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一百年中，先後出版了數十部《中國美術史》，最後一部是2000年底由王朝聞任總主編、鄧福星任副總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承擔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美術史》。該書由齊魯書社、明天出版社出版。全書共12卷，500萬字，6000幅圖板，可謂大部頭；近百名專家學者參加編寫，堪稱大規模；從開始編撰到出版歷時17年，確乎曠日持久。這是20世紀編撰歷時最長，編撰人員最多，成書規模最大，學術水準最高的一部中國美術史。

    著名美學家王朝聞先生早有一個夙願，就是修一部時代需要的、比較全面、系統的中國美術史。1983年起，王朝聞先生不顧年邁，以“朝聞道，夕不甘死”的精神率領近百名美術史家集體攻關。王老一再提醒大家，一部科學著作獨立的價值就在於它不可代替的特殊性，我們不能不超過前人，因為前人沒有我們這樣的條件。後人可能會超過我們，但後人不能代替我們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在一次次的編撰會議上，王老一方面鼓勵大家積極開展學術爭論，他戲稱為“挑撥離間”，一方面反覆強調協作精神，強調相互尊重，發揮集體攻關的優勢，強調在學術上應該有所突破，應該具有不同於以往美術史書的學術特點。

    以審美關係為主線是這部美術史書的特點之一。即把中國美術史看成是中華民族與其所創造和接受的美術之間的審美關係的歷史，看成是由歷代美術作品、美術現象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審美理想、審美趣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發展史。

    以審美關係為主線撰寫美術史，正如該書編委、“清代卷”主編薛永年所説：“這不僅在國內未曾有，即使在研究方法眾多的西方同行中也無人嘗試。”難度可想而知。例如原始美術，不能滿足於考古，重點要研究審美關係，如是什麼原因使新石器不只符合實用的需要，而且符合審美需要？石器的造型特徵、審美屬性是怎樣表現的？已經形成的審美觀念、審美標準、審美趣味，怎樣以多種形態體現在非石器的其他産品上？怎樣作用於陶器設計？陶器的美怎樣為銅器所繼承和發展？要寫出特色，就必須認真研究這些關係。由於各卷都圍繞審美關係解決難題，因而在編寫中能夠在眾多的主客體之間把握住了美術史的多樣統一。

    與主線緊密相關的是方法，全書的寫作方法可用16字來概括，即“以論帶史、論從史出、寓論于史、史論結合”。在王老的啟發下，經過多次討論，編撰者一致認為：既不能以史料代史學，更不能以論代史，史與論是一種辯證關係，雙方中的一方不能離開對方，離開對方它自己也不存在；在研究過程中，既離不開具有宏觀意義的一般理論作為研究的起點，又不能不歸結為從具體史實所得出的理論判斷；既從史料的實際出發，又不滿足於史料的匯集，研究對象的特徵對史和論都起著基礎性和根本性作用。

    這部《中國美術史》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研究過程中造就了一批美術史家。正如王老所説的那樣：“編寫過程就是研究過程，研究過程就是提高過程，也就是創造美術史家的過程。”事實證明，集體攻關對個體的美術史家的成長有著不可代替的優勢，個體在同一目標下，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經過十幾年的磨煉，涌現出一批美術史家。副總主編兼原始卷主編鄧福星，夏商周卷主編李松，秦漢卷主編顧森，魏晉南北朝卷、隋唐卷主編陳綬祥，五代兩宋卷主編徐書城、徐建融，元代卷主編杜哲森，明代卷主編楊新、單國強，清代卷主編薛永年、蔡星儀，編輯部主任劉興珍現今都以其學術成果為美術界所公認，已是學業有成的美術史家和學術帶頭人。近百名撰稿人也逐漸成長為專家學者。

    磨劍十七年，時間似乎長了些，但十二卷巨軼和一批美術史家的造就，足以成為美術史學史上的重要收穫。

     《光明日報》200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