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1931年生於斯德哥爾摩，父親是編輯。1956年獲學士學位，心理學家。1957－1960年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心理學系任職，1980－1990年開始在韋斯特羅斯勞動力市場心理諮詢部工作。瑞典很少有職業作家，托馬斯也不例外，他的真正職業是心理學家，然而他卻成了瑞典當代最著名的詩人之一。1956年獲《人民畫刊》詩歌獎，1958年獲得《晚報》文學獎，1966年獲謝爾格倫獎和彼特拉爾卡獎，1982年獲促進文學事業發展獎，此外他還獲得過日本飛行員獎。托馬斯是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詩人，他的作品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美國當代詩人羅伯特布萊就是他的作品的英譯者之一。我國的一些期刊在80年代中葉開始發表他的作品。1985年4月詩人來中國訪問，並參加北京外國語學院舉辦的“瑞典詩歌座談會”；今年三月十日托馬斯攜夫人再次訪華，並出席由旅居瑞典的青年詩人李笠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全集》中文版首發式和研討會。

    托馬斯16歲時開始接觸法國和瑞典40年代詩人的現代主義詩歌，並進行創作嘗試。同時他也閱讀希恩葉爾姆、瓦林和泰格納爾等瑞典詩人的經典作品，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融合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和印象主義諸流派同時兼有瑞典傳統抒情詩特徵的新風格。1954年他出版的處女作《17首詩》在文壇上引起轟動，被文學史作者揚斯坦奎斯特稱之為“一鳴驚人和絕無僅有的突破”。1958年他的第二部詩集《途中的秘密》問世，同樣受到好評。這兩本很薄的詩集奠定了托馬斯在50年代青年詩壇上的地位。這些植根于生活直接感受的詩，形式新穎，富於啟示性，受到同代人的歡迎。1962年第三部詩集《半完成的天空》進一步鞏固了他在青年詩人中的地位。《快報》的一位評論家稱這部作品是“一大奇跡”，説自己願意“像一位福音傳播者拿著它沿各條大路奔跑”。然而1966年出版的第四部詩集《音色和足跡》卻在評論界和讀者中引起了爭論。老一代評論家卡爾文貝裏稱托馬斯可以超越時代，他永遠是他自己。20世紀60年代歐洲青年處於激進主義的政治潮流之中，“反越戰”風潮席捲整個歐洲，因此年輕的文學評論家批評他的詩歌“使對外部採取被動觀望的態度合法化，它肯定會使讀者對遙遠的距離與宇宙的歡樂産生嚮往，但卻以犧牲參與改革世界的一切激情為代價”。對於後來出版的《看見黑暗》（1970）、《波羅的海》（1974）、《真理的障礙》（1978）和《野蠻的廣場》（1983）部分評論家批評他對生活現實採取“一種極為幼稚和不負責的態度”。然而隨著60年代激進主義詩人在詩壇上銷聲匿跡，歐洲新一代青年在80年代傾向於政治保守主義，托馬斯成了當時詩壇上最耀眼的明星，同時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人們不難看到，托馬斯的題材更加廣泛，除了對存在進行思索以外，他更加關注整個人類的命運，如《為死者和生者》（1989）和《悲哀貢多拉》（1996）。

    托馬斯詩歌的最大魅力是新。他不斷求新，不斷發現創作的新道路。他在一次與記者談話中説，瑞典詩人“不要成為自己的學舌者”，“那些很快形成個人風格的作家也很容易抱殘守缺”。他強調，要寫一些新東西，就必須放棄一些舊東西，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詩人每一次寫詩都應該創新。“求新不應該是讀者的第一要求，而應該是作者的第一要求”“詩人創作的過程應該是不斷擺脫自己過去的過程”。

    瑞典著名詩人、瑞典文學院院士謝爾埃斯普馬克把托馬斯稱之為“緩慢變化中的宇宙”，“試圖解釋靈魂”。詩的宇宙肯定不能一目了然並系統地描繪出來。嚴格地説靈魂是不能解釋的，但是當人們仔細閱讀他的作品時，也會發現他的詩歌與現實有著一種內在的和諧關係，它們像一個樂隊裏兩種樂器的演奏者。謝爾埃斯普馬克告誡讀者不要把他的詩歌當作他的“自傳”或者當作“現實的愛情史”。托馬斯把自己耳聞目睹的一切——風、雨、日、月、天、地——與文學和哲學的推動力以及社會經驗加以熔化，然後鑄成一種獨立的整體——詩歌。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