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 特朗斯特羅姆1931年生於斯德哥爾摩,父親是編輯。1956年獲學士學位,心理學家。1957-1960年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心理學系任職,1980-1990年開始在韋斯特羅斯勞動力市場心理諮詢部工作。瑞典很少有職業作家,托馬斯也不例外,他的真正職業是心理學家,然而他卻成了瑞典當代最著名的詩人之一。1956年獲《人民畫刊》詩歌獎,1958年獲得《晚報》文學獎,1966年獲謝爾格倫獎和彼特拉爾卡獎,1982年獲促進文學事業發展獎,此外他還獲得過日本飛行員獎。托馬斯是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詩人,他的作品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美國當代詩人羅伯特 布萊就是他的作品的英譯者之一。我國的一些期刊在80年代中葉開始發表他的作品。1985年4月詩人來中國訪問,並參加北京外國語學院舉辦的“瑞典詩歌座談會”;今年三月十日托馬斯攜夫人再次訪華,並出席由旅居瑞典的青年詩人李笠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全集》中文版首發式和研討會。
托馬斯16歲時開始接觸法國和瑞典40年代詩人的現代主義詩歌,並進行創作嘗試。同時他也閱讀希恩葉爾姆、瓦林和泰格納爾等瑞典詩人的經典作品,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融合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和印象主義諸流派同時兼有瑞典傳統抒情詩特徵的新風格。1954年他出版的處女作《17首詩》在文壇上引起轟動,被文學史作者揚 斯坦奎斯特稱之為“一鳴驚人和絕無僅有的突破”。1958年他的第二部詩集《途中的秘密》問世,同樣受到好評。這兩本很薄的詩集奠定了托馬斯在50年代青年詩壇上的地位。這些植根于生活直接感受的詩,形式新穎,富於啟示性,受到同代人的歡迎。1962年第三部詩集《半完成的天空》進一步鞏固了他在青年詩人中的地位。《快報》的一位評論家稱這部作品是“一大奇跡”,説自己願意“像一位福音傳播者拿著它沿各條大路奔跑”。然而1966年出版的第四部詩集《音色和足跡》卻在評論界和讀者中引起了爭論。老一代評論家卡爾 文貝裏稱托馬斯可以超越時代,他永遠是他自己。20世紀60年代歐洲青年處於激進主義的政治潮流之中,“反越戰”風潮席捲整個歐洲,因此年輕的文學評論家批評他的詩歌“使對外部採取被動觀望的態度合法化,它肯定會使讀者對遙遠的距離與宇宙的歡樂産生嚮往,但卻以犧牲參與改革世界的一切激情為代價”。對於後來出版的《看見黑暗》(1970)、《波羅的海》(1974)、《真理的障礙》(1978)和《野蠻的廣場》(1983)部分評論家批評他對生活現實採取“一種極為幼稚和不負責的態度”。然而隨著60年代激進主義詩人在詩壇上銷聲匿跡,歐洲新一代青年在80年代傾向於政治保守主義,托馬斯成了當時詩壇上最耀眼的明星,同時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人們不難看到,托馬斯的題材更加廣泛,除了對存在進行思索以外,他更加關注整個人類的命運,如《為死者和生者》(1989)和《悲哀貢多拉》(1996)。
托馬斯詩歌的最大魅力是新。他不斷求新,不斷發現創作的新道路。他在一次與記者談話中説,瑞典詩人“不要成為自己的學舌者”,“那些很快形成個人風格的作家也很容易抱殘守缺”。他強調,要寫一些新東西,就必須放棄一些舊東西,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詩人每一次寫詩都應該創新。“求新不應該是讀者的第一要求,而應該是作者的第一要求”“詩人創作的過程應該是不斷擺脫自己過去的過程”。
瑞典著名詩人、瑞典文學院院士謝爾 埃斯普馬克把托馬斯稱之為“緩慢變化中的宇宙”,“試圖解釋靈魂”。詩的宇宙肯定不能一目了然並系統地描繪出來。嚴格地説靈魂是不能解釋的,但是當人們仔細閱讀他的作品時,也會發現他的詩歌與現實有著一種內在的和諧關係,它們像一個樂隊裏兩種樂器的演奏者。謝爾 埃斯普馬克告誡讀者不要把他的詩歌當作他的“自傳”或者當作“現實的愛情史”。托馬斯把自己耳聞目睹的一切——風、雨、日、月、天、地——與文學和哲學的推動力以及社會經驗加以熔化,然後鑄成一種獨立的整體——詩歌。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