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有兩本山峰之作，一本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另一本則是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前者由戈公振先生在1926年6月完稿，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者由方漢奇先生主持，規劃于1987年，1992年、1996年、1999年分別出版第一、第二、第三卷。前者雖不是第一本新聞史著作，卻是新聞史研究的第一次重大意義的突破，標誌著中國新聞史走上整體的、系統的研究軌道；後者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的中國新聞通史著作，被譽為中國新聞史學成果的集大成者。它對中國新聞事業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記述，從報紙、刊物、通訊社、廣播、電視到電子報刊；從新聞攝影、新聞圖片、新聞紀錄電影、新聞事業經營管理、新聞法、新聞社團、新聞界人物到新聞教育；從編輯、採訪、出版、印刷、發行等一般新聞業務活動到新聞教育、新聞傳播學研究，篇幅之宏大，材料之厚實，內容之豐富，方面之細緻，建構之完整，在同類著作中達到頂級水準，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最新重大突破。

    正如河有源頭，細流不涓，方能成浩蕩之勢，中國新聞史研究這條大河，二十世紀初由《中國報學史》開創主源頭，幾多波折，幾經風雨，艱難地跨越二十年的戰亂動蕩期，不屈地在六、七十年代“左”傾環境中伸直胳膊，在改革開放後呈現蓬勃發展的喜人狀況，使得新聞史研究具有七十年的豐富積累和深厚基礎，終在世紀之尾，兼收並蓄，匯入《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這條最大的支流，為整個新聞傳播學的持續發展奠定基礎。站在新世紀的入口，回顧上世紀新聞史研究的成敗得失，更能體會到《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歷史價值，它是二十世紀新聞史研究的學人對前人的總結和對後人的交代，我們認為它在以下多個方面超過了前人的同類著作：

    首先，它是中國新聞史研究里程碑式的煌煌巨著。《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分三卷共25章約260萬字，除了字數篇幅上無人望其項背外，內容豐富多彩，涉及新聞傳播的方方面面，在地域上不僅著眼于內地，而且兼顧臺港澳等地區；在時間跨度上從先秦兩漢時期的古代新聞傳播活動一直延伸到當代的新聞事業，上起于西元前二三世紀，下止于1990年，跨度達2200年，其中1949年到1990年的當代部分，是以往多數的中國新聞事業史方面的專著和教材所沒有涉及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在這方面下了較大的功夫；在結構安排上，古代部分歷時2000年，僅用了12萬字，佔總篇幅的十五分之一，近代部分歷時100年，用了48萬字，佔總篇幅的三分之一弱，現當代部分歷時70年，用了100萬字，佔總篇幅的二分之一強，基本體現了厚今薄古和詳今略古的原則。

    其次，幾乎所有現在的對新聞史研究有所建樹的專家學者都參與了此書的撰寫。一部體例詳備、卷帙浩繁的通史工程，需要充分發揮集體的作用，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參與撰稿的連同主編副主編在內，共有24個單位的47位作者，有的是長期從事新聞史研究、著述豐富的專家學者，有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培養出來的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中青年新聞史研究工作者，有的是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實踐，新近從第一線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從事研究課題的老新聞工作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專長，分工時每個人所寫的都是他們自己最熟悉最有研究的領域，這樣可以博採眾長，各出機杼，集腋成裘，有事半功倍之效，各個篇章構成一個有機的系統，組合成一部品質上乘的書稿。

    再次，《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吸收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全書在編寫過程中，十分注意借鑒和利用前人在中國史、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內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峽兩岸和海內外中國新聞史專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既有所師承又有所突破有所發展。利用前人的成果時，不忘尊重他們的勞動，全書所有的引文論據都盡可能地註明出處，註釋力求翔實準確，引文力求意義完整，避免斷章取義，一些有重大參考價值的材料，適當置於註釋之中，供讀者參考。同時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負責撰寫自己處於研究優勢的那一個領域，就使他們在自己熟悉的園地裏馳騁，在規定的字數裏，進行深入的開掘，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前進，使全書能夠充分反映出當前中國新聞史研究已經達到的學術水準。

    最後，《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糾正了過去各類新聞史著作中不準確乃至錯誤的提法和記錄。承認新聞史是一門科學，就必須對新聞史研究有一個科學的態度，對第一手材料要進行由表及裏，由此及彼，去偽存真，去蕪存精的分析，從而得到正確的符合實際的結論。這種實事求是的學風，表現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中，在於它對新聞史上的各個具體的報刊、人物、事件，力求作出正確的評價，不亂貼政治標簽，不亂扣政治帽子，對新聞史上有爭議的一些問題、人物和報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時，也在行文和註釋仲介紹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讀者擇善而從。新聞史研究中，對史料的考訂和甄別是基礎工作，從新聞史這門學科誕生起，就不斷引起學者的關注。《中國報學史》雖然意義重大，但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不少史料有差錯就是其中的疏忽之一，方漢奇先生在他那本被公認為“中國50年來第一部有影響的新聞史專著”的《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後記中，提議要補充解放前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的不足。後來，方先生等人專門撰寫、訂正戈著多至二百餘處。然而學術研究的水準不斷提高，方先生認為他10多年前寫的《中國近代報刊史》一書中有不少結論與時代有所脫節，借著這次寫作《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機會，方先生對過去的東西幾乎是推倒再建，重寫了一部近代報刊史，許多結論既恰如其分又煥然一新，而在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具有同樣學術參考價值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方漢奇先生領導編寫者，通過細緻認真的梳理和考訂，糾正了此前出版的新聞史專著中的錯誤超過了2000處。敢於推翻自我，鼓勵學術爭鳴，是方漢奇先生尊重事實的一貫表現，比如在《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一文中，方先生如實地提到自己“在以往寫的《談邸報》文中，曾經把唐朝的‘邸報’籠統地稱為封建王朝的宮廷官報，現在看來，是不夠準確的。”方先生提出的觀點“《進奏院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報紙”現在也有人反對。但方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很明確地説出了他的看法，他鼓勵新聞史的編寫工作者要“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作為一部新聞通史著作，如何理解新聞史，用什麼觀念統帥整部書稿的寫作，讓全書有一個清晰的脈絡，是此書能否具有鮮明特色的前提。《中國新聞事業通史》把新聞史的研究和各時期的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緊密聯繫在一起。因為生産力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著新聞事業的發展，所以研究新聞史離不開各時期的生産鬥爭史和經濟發展史。又因為新聞活動和各時期的階級、政黨、政權機關的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研究新聞史又必然離不開階級鬥爭史和政黨運動史。同時作為文化史的一部分，新聞史和文化史的其他各個分支聯繫密切，比如近代歷史上幾次大的啟蒙運動，哲學和文學戰線上幾次大的論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新文化運動的誕生和發展，多種文學藝術流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品的問世，著名作家、表演藝術家的嶄露頭角以及得到社會的承認，某些科學文化知識的普及和傳播，無不和報刊有關，所以加強新聞史研究有利於促進文化史的各個部門研究工作的進展，《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完成，圓了文化史研究工作者的一個宿願。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完成，有利於廣大新聞工作者、新聞理論工作者和關心新聞事業發展的一般讀者更好地了解有關新聞事業的歷史知識，繼承和發揚歷史上的新聞宣傳活動的優良傳統，借鑒和參考歷史上各種新聞傳播媒介的經驗教訓，改進我們的工作，更好地促進當今新聞事業的發展。尤其是近現代，我國出現一大批愛國進步的新聞媒介，從刊期上看，有日報、隔日報、三日報、週報、旬報、半月刊、月刊、季刊、年刊；從版式看，有全張、對開、四開、八開、十六開乃至六十四開；從內容上看，有綜合性報刊和側重於科技、文學、體育、藝術、攝影、漫畫等方面的專業性報刊；從讀者對象看，有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也有以工、農、青、學生等一部分讀者為對象的。這些門類繁多、風格各異的報刊令人目不暇接，他們的經驗，對我們搞好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報業經營，有直接的借鑒意義。再比如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無産階級革命報刊，可以實事求是地把握黨報的優秀傳統：全黨辦報；聯繫群眾；做好黨的耳目喉舌；反映人民的聲音；講真話；艱苦奮鬥等等，為辦好我們的黨報出謀劃策。中國報壇上，曾經涌現大批優秀新聞工作者，他們不僅是他們所處那個時代的先行者，還是輿論戰線上的英勇戰士，像李大釗、梁啟超、黃遠生、宋教仁、史量才、胡政之、瞿秋白、惲代英、范長江、鄧拓，他們在各種環境下創辦各類報紙的經驗，至今值得我們學習。

    金無足赤。方漢奇先生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序言中講到此書的不足之處：“有些觀點不一定妥當，詳略的安排不一定適宜，評價不一定準確，分析不一定充分，以及由於作者人數較多而産生的文風不夠統一等等。”這裡有方先生的自謙之詞，但作為一部著作，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史料不斷涌現，使得《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今天看來又有加以補充修訂的必要，像尹韻公博士發現明代邸報一事，因為晚于《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的出版時間，所以書中對此語焉不詳。但瑕不掩瑜，《中國新聞事業通史》著眼于新聞事業自身發展及經驗評述方面，反映了新聞史研究的最新趨勢，它的完成實在是新聞史界的一大盛事。

    《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