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代文學綜合性研究已初步形成規模，産生了一批品質上乘、影響顯赫的專著，不少中青年學者嶄露頭角，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胡傳志就是此時涌現出來的卓有成就的新秀之一。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金代文學研究》，可以説是他近十年辛勤耕耘的結晶。

    作者的研究最初從研究元好問所編金詩總集《中州集》入手。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因為此書既是今存唯一的金人所編本朝詩總集，是今天了解金代文學最直接的、屬於“第一層位”的史料，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為“一代文宗”元好問的文學、史學思想。以此入手，可一石二鳥，雙管齊下，為日後的綜合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他以此為突破口並逐步擴大研究的涵蓋面，將文獻學研究與宏觀、文化、美學層次的研究結合起來，終於初步構建起自己金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框架。《金代文學研究》由5章組成，大致包括3方面的內容，即宏觀研究、作家研究和文獻研究。全書的結構反映了作者精心結撰，力圖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的嘗試，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作者近年來的成果和水準，標誌著他在這一學術領域中踏上了新的起點。

    與其他學科一樣，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大體有理性思辯和經驗實證這兩種方式。而且，它們在實際操作中應互為補充，不可偏廢。本書體現出作者自覺地使這二者結合、補足的治學路徑。作者對每一具體問題的探索，不但體現了腳踏實地的學風，而且表現出良好的悟性和開拓精神。如對金代文學特徵的探討，過去學者們見仁見智，眾説紛歧，有的認為它只是北宋文學的餘波遺響，有的則過分強調其獨特的個性。他通過梳理、辨析大量的資料，澄清了前人的種種歧説。作者認為探討金代文學的特徵，應根據它與前代相比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這“新的東西”就是金代文學與前代文學的不同點，亦即在非漢族統治時期、區域內的作家所創作的漢語文學與在漢族統治時期、區域內的漢語文學的差異，它並不僅僅局限在文本、風格上，而且有其他表現。以此為出發點，他從中原文學中心北移、少數民族文人的崛起、末代文人豪傑的涌現、政權對立下的文學個性諸方面作了探索。在論及金末出現了大批豪傑式作家這一特徵時，他聯繫元好問《閒閒公墓銘》和《自題〈中州集〉後》詩，對“豪傑”這一概念的內涵作了界定，認為它不僅指才能傑出的人，也包含著豪邁任氣的意思。他指出，金代前、中期文壇上豪傑之氣並不明顯，而“貞礻右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借用元好問《千戶喬公神道碑銘》中語）。他例舉了李純甫、雷淵、張鈺、閻長言、高永、王若虛、彭悅、王權、周嗣明、元好問、辛願、李汾、王渥等一大批有慷慨任氣特徵的人物，以證實這一觀點。他進而將這一現象提高到理論的層次作了剖析、評述，認為：金末文學之所以能避免過去有些朝代末代文學習見的弊病，正是由於出現了一批豪傑式的文人，他們外向型的剛毅個性具有反彈、抗爭的力量，這使得金末文學揚棄了亡國之音低迷的哀吟傷嘆和“女郎詩”，以及南宋末年江湖、四靈諸人狹小枯窘之病態，呈現出蒼勁悲涼、慷慨多氣和雄豪剛健的總體風貌；金末豪傑式作家不僅強化了金源文學的陽剛之氣，而且給低沉的末代文學增添了活力，對元詩和元曲審美形態的形成也産生了相當明顯的影響，其歷史意義和地位不應被忽略。作者在闡述論證自己的每一論點時都援引使用豐富、翔實的史料，對問題鑽研探究得十分細密而有深度，結論也頗為審慎、精當，令人信服，體現出對歷史現象極大的洞照力和穿透性。在很多方面，作者都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新見。比如對金、宋文學的聯繫，過去即使強調金承宋緒的學者也失之粗率和表像化，缺乏細微的探究。

    胡傳志圍繞這一專題，從具體史實入手，解決了不少有關疑點。他專門考索了“蘇學盛于北”這一現象的來龍去脈，論述了北宋詞學傳統對金初詞壇的影響以及金初詞對南宋詞壇的影響，理清了兩宋和金代詞史上蘇軾——蔡松年——辛棄疾這一豪放詞派的發展脈絡，並在很多方面對前人之誤解多有匡正。過去學界一般都忽視或否認蘇軾到辛棄疾之間有蔡松年這一仲介人物。可以説，這一偏見直到胡傳志研究成果的問世才得以澄清。

    《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