗎?”他不止是在説明他不打算寫什麼,實際上已經揭示了關鍵的一切。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