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是當代華裔美國著名作家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 ston）的《女勇士》（Woman Warrior）出版25週年紀念日。美國許多媒體和社團都為這本書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湯婷婷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主講亞裔美國文學，目前受聘于斯坦福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學也充分利用這一機會，先後為她舉行了三場報告會。筆者有幸聆聽了所有的報告會，並於1月31日和2月7日先後兩次對湯婷婷教授作了5個小時的專訪。談話為英語，現翻譯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關於文學與文學批評

    崔少元博士：湯教授，非常謝謝您能抽出寶貴的時間解答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一些疑惑。首先，請允許我代表中國的讀者對《女勇士》一書出版25週年表示祝賀，感謝您為世人提供了一部反映華裔美國人生活、奮鬥和尋求文化、精神獨立的優秀作品。

    湯婷婷教授：謝謝您的祝賀。小説《女勇士》在美國國內外受到批評家和讀者如此的厚愛，的的確確有點超出我的意料。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思索為何這部作品的聲譽能持續25年。記得我在昨天晚上的講演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只可惜聽眾未能給我提供一個滿意的答案。

    崔： 《女勇士》的聲譽經久不衰的原因很多。從小説自身來講，《女勇士》將中國的神話、傳奇、歷史和個人的自傳和20世紀的美國融為一體，它涉及到中國的傳統與美國的現實的矛盾，華人與白人的衝突，女性的被壓迫與獨立，因而無論從哲學、文化學或歷史學的角度來講該小説的含義都很深刻。從文學作品閱讀、批評的環境來講，20世紀60年代以後興起的女權主義批評、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評和文化批評對閱讀理解和傳播這一小説無疑有很大的作用。而在通常情況下，《女勇士》都被視為小説的。這是否説明文學和文學批評在上一世紀末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湯： 是的，是的。20世紀下半葉，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一場裂變。繼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之後，文學已步入後現代時期。文學的定義以不再是歷史和哲學的結合，似乎更加包羅萬象。文學書寫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具體表現為情節淡化，削平深度等等。同時隨著西方新的哲學、語言學等思潮的影響，文學批評的方法論也層出不窮，各種主義令人目不暇接，甚至眩暈。文學和文學批評變化最為明顯的標誌大概就是：經典的重新界定和重新詮釋；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從游離的邊緣進入批評的中心。愛迪斯華頓、賽珍珠成了批評界關注的焦點。這種變化也同樣反映在《女勇士》上。據我所知，有關機構和人士當初為《女勇士》歸類時，確實頗費腦汁。有人認為它是小説，有人認為它是傳記——個人回憶錄……《女勇士》的書寫與傳統小説創作手法相比，的確有些不同。情節非常簡單，歷史與虛構相結合。我試圖通過不斷地提問來區分真實的與虛幻的，命名不可命名之人與物，講述不可講述之事。

    崔： 《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的序言曾寫到：“20世紀美國文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家庭史詩和種族衝突的作品大量涌現。”描寫家庭史詩的代表作家為威廉福克納，反映種族衝突的則有托尼莫尼森。我在閱讀過程中發現半自傳性的作品似乎將這兩種主題結合在一起。你的小説中反覆強調的其中一個主題就是“融合”（integration）。眾所週知，華人在同美國其他民族的融合過程中有兩大障礙——種族和性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具體地講，從美國移民歷史來看，因黃色皮膚的緣故，華人曾被視為“黃禍”（yellow peril）。華人在很長一個時期處於劣勢地位，他們被邊緣化了。你這樣寫作是否曾經受到過家人和美國主流社會的反對和干預？

    湯： 似乎沒有。20世紀後半期社會已經開始呈現出思想價值和行為價值多元化的傾向。各種哲學思潮和文學批評理論給人非常包容的感覺。另外加利福尼亞，特別是舊金山歷來就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伯克萊大學就是當年嬉皮士運動的重鎮，舊金山每年都舉行同性戀示威遊行。我的小説涉及到家庭的隱私和美國的種族歧視，但家人和美國白人並沒有給我造成一種壓力。我反映的畢竟是現實。

    歷史真實與經驗真實

    崔： 在閱讀《女勇士》時，我偶爾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該小説于1976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批評獎非虛構類（non fiction）最佳作品的榮譽。這使我想起了批評界對《女勇士》中歷史真實（historical authen ticity）和經驗真實（experimental authen ticity）的爭議，由此涉及到文學的書寫。《女勇士》主要的敘事策略是講故事（ta lk－sto ry）。在這部小説裏你將個人生活經驗和中國歷史傳説、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以及傳統與現實融合在一起從而去反映生活在美國華人精神和物質上的尋求和探索。這難免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你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華人的過去和現在？換而言之，在你這部半自傳的作品中你的所見所聞能否完完全全反映歷史的真實。勞潤馬（Lareen M ar）在《女勇士：文化的傳説和現實》一文中曾寫到：“並非所有的華裔美國讀者對《女勇士》都很稱頌。有人對書比較失望，因為它只不過是一部個人傳記，曲解了中國文化。湯婷婷未能真實、公正地反映中國文化的精髓和要旨。”你怎樣看待這種批評聲音？

    湯： 一部作品問世之後能引起人們的爭論，這就説明在關注著你。這也就是對作家的一種回報和厚愛。我十分歡迎不同的聲音，真誠期待讀者和評論家的批評，但我個人認為這本書比較全面地體現了傳統的中國文化。你知道，這本書是描寫文化融通的。在書中我試圖將兩種看起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放在一起。我不時地徘徊在傳統神話傳説與冷峻的現實之間，去尋求問題的答案。我將小時候從母親那裏所聽到的中國傳統神話與我自己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寫成這本書，旨在尋求關於生存的答案。有關經驗真實和歷史真實的問題其實涉及到我書寫的動機和策略。讓我們先來談談我的動機吧。中國神話中有一個是關於蔡文姬的。她被少數民族蠻匪綁架同他們生活了12年。後來在父親將她贖身，之後她用所學的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曲調創造了一種新詩。這個故事可以被看作美國華人的經歷。我把蔡文姬看作自己行為的榜樣。我覺得生活在美國白人、黑人等其他不同民族之間的我也可以扮演她那樣的角色。我可以用英語來為美國文學書寫美麗的故事，它們是既改變舊傳統又改變新發現的文化。

    崔： 這就是説你本身在扮演一個“女勇士”，渴望用寫作去影響和改變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誤解和排斥。記得法國批評家福科曾講過“話語”是一種霸權。你想用寫作去顛覆某種東西嗎？比方説，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奴役和壓迫。

    湯： 作為美籍華人的人，我認為寫作是一種新的權利——力量資源，一種扮演社會勇士的新方法。權利源於了解你自己（民族）的歷史；權利源於接受古老的故事和歌曲。在一個人講故事和唱歌之中，另外的人就會獲得這種力量。其實，不僅僅是書的內容，而且作為藝術的寫作對社會都有影響。作家的責任就是在自身和他人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幫助他人去了解人類的自身和社會。

    崔： 你具體的書寫策略呢？

    湯： 任何文化的傳承方式有兩種：口頭的和書寫的。前者就是神話故事和傳説——古希臘羅馬神話、羅賓漢傳奇，後者就是文字所記載的小説、詩歌和歷史記載等。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有許多神話、傳奇，有些被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來了，甚至被翻譯成不同的文字。但經過加工翻譯的東西反映的僅僅是過去，只是一些表面的資訊。很久很久以前我一直在想如何將神話同現實聯接起來，用神話傳奇對傳統和現實進行加工。

    崔： 你是説你要對神話傳奇進行再創造，去重新詮釋和解讀傳統的中國文化。你要用英語並借助自己獨特的經驗（從小聽媽媽故事）用文字的形式來記下華人的傳統和現在的奮鬥。

    湯： 是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是華裔美國作家中第一位對神話傳奇進行再創造的人。當然，既然我的小説是文學作品，它們難免就會涉及到有關虛構的問題，即情節和任務是否真實。花木蘭女扮男裝馳騁疆場是一種歷史真實，但在《女勇士》中我又增加了一些東西，比方説母親在她背上刻寫了“保家衛國”的字句，我在此將花木蘭和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背上刻字的細節肯定與中國歷史不符，但如果問一問早期的華人移民，他們都有過母親相送時要他們勿望國家、牢記家人的經歷。從這一點上來講，花木蘭所代表的美國華人的故事又是可信的。

    崔： 類似的例子在《中國人》中也可以發現。在小説中，你將“頭懸梁，錐刺股”和“秉燭夜讀”的故事移植到“我”父親身上，裏面顯然有虛構的東西。但這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華人刻苦好學的精神。

    “鬼怪”和中國文化傳統

    崔： 小説《女勇士》的副標題是“生長在怪魔之中女孩的回憶（A Girl’s Memorials Amon g the Ghosts）”。關於“怪魔”（ghost）的具體所指——文學形象，批評家和讀者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後殖民主義批評家認為它喻指的生長在美國的白人群體，女權主義批評家則將其釋義為男性統治的社會。我認為“怪魔”一詞比較包羅萬象，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它並非完全是貶義的。人們似乎有些誤讀“怪魔”。

    湯： 《女勇士》自出版以來，先後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不同的譯本對“ghost”有不同的處理。記得我曾向日文版的譯者問起這個詞的日文翻法。我記不清她用的是哪個詞，但它所指的是一種綠色的、長翅膀的怪物。這與我當初寫作時的願意是有所差別的。日語和其他語言中或許沒有十分接近的對應詞，這是文化差異的緣故。“ghost”是美國文學、文化中比較獨特的現象。它可以追溯到萬聖節和美國早期的文學。華盛頓歐文《睡谷傳奇》、納森爾霍桑《七個尖頂的房子》都採用了怪魔的文學意象。其實，歐洲的歌德式小説也離不開對鬼魔的刻畫描寫。在美國文化中，“gh ost”並不僅僅代表著邪惡、暴力，還包括滑稽、可笑……它有時給人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

    崔： 對，對。我記得在英語中，“ghost”常和“frequent”“haunt”等詞搭配使用，給人“某種東西縈繞不絕”的感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ghost”一詞是否反映了你和其他華人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我的意思是中國文化有其積極的一面，比如説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養性。這種文化使飄泊異鄉的華人夢魂縈繞，令人想家。

    湯： 中國文化博大幽深，有許多閃亮燦爛的東西。華人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從修鐵路、搞建築開始，第三代、第四代開始步入教育、科技界和政界。加州矽谷華人卓越的表現，駱家輝連任華盛頓州長和趙小蘭入主小布希內閣出任勞工部部長，這些華人所取得的成功都體現著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吃苦耐勞、勤奮節儉，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分不開。

    崔： 我在閱讀《女勇士》時有一種感覺，你對中國文化傳統持的是一種辨證的觀點。對它，你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小説中的“我”對舌頭割禮就感到十分恐懼和痛恨。“ghost的雙重含義就體現了你的這種態度。我的理解對嗎？

    湯： 自《女勇士》問世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我這部小説是反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為我展示和批判了中國文化某些醜陋的東西。客觀地講中國文化傳統中是有些消極的東西，特別是對女性的壓抑和奴役。今天我們如果從女權主義的觀點去審視幾百、幾千年前的一些文化現象，諸如夫為妻綱，子為母綱，我們就不難發現有許多東西將女性置於邊緣化和被壓迫的地位。這難道不是反人性的？中國有句名言：言多必失，禍從口出。為此，為了避免事端，往日家人常常要給小女孩做手術，將舌頭前端的某一部分割掉。這種割禮對女性的心理和肉體上的傷害是巨大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心靈創傷像惡魔（ghost）一樣籠罩著那些無辜的受害者。

    崔： 記得小説中的“我”因為聽了母親所講述的這方面故事而時常偷偷照著鏡子檢查自己的舌頭是否要比別人的短。“我”同時因受到“言多必失”傳統的影響而在學校表現的沉默寡言，拒絕同別的學生交往。

    湯： 當初我刻畫描寫這種現象時，自覺和不自覺地想去探討一下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如何對待和取捨傳統的中國文化。

    崔： 這實際上也涉及到兩種文化的互動問題。是頑固地堅守中國文化？是全面接受美國文化？還是將兩種文化相互融合，取長補短？借用你昨天晚上講演中的話，在《女勇士》中你試圖將傳統的中國神話同你自己的生活經驗相結合起來，從而去尋求人類生存的真理，即文化融通（integratio n）的策略。

    湯： 英語中有句諺語叫：“打開你的行李，開始新的生活。”（Unpack your luggage and begin your new life）。這個諺語的啟示就是告訴人們要輕裝上陣，丟棄一些沉重的東西。華人踏上美國國土之後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儘快從物質、精神和文化上去適應新的環境，先站住腳，然後去開拓自己的新天地。作為一位拓荒者，他的肉體活動在美國的土地上，但精神卻遊移在美國文化和傳統的中國文化之間。面對兩種文化，他能做的只有兩樣取和舍。

    崔： 就人類的生活實踐來看，相對而言，取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而捨棄卻是非常痛苦的。它需要篩選、勇氣和決心。我這十幾年來搬過三次家，每次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要決定該扔掉哪些東西。我每搬完一次家，就會添置些新東西，諸如傢具、衣服和書籍，而下次搬家時因為新空間的限制就必須丟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雖無多大的實用價值，但我當初畢竟花了錢和心血才得到它們。扔掉它們實在於心不忍。何況是曾經供給乳汁的一種文化？

    湯： 但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消極的東西必須扔掉，否則就無法輕裝上陣。

    崔： 這可能就是“ghost”的另外一層涵義，你用它作副標題的用意所在。在處理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我想大多數人都贊同你“揚棄”的觀點。好的東西一定要繼承，但不合適宜的東西要剔除。文化傳統正如中國作家張潔所比喻的那樣是一種沉重的翅膀。好了，我們就談到這裡。謝謝您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的採訪。我代表中國的讀者祝福你身體健康，佳作不斷。

    湯： 謝謝你的祝福，問中國讀者好！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