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邀請，以津島佑子為團長的日本女作家代表團將於9月中旬訪華，和中國女作家一道舉行學術研討會。此次活動的發起人之一、日本著名評論家川村湊先生最近來到北京，為會議做前期準備工作。記者有幸採訪了川村湊先生。以下是這次訪談的部分內容（簡稱川村和記者）：

    女作家創造了日本文學的特質

    記者：日本文學史顯示，日本有著女性文學的傳統。日本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經典作品《源氏物語》，就是由一個叫紫氏部的女子創作的。而與其同時代的清少納言，則創作了具有日本文學特徵的《枕草子》。同樣，當代日本文學似乎女性文學要比男性的文學更為引人注目。如果説，平安時代的日本婦女肩負起了一個時代的文學重任，那麼今天的日本女作家在日本文壇異常活躍這一現象，是否意味著她們正創造著日本文學史上第二個女性文學的高潮呢？

    川村：貴報曾對加藤週一先生進行過採訪，他是我國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對女性文學了解得更清楚。所謂日本文學的正統是什麼？從中國流傳過來的文學就是正統，即用漢語進行表述的漢詩、漢文是正統，從平安時代一直流傳到江戶時代，又一直流傳到明治時代，寫漢詩，寫漢文，這才是日本正宗的東西。而紫氏部和清少納言創作的《源氏物語》和《枕草子》只是一種支流，是不被重視的、供女人消遣的一種讀物。人們不認為它們有多大文學價值，因為它們不是用漢語進行創作的。到了明治時代，夏目漱石等作家和學者還是用漢詩進行創作，並以此為榮，以表示一種正統性。不過這種情況在此前的江戶時代末期已經開始有了變化。有個學者叫本居宣長（1730—1801），他認為應該重新評價紫氏部和清少納言在文學史上的功績，要給她們重新定位，比如最具日本文學特質的“物哀”和“幽玄”，這種精神就是由平安時代的女作家開創的。這樣一來，女性文學本來在最下面，結果被提到了最上面，成為最具日本文學特色的東西了。

    剛才您説到，紫氏部開創了日本女性文學的時代，現在的日本女作家把這個傳統繼承下來，形成了第二個女性文學的高潮。我同意您的第一個觀點，即紫氏部開創了日本女性文學的時代。但在兩者之間，在明治時代的初期，還有口一葉等女作家和女詩人，她們也是非常活躍的，也形成了一個高潮。我本人認為，日本文學史上有三個時期女作家顯得比較活躍，其中就包括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

    這裡有一個對比，男性總是在捍衛傳統的語言，他們對不斷變化的語言有一種抵抗感。比如貴族們，為了顯示傳統和淵源，他們寧可保衛既有的語言，不管這個語言是多麼落伍。而女性對語言的適應力則非常之強，她們不但很快適應了這種新的語言的變化，還從這種變化中産生出一種十分微妙的新的語言。這是男女之間的差異，也是日本女性文學發達的因素之一。

    反叛傳統的家族制和家庭制

    記者：在現代日本社會中，“家庭觀”和“家族觀”正在發生劇烈變化。日本女作家在她們的作品中大量涉及了“家族制的崩潰”和“家庭制的解體”這一主題，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川村：剛才我們談到了語言的變化，與語言的變化同時産生的是社會的變化、家庭的變化、家族的變化，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傳統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內。男人們只將家庭視為可隨時進出的旅館。這種結構對於男性來説是一種有利的結構，因此他們需要這种家庭結構的存在。這種情況在“私小説”裏表現得比較多：男的在家裏覺得不痛快了，便跑出去，回來時妻子仍在等待著他的歸來。現在的情況同明治時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男人到外面去實現自我價值，女人已經不願意做那種無盡的相夫教子的事了，這個家就沒人守護了。因此家庭、家族也就只能走向解體。當然，男性是比較反對這種趨勢的。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女性越來越多地走向社會，日本社會的家族、家庭、家的解體這一過程就越來越快，程度也會越來越深。

    今年9月即將訪華的女作家裏有個叫津島佑子的，她的父親是日本很有名的作家太宰治。他有自己的妻子，還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可他卻不顧自己的家庭跑到外面去，和別的女人在一起同居，最後與那個女人殉情而死。

    當年，津島佑子的父親太宰治寧可犧牲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也要把自己的文學創作搞下去。現在的時代已經變了，這種情況也完全顛倒過來。剛才説的津島佑子只是説我不需要丈夫，自己一個人帶著孩子也一樣能夠生活下去，我既不願意犧牲別人，也不願意被別人所犧牲，我只搞我自己的就行了。這是津島佑子她們那一代人的想法。那麼現在更年輕的女作家就不這麼想了。她們中有的人完全將男性置於一種從屬的地位，丈夫或同居者就像是一個為她服務的傭人，生活方式就像傳統的男作家一樣。明治時代的男作家太宰治寧願犧牲家庭和妻小，我現在把家庭和丈夫犧牲掉也無所謂，只要把自己的創作進行下去就行了。

    柳美裏就是一種新的類型。她寫了一部很有名的小説，叫《家庭電影》，小説寫的是她本人的經歷：家庭解體後為了拍一部電影，又把家庭成員召集到一起來，在電影鏡頭面前裝出一同生活的樣子，戲拍完了，大家又各走各的路，家庭於是又解體了。她寫了一種慾望，希望解體的家庭重新聚攏在一塊，在《家庭電影》中，她的這個願望肯定是失敗了，是不成功的。她現在又通過組成一個新的家庭來實現這個願望。她生了一個孩子，按理應該是和孩子的生父生活在一塊，但她把孩子的生父拋在一旁不予搭理，卻另找了一個男人來做這孩子的父親，儘管那男人與孩子沒有任何血緣關係。這就説明她在組闔家庭時並沒有以血緣關係為依據，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柳美裏的這種想法在她的作品《命》、《魂》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這不僅是柳美裏個人的一種想法，在很多青年女作家中也得到了共鳴。這恐怕也是將來日本青年女性選擇的一種方向。

    利用“私小説”進行另一種實驗

    記者：剛才您談到了柳美裏，我們知道她的小説《遊弋在石頭上的魚》被控“侵犯隱私”，最近東京高院維持一審判決，結果是柳美裏敗訴。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作家應該怎樣把握創作素材和個人隱私的關係，您是否認為寫小説的自由是有限的？

    川村：柳美裏的《遊弋在石頭上的魚》確實牽涉到了隱私權，被法院判處敗訴。但柳美裏的小説具有“私小説”的特質。日本的“私小説”是內心的表露，把自己認為內心比較醜的、惡的、不好的東西告白出來、表述出來，暴露給別人看，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本人的內心世界和境況，涉及親友的境況。最初，人們覺得能夠被寫入小説之中並被閱讀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自己被人們所關注畢竟是一件挺好的事。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社會進步了，有的人願意別人寫自己，也有人不願意被作家寫出來，尤其是現在，人們知道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像柳美裏在作品中提及的南韓朋友，就不願意別人對她進行表述，結果就控告柳“侵犯隱私權”。作家過去一直認為自己有一種特權，那就是創作的自由。可是現在這個創作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你不能藉口創作自由，就拿這個特權來影響別人，因為文學畢竟不能獨立於社會而存在。因此，創作自由和社會因素，這兩者需要取得平衡，這是作家需要思考的問題。

    記者：柳美裏、津島佑子、笙野賴子等人在作品中融入大量的個人生活經歷和體驗，您是否認為她們在繼承日本“私小説”的傳統方面比男作家做得更為出色？

    川村：我不能説柳美裏、津島佑子這些日本女作家百分之百地繼承了日本“私小説”的傳統。“私小説”是表述內心真實感受的一種獨特體裁。這種表述經常涉及作者本人、親戚和家人。可是柳美裏的小説已經不完全是這麼一種體裁的東西了。日本女作家似乎是在利用“私小説”的這種體裁來進行另外一種實驗，以便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學來。如柳美裏前段時間出了一部短篇小説集，名字叫做《私》，就是“我”的這個“私”，把“我”寫成很多很多種的“我”。比如説作為小鳥的“我”，作為別的什麼的“我”，借著“私小説”的形式來寫很多種“我”。這就已經是在虛構了，而“私小説”卻是紀實的。由此看來，《私》顯然不屬於“私小説”的範疇。《命》和《魂》雖是對個人生活的真實表述，但它與傳統的“私小説”也有很大區別，不能把它機械地理解為“私小説”。

    希望同中國女作家進行交流

    記者：日本女作家來華訪問都包括哪些內容？日本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來中國的計劃是如何實施的？

    川村：只在日本國內進行創作，眼界會比較窄。我認識很多日本作家，他們都希望能夠同外國作家進行交流。當然日本女作家也希望與中國女作家進行這種交流。記得是去年春天吧，當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的許金龍先生在東京對我提出這個設想時，我十分贊同，我又把這個設想向大家説了一下，得到了很多女作家的贊同。這次中日女作家研討會前後一共需要5天，以兩國女作家面對面的直接交流為主，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議程。

    記者：聽説日方為這次訪華成立了一個專門組織……

    川村：我們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事務局，由藤井久子任局長。為了增加交流的效果，我們與中國方面進行合作，對中日兩國女作家進行介紹，比如説我們把中國女作家的一些作品介紹到日本。在我來之前，日本正在組織力量進行翻譯，準備在會前搶譯出一些來，使參加會議的日本女作家對中國女性文學有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以便在會上能夠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中國方面則計劃出版一套中日女作家系列叢書（全21卷），目前也正在進行之中。

    《環球時報》 (2001年06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