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人。

    我出生於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從富饒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間是一個漸次升高的群山與峽谷構成的過渡帶。這個過渡帶在藏語中稱為“嘉絨”，一種語義學上的考證認為，這個古藏語詞彙的意思是靠近漢人區山口的農業耕作區。直到目前為止，還有數十萬藏族人在這一地區過著農耕或半農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生於這樣一個在河谷臺地上農耕的家族。今年我４２歲。其中有３６年都生活在我稱其為肉體與精神原鄉的這片山水之間。到今天為止，我離開那片土地還不到６年時間。

    從童年起，一個藏族人就註定要在兩種語言之間流浪。

    在就讀的學校，從小學，到中學，再到更高等的學校，我們學習漢語，使用漢語。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語交流，表達我們看到的一切，和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長的年代，如果一個藏語鄉村背景的年輕人，最後一次走出學校大門時，已經能夠純熟地用漢語會話和書寫，那就意味著，他有可能脫離艱苦而蒙昧的農人生活。我們這一代的藏族知識分子大多是這樣，可以用漢語會話與書寫，但母語藏語，卻像童年時代一樣，依然是一種口頭語言。漢語是統領著廣大鄉野的城鎮的語言。藏語的鄉野就匯聚在這些講著官方語言的城鎮的四週。每當我走出狹小的城鎮，進入廣大的鄉野，就會感到在兩種語言之間的流浪，看到兩種語言籠罩下呈現出不同的心靈景觀。我想，這肯定是一種奇異的經驗。我想，世界上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種體驗。

    我想，正是在兩種語言間的不斷穿行，培養了我最初的文學敏感，使我成為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

    從地理上看，我生活的地區從來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帶。更因為自己不懂藏文，不能接觸藏語的書面文學。

    我作為一個藏族人更多是從藏族民間口耳傳承的神話、部族傳説、家族傳説、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營養。這些東西中有非常強的民間特質。藏族書面的文化或文學傳統中，往往帶上了過於強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並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鄉野中流傳于百姓口頭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維習慣與審美特徵，包含了更多對世界樸素而又深刻的看法。這些看法的表達更多地依賴於感性的豐沛而非理性的清晰。這種方式正是文學所需要的方式。

    通過這些故事與傳説，我學會了怎麼把握時間，呈現空間，學會了怎樣面對命運與激情。然後，用漢語，這非母語卻能夠嫺熟運用的文字表達出來。我發現，無論是在詩歌還是小説中，這種創作過程中就已産生的異質感與疏離感，運用得當，會非常有效地擴大作品的意義與情感空間。

    漢語和漢語文學有著悠久深沉的偉大傳統，我使用漢語建立自己的文學世界，自然而然會沿襲併發展這一偉大傳統。但對我這一代中國作家來説，不管他屬於中國５６個民族哪一個民族，成為一個漢語作家並不意味著只是單一地承襲漢語文學傳統。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中國面對世界打開國門後不久走上文學道路的。所以，比起許多前輩的中國作家來，有更多的幸運。其中最大的一個幸運，就是從創作之初就與許多當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漢語中相逢。

    我慶倖自己是這一代作家中的一員。我們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開列出一個長長的西方當代作家作品的名單。對我而言，最初走上文學道路的時候，很多小説家與詩人都曾讓我感到新鮮的啟示，感到巨大的衝擊。僅就詩人而言，我就階段性地喜歡過阿萊桑德雷、阿波裏柰爾、瓦雷裏、葉芝、裏爾克、埃利蒂斯、布羅茨基、桑德堡、聶魯達等詩人。這一時期，當然也生吞活剝了幾乎所有西方當代文學大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

    大量的閱讀最終會導致有意識的借鑒與選擇。

    對我個人而言，應該説美國當代文學給了我更多的影響。我個人認為，許多當代的文學流派都産生於歐洲，美國小説家並沒有誰特別刻意地用某種流派的旗號作為號召與標識，但大多數成功的美國當代作家都能吸收歐洲最新文學思潮並與自己的新大陸生活融合到一起，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文學世界，而且更少規則的拘束，更富於來自大地與生活的創造性與成長性。

    因為我長期生活其中的那個世界的地理特點與文化特性，使我對那些更完整地呈現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給予更多的關注。在這個方面，福克納與美國南方文學中波特、韋爾蒂和奧康納這樣一些作家，就給了我很多啟示。換句話説，我從他們那裏，學到很多描繪獨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

    因為我是一個藏族人，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的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讓我關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獨特、真實的表達。在這一點上，美國文學中的猶太作家與黑人作家也給了我很多的經驗。比如辛格與莫瑞森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如何講述有關鬼魂的故事。比如，從菲利普羅斯和艾裏森那裏看到他們如何表達文化與人格的失語症。我想，這個名單還可以一直開列下去，來説明文學如何用互動式影響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國度、不同個體身上發生作用。

    我身上沒有批評家指稱的那種“影響焦慮症”，所以，我樂於承認我從別處得到的文學滋養。

    在我的意識中，文學傳統從來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條不斷融匯眾多支流，從而不斷開闊深沉的浩大河流。我們從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會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們包容，然後以自己的創造加入這條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這種眾多聲音的匯聚，最終會相當和諧、相當壯美地帶著我們心中的詩意，我們不願沉淪的情感直達天庭。

    佛經上有一句話，大意是説，聲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聲音，大聲音是為了讓更多的眾生聽見。要讓自己的聲音變成這樣一種大聲音，除了有效的借鑒，更重要的始終是，自己通過人生體驗獲得的歷史感與命運感，讓滾燙的血液與真實的情感，潛行在字裏，在行間。

    《中國文化報》2001年5月11日