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義大利文學,繼卡爾維諾和艾科之後,最令人矚目的先鋒小説新星,應是亞歷山卓 巴瑞科(Alessandro Baricco)無疑。巴瑞科1958年生於義大利都靈,現已出版四部重要的長篇小説:《憤怒的城堡》、《海洋,海》、《絹》和《城市》(前三種均由台灣皇冠出版社于近兩年出版了中譯本,倒是一向重視義大利文學的內地翻譯界少見介紹),《憤怒的城堡》甫一齣版就同時獲得法國著名的“麥迪西獎”和義大利的“坎皮利歐文學獎”;《海洋,海》則獲義大利的“維多雷古文學獎”和“波斯克城堡文學獎”;《絹》一齣版就登上了歐洲各大文學書籍的暢銷排行榜(他們的暢銷和實驗文學好像從來不構成衝突);而新作《城市》在出版的頭幾個月僅義大利就有二十萬的銷售量。
由於巴瑞科出生於義大利和法國接壤的都靈,而且總是以義大利語和法語同時出版小説,所以歐洲評論界對他到底是義大利作家還是法國作家並無嚴格的界定,其實這也是當代歐洲文學的常見現象,像米蘭昆德拉現在你就難以界定他是捷克還是法國小説家了,這和近十餘年來歐洲文化的日趨同一有關。而巴瑞科的寫作也呈現出法國當代文學和義大利當代文學的雙重影響:首先他的小説慣用的同時敘述拼貼技巧馬上令人想起法國新小説的幹將西蒙(見《弗蘭德公路》和《植物園》),其不同在於西蒙慣用時空拼貼,而且較為零碎和迅速,而巴瑞科則以一個個較為完整的小敘事段落進行拼貼,在拼貼節奏的變化也較為多樣、自由。其次,巴瑞科的圍繞同一主題展開多重故事的方法則令人想起他的前輩卡爾維諾(像《如果一個冬夜,有一個旅人》和《不存在的城市》),他們都擅于用一連串的寓言來營造一個大寓言,之不同在於卡爾維諾比較線性和有明晰的結構,而巴瑞科更為立體,寓言和寓言之間的呼應更為隱蔽。第三點尤為神秘的,是巴瑞科小説中對“命運”的不斷審視令人聯想到艾科的巨著《傅科擺》——兩者均對由偶然性事件組成的命運的必然性有深刻反思,而這反思,在巴瑞科的小説中看來更為沉痛,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憤怒的城堡》要冠以“憤怒”之名的原因所在了。
《憤怒的城堡》講述的是一個虛構的小城“幹尼拔”裏一些人的故事,“幹尼拔的人,會把目光放在無盡遙遠的地方”——請注意:這遙遠是“無盡”的,也即永遠達不到的。小説裏人物們的悲劇也由此而鋪演,因為對不可能事實的追求最終只帶來永恒的失落,但那些人的自我價值卻在失落之前的尋覓中得到了一個高潮的完成。為妻子買下一個蒸汽火車頭並打算鋪設一條永無盡頭鐵路供其賓士的海爾先生;海爾的妻子,帶著秘密之書而來最後也神秘離去的美人白恩;傾慕白恩的美少年、卻是海爾的私生子的莫米;自製各種古怪樂器,發明“人琴”的派基許;設計玻璃烏托邦的工程師歐羅;把長大衣當作命運穿在身上的天才男孩潘特;從未結婚卻成為了寡婦的阿貝吉;還有組成“人琴”樂隊的幹尼拔城的蕓蕓眾生——那些命運多舛的幻想家們。巴瑞科的筆時而浮光掠影時而纏綿悱惻地遊移于這夢城閃爍的肥皂泡般的生命之間,仿佛即興泛演出一個個暗地交錯的故事,然而卻像每一個建造了自己的世界的小説家一樣,他飄在夜空上的造物者的目光為角色們的不幸而憤怒、顫抖———他不禁要借書中人的口問:在這一切的美麗和悲哀的流轉中,我們最後能夠保有的是什麼?
這一切命運的箭頭就在最後的一場嘉年華會巡遊中相撞,巴瑞科的文字進入一片華彩樂章———他仿佛要在樂隊的每一步前進中都進入一個抒情的高潮,角色和讀者也隨著文字的錯亂而喘息、緊張地期待甚至參與毀滅的發生。在臨界點之後,海爾破産,莫米被殺,白恩失蹤,派基許和歐羅發瘋,潘特長大離開並成為一個平凡人……悲劇已然憤怒地爆開了,而悲劇的意義何在?最先死去的老玻璃匠安德爾森臨死前對海恩説的話也許為我們找到了些許:“你可能會打破所有的水晶球,而這就是人生……真正的人生也許就是破碎的人生,一百分的人生終究會破裂……你知道嗎?我已明白世界上儘是到處閒逛的人,而他們的口袋裏大多裝著小彈珠……弄不破的小彈珠……而你呢,你卻老是在自己的水晶球裏停不下來……它們很美,我喜歡看著它們,我在你身邊時……我們看著這麼多的東西在裏面……這東西讓你打從心底歡喜……你千萬別罷手……假如有一天它們爆炸了,這也是人生,人生的本質……令人驚訝的人生。”
雖然憤怒,但“城堡”不正也是“堅持”的象徵嗎?何其有情的書寫,我想這不止是《憤怒的城堡》悲劇的意義所在,也是巴瑞科在當代文學中的意義之所在:經歷了悸動、狂亂的現代主義文學,冷漠、顛覆的後現代主義文學之後,我們的文學實驗者還能尋覓什麼?一切分崩離析,還能抓住什麼?巴瑞科找到的,是文學的根源:情,重情的書寫,繼續追問在這紛紜驟變的世界上把我們維繫、保存在一起的到底是什麼。這也是當代文學在實驗之後該如何深化、存留下去的其中一條明晰的道路。
(《憤怒的城堡》,巴瑞科著,簡伊玲譯,台灣皇冠出版社)
《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